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從國務院到工信部，針對淘汰落后產能、控制鋼鐵產能過剩問題下發的通知不在少數，但國內鋼鐵產能、產量增勢依舊。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的落實上，地方以GDP為政績的任務很重，而地方鋼企又是財稅收入的重要來源。當前必須進行企業改革，政企分開，這才是鋼鐵業健康發展的保障。

　　又是一紙淘汰落后產能的通知。

　　7月12日，醞釀多時的《鋼鐵行業生產經營規范條件》終于露臉。據悉，鋼鐵業聯合重組指導意見將于年內出臺。細數近年來針對淘汰落后產能、控制鋼鐵產能過剩這一問題，從國務院到工信部下發的通知已不在少數，但國內鋼鐵產能、產量增勢依舊。

　　是政策調控之手無奈，抑或市場調控之手失靈？到底怎樣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鋼鐵產能過剩的沖動？

　　政策發布直指中小鋼企

　　新頒布的《鋼鐵行業生產經營規范條件》對業內爭議最大的生產規模問題進行了界定：要求2005年7月以前所建高爐有效容積400立方米以上，轉爐、電爐公稱容量30噸以上；2005年7月《鋼鐵產業發展政策》頒布實施后建設改造的高爐有效容積1000立方米及以上，轉爐公稱容量120噸及以上，電爐公稱容量70噸及以上。

　　蘭格鋼鐵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琳認為：“以2005年7月為界，劃定不同的標準，這與我國鋼鐵行業的發展模式有關。在2005年7月以前，我國鋼鐵行業基本上呈粗放式發展；2005年以后，又進行重復建設。《鋼鐵行業生產經營規范條件》如此設限，意味著將嚴格控制鋼鐵總量，加快淘汰落后產能，中小鋼鐵企業將大量出局。”而這無疑等同于將中小鋼企判為死刑。

　　同為業內競爭者，中小鋼企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有人說它是鯰魚，產生鯰魚效應，也有人說它是市場經濟的標示。更多的分析人士認為，由于現在每一家鋼廠都是當地政府的搖錢樹，才導致國內鋼鐵產能的不斷膨脹難以控制。

　　蘭格鋼鐵分析師徐立指出，以前為了擺脫被淘汰的命運，部分鋼鐵企業開始與國家規定的淘汰標準“競賽”。如果國家規定高爐的標準是300立方米，企業就拆除舊爐子，上超過300立方米的高爐，最終結果是這部分產能得不到淘汰，反而增加了。

　　加之“目前我國仍處于城市化高峰，建筑鋼材等產品需求將繼續增長，而提供建筑鋼材等這類產品的主力軍，也恰恰是數量眾多的中小鋼廠。”業內專家表示，“宏觀調控政策促使建筑鋼材產量下降，將直接導致建筑鋼材獲利豐厚，市場需求將拉動關閉的中小鋼廠死而復生。更何況，在稅收利益的驅使下，地方政府很可能成為中小鋼廠復活的保護傘。”

　　張琳坦言，一旦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政策落地會遇到很多困難。而這也正是自2005年起，盡管鋼鐵行業政府令密集出現，但仍深陷“產能越限越多怪圈”的誘因之一。

　　地方利益扮演攔路虎

　　赫榮亮坦言，目前談及的鋼鐵“產能過剩”主要是階段性過剩，是伴隨著中國建設需求增長而產生的相對過剩，其具有結構性、動態性特點。之所以會出現階段性過剩，表面上看是企業生產的產品與市場上的需求不一致。

　　之所以出現銷不對路，首先是經濟增長的政績觀。我國鋼鐵行業主導的企業是國企、政企不分，導致鋼鐵企業缺乏長期穩定的發展觀念，以成績為指標，必然導致鋼鐵企業生產短視。

　　其次是鋼企不同的使命。國有企業占據國內鋼鐵行業中的主流。國企中，除寶鋼等幾大央企，其他的是省市級企業。“政府頻繁頒布行業法規，目的是限制中小鋼廠，但各地以GDP為政績，導致了中小鋼廠越做越大，最后紛紛躋身大型鋼廠行列，產能自然增長。”赫榮亮說。

　　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地方利益。而在地方利益中，稅收又是核心。作為地方鋼企出資人，鋼鐵企業是地方財稅收入的重要來源。所以，遏制鋼鐵行業產能過剩勢必影響地方利益，因而財稅改革勢在必行，必須做出調整。

　　“還須從企業改革入手。企業改革已進行多年，但在鋼鐵行業內政府身影仍過重。讓國企真正成為市場的主角，政企分開，是行業健康發展的保障。”赫榮亮說。

　　如果再往深看，赫榮亮認為：“鋼鐵產能增長只是表象，制度是根源，如果只是從表象入手，在規范的壓制下，暫時關停了一批企業，而且被關停的還未必真的是市場競爭力差、產品銷售不對路的鋼企。”

　　而在未來，鋼鐵行業最終還是要靠市場之手進行自然生態進化。企業是行業的細胞，行業想健康發展，必須讓細胞自由呼吸，所以，最終鋼鐵企業將向市場靠近。

　　不過，在張琳看來，完全靠市場之手進行調控，這條路還很長，“只有國內鋼材消費量達到飽和，市場之手才能發揮真正的調控作用，而這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