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3日至16日，第五屆半島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來自30多個國家的100多部作品參選，其中包括11部中國紀錄片。最終中國紀錄片《俄亞納西人》和《敬老院》分別獲得中片金獎和長片家庭兒童類特別獎。電影節選片會期間，本刊特約記者、中廣協­會紀錄片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冷凇采訪了半島國際電影節創始人和主席、半島電視臺制作部總監阿巴斯・阿諾特(Abbas  Arnaout)。

　　在多元文化中保持獨立思考和判斷

　　——訪半島電影節主席阿巴斯・阿諾特

　　本刊特約記者  冷凇

　　冷凇：很高興能與阿巴斯先生相識。2007年我曾經­采訪了半島電視臺駐京分社社長伊扎特先生，兩年過去了，很多讀者都想繼續了解“半島”這個獨特的“聲音”以及新崛起的半島電影節現狀。

　　阿巴斯：半島電視臺的歷史非常短，1996年成立至今只有13年。可是成立不久，便以24小時滾動播出新聞的全天候新聞頻道覆蓋全球，為世界所矚目。當世界多數國家都被美國的CNN、FOX、英國的BBC等傳統強勢媒體的新聞所籠罩時，半島電視臺卻以不偏不倚、客觀平衡、及時準確的新聞報道吸引了人們的注意，聲譽大增。現在半島電視臺已在全世界設立了近40個國外采訪和辦事機構，收視觀眾6500余萬人。

　　冷凇：半島電視臺成立之前，阿拉­伯人要依靠CNN、BBC等西方媒體的新聞»­面了解世界，中東世界似乎一直難以建立自己的媒介話語權。由于文化、習慣的差異和文明、意識的沖突，中東人民也已經­厭倦了西方傳媒以所謂“普世價值”為內核的歪曲報道，而半島電視臺的成立恰好為中東社會提供了“不同的聲音”。

　　阿巴斯：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其實新聞傳媒和對外宣傳的投入在任何國家都僅占國民經­濟支出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但是如果運作得當，會給國家影響力、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帶來不可估量的效果。要解決國際傳播領域的不公正、不平衡狀況，必須依靠發展中國家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指望西方發達國家會主動放棄話語霸權。我們展現的是“意見與異見”，半島的責任就是讓觀眾看和聽。所有立場、看法、意見，都會平衡地得以表達。我們不是法庭，不會裁決事實，但我們的責任是把事實端出來，讓觀眾自己去看什么是好、什么是壞。判斷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還有一個直播頻道，這個頻道的定位是巧妙地將紀實元素和新聞元素加以融合。對于直播的素材，我們幾乎不作任何編輯­和處理，完整地展現在屏幕上。而就是這種看似粗糙的節目定位，卻以真實的力量換來了陣陣好評。

　　冷凇：正如您所介紹的，如果對直播內容幾乎不做任何編輯­和處理，“直播頻道”還可以擁有另外一個名字——“素材頻道”。這真是個很好的創意和先例，獨特的“現在進行時定位”會使觀眾同時感受到“新聞”和“紀錄片”兩種形態融合的魅力。請您再談談半島電影節的情況吧。

　　阿巴斯：5年前，半島電影節還少有人知曉，而今天已經­迅速成長為世界紀實影視作品的集散地。除了第三世界國家以外，歐洲、北美的一些電視人都極其支持我們。比如這次半島電影節，有世界各地50多個傳媒機構和制作、發行單位在這里設立了展臺，參展各類紀錄片600多部。半島電影節的特色是“自由”，不論什么制作成本、什么檔次、何種創作方式、帶有何種意識傾向，我們都敞開胸膛歡迎­。我個人并不反感政治立場鮮明的紀錄片，因為我生活的中東世界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工廠”。紀錄片沒有對錯，只是立場不同而已。

