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星：當官做新聞都應“三貼近”

　　本刊記者  周志懿    實習記者  劉劍飛

　　張建星，《傳媒》(原《報刊管理》)創刊號的封面人物。中共天津市河東區委書記，原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天津日報報業集團社長、總編輯。作為一位優秀報人和資深媒體管理者，他的經歷頗具傳奇色彩。25歲當記者，26歲做記者部主任，30歲成為報社編委會委員，36歲獲第二屆范長江新聞獎，成為兩屆新聞獎中最年輕的得主。同年被國務院授予中青年專家。40歲被任命為《天津日報》總編輯。41歲時兼任天津日報社社長，是當時省級報社最年輕的掌門人。之后又兼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第一副部長。在《天津日報》的25年間，他完成了由媒體經營向經營媒體的轉變，將這家原本被對手打壓得嚴重虧損、無紙印報的報社打造成了全國頗有影響力的報業集團。他撰寫的《新聞的創意時代》、《傳媒的運營時代》等傳媒實戰書籍，以及他提出的“大報不能小報化，主報不能邊緣化”的觀點和“堅持正確導向，投身市場競爭，帶出一流隊伍，辦出大報風格”的媒體經營思路，備受學界和業界推崇，也為天津日報報業集團贏得了聲譽。

　　2008年4月，他受命擔任中共天津市河東區區委書記，由資深媒體人成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

　　2009年8月，《傳媒》創刊10周年之際，記者對這位曾縱橫馳騁傳媒界，有著記者、總編輯、作家、官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等多重身份的風云人物和傳媒智者，進行了獨家專訪，聆聽他從報業集團老總到“父母官”轉型后未曾透露的心跡。

　　記者：2008年4月，您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報業集團的社長、總編輯，傳媒業的領軍人物到天津市河東區擔任區委書記，比較一下您現在的工作和以前在報社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張建星：轉崗之前，我在傳媒業做了25年，從黨報集團一把手調到區委書記這個崗位是我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從政與做媒體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工作。媒體是一種傳播，而主政一個地區實實在在地說是一種執政。首先從組織架構上來看，一個地區是一級政府，區委、人大、政府、政協、紀檢、公檢法、工青婦等，它是一個地區運行的龐大組織結構；而報業集團就比較單純，主要是社委會，人數較少，工作單一。其次，從工作性質來看，也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地區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護穩定。這個非常重要，這個是你作為書記主政一方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而在報社做媒體管理工作，主要進行戰略規劃、宏觀管理，起到“把關人”的作用，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舞臺。第三，從工作量來看，我現在的工作量是以前在報社工作量的10倍以上，可以說空間占滿，時間占滿。在這個崗位上，直接抓的是經濟、民生、發展、穩定，全是實打實、硬碰硬的，這對一個人的品質、能力和毅力都是一次磨練和考驗。而在報業集團，即使是社長、總編輯、黨委書記、董事長一肩挑，也沒這么大的工作量。

　　記者：那么您對現在的工作有著怎樣不一樣的感覺？體會最深的是什么？

　　張建星：我從報業集團到這里后，體會最深的就是小平同志講的“發展是硬道理”，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發展非常重要，在父母官這個位置上我才真切地體會到發展很難，執政很難。而在報社，我們的記者總是擺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架勢，總想去做批評報道，發揮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但實際情況并不這么簡單，矛盾復雜，互為因果，許多急難險重之事不是一個報道能解決的。從發展和民生的角度看，穩定確實是壓倒一切的。可以說，做記者、總編輯需要新聞理想主義和激情十足，做政府官員需要冷靜和理性思維更多一些。

　　今天4月1號是我從天津日報報業集團出來一周年。報社請我開了個座談會，我和我的編輯、記者主要談了兩點體會：一是執政確實不容易，這一點做記者是感覺不到的。你總覺得很多事應該怎么樣，實際上不是那么回事；第二個更深的體會是，在現在的崗位上非常直接地面對這個社會，更直接地面對大批的老百姓，特別是面對很多生活困難的老百姓，就是我們常說的“弱勢群體”，這在報業集團是根本沒有的。從現在的崗位再看我們的編輯者，我個人感覺，的確有點“貴族化”傾向，記者采訪面對的多是企業家、政府官員，連知識分子都很少采訪。真正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記者了解得少、接觸得少、報道得少，新聞報道貴族化傾向很嚴重。到區里工作，我經常深入基層百姓中。說實話，困難群眾、弱勢群體，百姓之艱、民生之難，不止一次讓我心靈震撼而熱淚盈眶，這種體會是我在報業集團從來沒有過的。讓我深深體會到加快發展，保持穩定對老百姓有多么重要。

