光明網評論員：今年的達沃斯論壇會期恰逢中國龍年春節期間。據說，參加這次論壇的國家級領導人有30多位，中央銀行行長近20位，此外，還有多達1500多位的大公司總裁。

　　在最近一些年，中國經濟增長及其效應，始終是達沃斯論壇的熱門話題之一。此次論壇，是中國參與論壇以來，國家領導人首次缺席論壇的相關活動。此一點，自然成為媒體的關注點。然而，中國政府首腦在春節期間的活動軌跡，卻正應和了今年達沃斯論壇的主調——社會公正與制度變革。

　　龍年春節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遠赴甘肅，考察了去年11月16日發生校車事故的慶陽縣和1936年就建立了紅色政權、由習仲勛擔任首任縣委書記的環縣。這兩個地方，相對而言，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慶陽校車事故，促使政府下定決心調整公共財政的結構，做出了盡快建立惠及子孫的校車制度的決定。而“老區”環縣，在中國經濟迅猛增長中，仍可代表許多“老、少、邊、窮”地區的治理現狀，是發展不均衡的一個象征。制度變革和社會公正，本應是政府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當然，制度變革和社會公正問題，不獨中國有，其他國家也有。達沃斯論壇透露出的信息表明，許多國家都非常嚴肅地看待世界經濟危機所暴露出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問題，并開始著手解決這些問題。對中國而言，準確判斷形勢，順應世界大勢，變革妨礙實現社會公正的制度，是關系到中國國民自身利益的問題。

　　實際上，在達沃斯論壇上，許多來自中國的論者都十分清楚中國問題所在，其所議所論，都直指當前經濟增長中的核心問題。比如，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以及推動這種改革的政治意愿問題，中國需要面對的勞動力供給下降、創新不足、國進民退問題，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方式帶來的效率遞減以及不公平問題，等等，都指明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所必須完成的前提性工作。

　　從達沃斯論壇舉辦的歷史看，將其“務虛”的主題轉變為現實中的政治經濟政策，并非一件易事。制度變革與社會公正，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內涵，每個國家也都面對著不同層次的問題。在中國，制度變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而社會公正尚在基礎性建構階段。所謂制度變革和建構社會公正的迫切性，大都來自社會現實的倒逼，是順勢而為，還是逆勢而動，事關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

　　因此，在達沃斯論壇的幾百場會議的主題中，把握住世界大勢，并據此更加清晰中國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正是中國參與類似達沃斯論壇這樣的世界主流話語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