　　半島電影節的最大成功，便是與半島“紀錄片頻道”的戰略捆綁。“半島紀錄片頻道”每日新節目播出量為8小時，僅僅依靠自制節目不足以支撐起播出平臺。除了國際市場的購片之外，舉辦半島電影節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片源，這就是舉辦紀錄片電影節的資源優勢——不僅僅提高本臺的名氣，更使所有的編導大開眼界，提升自身制作能力，同時還簽下大量優質成品紀錄片的播映權，一舉三得。

　　冷凇：紀錄片是國家文化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對此我們都有共識。您已經­參加了兩屆中國國際紀錄片選片會，請問您對2008～2009年的中國紀錄片整體態勢有何見解？

　　阿巴斯：我喜歡中國的儒家思想，很敬重孔子。我發現5000年后中國人創作的紀錄片中，依然可以隨時找到儒家思想的影子。很羨慕中國的紀錄片創作者，因為中國紀錄片的創作題材是如此之豐富，足不離國就可以受用一生了。半島電視臺和半島電影節的總部設在卡塔爾，其面積只有1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僅為62萬，是名副其實的“彈丸小國”。這樣的環境要做一個“媒體強人”實屬不易，因此我們必須要離開自己的國家才能有所收獲。總體上看，中國紀錄片的質量比2007年有明顯的飛躍，感覺很多紀錄片在內涵­上更有人文主義氣息，創作手段上更有戲劇化表現力度了。我很喜歡你的作品《油菜花開》，它作為去年我們半島節的開幕影片，廣受好評，其成功的內因就是戲劇性的人物設置和結構張力。

　　我是電視劇導演出身，因此非常重視題材、劇本、結構三大元素。紀錄片的國際化創作，題材選取為重中之重。我個人傾向于那些對文化事件進行質疑并進行當代讀解的紀錄片。比如今年的《俑》這部紀錄片，雖然拍攝手法和制作水平較為一般，其選題卻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兵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衛兵這一說法似乎已成事實，沒有人去質疑，但是就有學者提出反對意見。電視紀錄片人應該投入精力去挖掘歷史事實的真相。這位導演采訪了若干學者，并分析了秦代戰車軌道的大小、士兵衣服和神態，包括秦俑1號坑與2號坑的朝向，最后對學術權威提出了強有力的質疑，發人深思。還有《果戈里》這部紀錄片，對古代中國馬幫強盜進行了調查，這都是今天大家既感興趣又頗具學術價值的題材。盡管這兩部紀錄片在攝制技術上存在不少缺陷和遺憾，但題材是一流的、國際化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俄亞納西人》。這是一部最具獨立思考意義的人類學紀錄片，很難想象在當代科技如此發達的世界里，四川還有依靠刀耕火種、原­始習俗生活的大部落。人們盡管生活困苦，但是村落里卻洋溢著幸福的氣氛，這對當代唯利是圖、技術至上的價值觀是一次顛覆和諷刺。

　　冷凇：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紀錄片人應抱著積極的態度去探索歷史、探索身邊的一切，用質疑的精神去探索文化的奧秘。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許多歷史內容都得到了全新的品讀。紀錄片的一大社會功效就是敢于觸碰問題，不論這問題是歷史的、當代的、未來將會面對的，還是隱含在社會深處的問題。

　　至于創作技術，似乎美國的“探索發現”、“國家地理”等機構的一些外宣性、知識性的紀錄片做得很出色，而且精品的批量產出能夠“可持續發展”，并非曇花一現。正如您所說，他們往往是把握了一流題材、擁有一流的劇本和一流的結構，特別是善于運用多元敘事手段和非線性結構。

　　阿巴斯：的確，電視媒體有自身的語法規則，優秀的電視人必然是最能駕輕就熟掌握這種語法的人。中國紀錄片的弱點是采訪過多和故事性稀缺，不能把電視藝術與“照片的編輯­藝術”等同。新聞對結局的處理簡單明了，電視劇的結局往往是結果明確、出人意料，而紀錄片的結局處理卻可以區別于兩者，通過懸念等藝術可以將結局復雜化，甚至留有開放性的結局。