　　記者：談到現在新聞呈現貴族化趨勢，以您近一年半與底層群眾的接觸和曾經的報業集團老總的經歷，您對媒體有著怎樣的建議？

　　張建星：建議其實就是胡錦濤總書記所提出的“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只是做媒體時和當區委書記后對“三貼近”的理解程度不一樣。我的體會是，作為一個新時期的記者，“三貼近”十分重要。不貼近實際，就不可能準確把握時代背景、改革進程、社會脈動和主旋律，你就不知道發展有多重要，就不會深刻理解為什么發展是硬道理，為什么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我們的媒體為什么很多受眾不喜歡，不是群眾離媒體太遠，而是媒體離群眾太遠，離生活太遠，離實際太遠，離操作太遠。媒體總是強調影響力，但連受眾都影響不了，連傳播過程都不能完成，影響力何在？宣傳效果何在？傳媒使命如何完成？因此媒體要真正實現“三貼近”，就要體察民情，關注民生，真正深入下去，了解發展之艱、百姓之難，才能真正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從政也一樣，只有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才能保證你的政策措施順民情合民意得民心，也才能保證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朝向正確的方向。在這點上做媒體和從政是相同的。有了從政的這種經歷和體會，假如讓我再回到宣傳系統，我想我會比以前干得更好。我覺得，至少我們的名編名記都應該到基層掛職鍛煉，多體驗與底層群眾打交道的生活，多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這樣才能真正做好新時期的宣傳工作。

　　記者：從媒體到從政，工作量增大，壓力增大，這一年多以來您對現在的工作適應嗎？

　　張建星：說實話，剛調來時大家對一個文化人來主持一個地方的工作有點懷疑，我也因為工作跨度太大而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經過一年半的全情投入，我已完全適應了并真正熱愛了現在的工作。我這個區有80萬老百姓，吃低保的很多，發展的壓力很大，穩定的壓力也很大。特別是金融危機使財政收入、企業效益都受到一定的影響。但盡管困難，我們這個地區人氣旺、士氣高、干勁大、工作實，區級四套班子和全區上下合心合力合拍、真心真意真情，加快發展的氣勢和氛圍很好，效果也很明顯。現在我已完全地投入到區里的工作中，完全融入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曾經擔心自己做不好，怕辜負了組織和群眾的期望，但現在得到的反饋是還可以，這一點領導認可，老百姓認可。我也因此很高興，很痛快。

　　記者：這種快速的適應能力與您的成長經歷，從基層記者、編輯、主任一步一步干過來應該有很大的關系？

　　張建星：這確實有一定的關系。我出生在比較貧困的家庭，受過較多的磨煉，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去年在區委九屆六次全會上我們提出了“三個起來”的發展思路，即項目和產業“發展起來”，商業服務業“繁榮起來”，城市建設和管理“漂亮起來”。剛開始大家把“三個起來”當成一般的口號。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城市面貌的改善，廣大人民群眾得到了實惠、嘗到了甜頭，現在這個思路已經日益深入人心。今年我們在外部環境這么困難的情況下GDP增長16.8%，財政收入、服務業增幅和均衡進度在全市中心城區名列第一。事實證明，我們的思路是正確的。

　　我們建立了全國首家生態型創意產業園區----橋園創意創業產業園區；我們的“愛心手工編織中心”創造了6000余個就業崗位；我們的河東萬達廣場項目，投資53個億，規劃建設51萬平方米，建成后將實現每年1億元的稅收，創造1萬個就業崗位，有效提升城市價值和商業氛圍，形成服務津京和濱海新區的新的城市中心。看到百姓能夠從發展中受益，看到全區經濟社會發展很快，看到我們從天津最不穩定的地區成為全市穩定工作最好的地區，我覺得這是我工作的最大動力，我現在干這活比干報紙還上癮。

　　記者：您是一個感情很豐富的人，這一點從您的散文集《歷史的從容讓我們感動》中的每一篇文章，從您喜歡看副刊，您對業界朋友的關注，對群眾的感情都可看出。但是您在飽含感情的同時，作為一個地區的“一把手”，怎么保持一種理性和冷靜？

　　張建星：提到副刊，我說一個觀點，現在報紙是副刊越辦越好，新聞越辦越弱，這個現象值得研究。如《經濟觀察報》的“生活方式”版塊，《中國經營報》經營智慧的“慧”版塊越來越好。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一個重要要求就是對老百姓要永遠保持深厚的感情，對待困難群眾的生活、保障、就業等，要飽含感情地通過不斷發展來解決，踏踏實實為老百姓做事，要實實在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老百姓說你好，你才是真好。比如說前面提到的我們通過愛心手工編織中心，解決了6000多名下崗女工的再就業，穩定了2000多個家庭，這就是造福百姓的大好事。這如同我在《天津日報》時將虧損3個多億的報社打造成全國頗有影響力的報業集團，這是出于對集團上下那么多員工的深厚感情，因為報業集團的發展關系到員工的生存、就業和發展。

　　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問題上，理性永遠是第一位的。對干部隊伍的要求要嚴，發展要科學、規劃要理性。我們現在的總目標是“發展起來、繁榮起來、漂亮起來”，要實現“三個起來”，必須做足“三個區”的文章，即做足做好河東區是“天津中心城市核心區、北京高端服務經濟聚集區、濱海新區生產生活服務區”的文章。“三個區”的文章是由河東區獨特的區位優勢和發展資源決定的。河東區坐擁京津城際鐵路交通樞紐，京津城際高鐵開通后京津兩地實現30分鐘直達，我們河東區政府到天津站5分鐘，到機場12分鐘，到濱海新區20分鐘，這是得天獨厚的優勢。要做足“三個區”的文章，必須走好“三句話”的路徑，即“拆遷、穩定、抓項目”；要走好“三句話”的路徑，對干部的要求就是“學習、落實、高標準”。“學習”就是開闊視野，“落實”就是真抓實干，“高標準”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堅持一流標準，追求一流水平。穩定工作我們提出了“五個必須”的思路：領導必須有力，為民必須真誠，包案必須到位，處置必須堅決，方法必須適度。我們這個維穩思路受到高麗同志和中央信訪聯席辦的表揚。

　　記者：現在您每天還有時間關注下您操刀過的報紙嗎？

　　張建星：《天津日報》我每天都看。《北京青年報》的言論和香港的《信報》我會經常看。還有每天大概上一個半小時的網，跟朋友聊聊天，包括過去的媒體朋友。我跟傳媒界同行保持著緊密聯系。我很關注媒體，特別是有影響力的報紙、雜志和新媒體。

　　記者：您每天上網一個多小時，在官員中應該是上網較多的了。您怎么看待現在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沖擊？

　　張建星：我以前提出過一個觀點：經濟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技術化，簡稱“三化”。在這種背景下，強大的數字技術無法抗拒，數字的力量成為推動時代進步的核心技術力量。數字技術正在改變著人類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如網絡媒體的技術已經很發達了，網上的廣告，有的一閃而過，有的能讓受眾有選擇權，對受眾不干擾。

　　昨天我在新浪網的高清頻道上，偶然發現一段延安時期的史料視頻，這些內容在平面媒體上看不到，我在網絡上看了40分鐘，這也說明網絡媒體比平面媒體有優勢。網絡海量的信息，互動、快捷、便利，我家里小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上淘寶網買的。我聊天除了短信外，就是QQ號，經常去天涯社區。新媒體對平面媒體的挑戰已是不爭的事實，形象的說法是貼身肉搏。我覺得在國內，網絡的影響力比國外還要大，因為國內報紙的可讀性確實有點差，對年輕人吸引力更小，特別是80后、90后已經遠離報紙，網絡媒體完全是新一代。

　　當受眾遠離平面媒體到網絡媒體之后，平面媒體就應該做出轉變，而且要快變。媒體的利益點在哪？在受眾，就是如何吸引受眾。網絡更關注民生。杭州飆車案、鄧玉嬌案、躲貓貓事件，平面媒體在很多事件中失語，改進方式還是我剛才所說的“三貼近”，真正體會到“三貼近”背后的內涵。當然，實施數字報業戰略，平面媒體和新興媒體相互融合，是面對新興媒體崛起的一種必然選擇。天津日報報業集團在這方面也是走在前列的，成立網絡技術公司、軟件公司，應用“二維碼”技術，首批加盟加入總署的“數字報業實驗室計劃”，國內首創中文衛星報、在36個國家同時同步落地等一系列舉措。但最根本的還是你的內容，用內容吸引受眾。

　　記者：談到網絡媒體及一些重要的由網絡推動的新聞事件，您是從媒體出來的，媒體從業經驗豐富，對媒體的傳播規律很熟，從區委書記的角度您認為政府在對媒體的主動傳播方面，特別是在公共突發事件、危機公關中政府如何同媒體打交道，政府該如何用好媒體？有什么好的對策？

　　張建星：政府每天都面對著媒體。客觀地說，我們有些同志在危機處理上還不太適應，了解不多，辦法不多。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出現，給執政帶來許多新課題。政府要高度重視媒體，特別是影響力大的媒體，尤其是好媒體。總的原則是問題出現時，真實性、公開性非常重要。要敢于公開、勇于公開，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技術化的“三化”時代，在技術不可抗拒的時候，你想掩蓋什么是不可能的。作為媒體的老總到地方從政，在主動應對媒體方面是有優勢的。我要求公開不要畏懼，在社會轉型期難免會磕磕碰碰，要把這當作常態來看待，把處理問題、化解矛盾變為一種工作常態，善于發現規律和利用規律，形成應對媒體的成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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