　　冷凇：2000年以后，其他類節目對紀錄片創作手段的借鑒日漸成風。從民生新聞、直播新聞，到海選真人秀、大型選秀。新聞、電視劇、娛樂節目等原­本與紀實主義不相關的領域都大興紀實元素。而除了中央電視臺的幾部大片之外，中國紀錄片領域對其他類節目的逆向借鑒卻明顯不足。

　　阿巴斯：我完全贊同，紀錄片的創造應該廣泛借鑒電視劇的一些“語法”。盡管電視劇中的故事是虛構的，紀錄片中的故事是真實的，但當紀錄片中的“故事素材”被完整記錄下來后，完全可以大膽運用戲劇的結構、懸念的敘事去創意性編剪。紀錄片需要汲取電視劇和戲劇中的特色和張力。優秀的紀錄片導演理應是能夠駕馭戲劇化敘事的。

　　冷凇：優秀紀錄片中有一些共性，比如故事化矛盾沖突、多條線結構、懸念性敘事、開放性結局等。本來很簡單、明確的人物關系，通過插敘、倒敘、延后等手段處理后，就變得生動、扣人心弦。西方電視界習慣于使用這些戲劇中的技巧來博得高收視率。

　　阿巴斯：西方傳媒率先掌握了先進的制作技術和技巧，“文化霸權”就在所難免了。這是我們中東世界國家和中國等亞洲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冷凇：我們不得不承認，文化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美國化”。即便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傳媒依然表現出強大的文化霸權欲望。

　　阿巴斯：對于“美國化”，我們要區別對待。在電視創作技術的借鑒和學習上，我并不反對以美國人的“標準”為對象，因為確實好萊塢的標準和模式是一種最經­濟、最有效率的創作規制，這是在多年的影視工業化生產中探索出來的。比如“探索發現”和“國家地理頻道”等機構都依靠“規制管理”制作了大量性價比很高的紀錄片，這點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他們培訓出的導演會像“工業化生產線”一樣去模式化地制造紀錄片，而且產品的規格很高。但是向美國媒體學習紀錄片制作的技藝千萬不能被其文化產品中的所謂“普世價值”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等意識形態所侵染，兩者一定不能混同，要加以區隔。

　　冷凇：其實學習誰­的技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將技術服務于誰­。中國有句話叫“師夷長技以制夷”。電視前期和后期制作中有許多模式和規律，可以巧妙地增加收視、提升情緒、制造影響，但對于電視業一線人員摸索出的感悟和經­驗，必須通過科學理性的方式將其系統性地歸納概括，并通過與觀眾市場的磨合檢驗方能形成規制體系。歷經­多年的探索與糾偏，西方電視對節目生產與傳播的規制化管理已然形成一種習慣，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電視市場和眾口難調的大眾審美文化，西方電視總能利用這些“模式與套路”披荊斬棘、游刃有余，確實值得借鑒。

　　阿巴斯：近幾年，由于受市場利益的驅動，除美國之外的紀錄片市場都遭遇了困境。因為難以拉­到廣告，紀錄片越來越受到輕視，許多電視臺都把紀錄片的播出窗口和創作機構裁撤掉了，一些社會上的制作公司也因為紀錄片賣不出好價錢而紛紛轉向。這說明我們因為過多的追求藝術感覺而放棄了對生產領域規制、標準的研究。在這一點上，美國做得比我們好。

　　冷凇：的確，“探索發現”和“國家地理頻道”均不會去追求所謂純粹的、令人難以理解的所謂“藝術紀錄片”，相反，力圖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一種獨特而又容易在平民大眾中產生理性共鳴的商業紀錄片創作規制。這種規制不但不會影響兩大機構的作品立意，相反會使其更易于把握神秘、崇高的偉大題材，傳播命運感、使命感、歷史感、人生境界感等。比如，天體、災難、自然、社會、物種、人類、工程等都是其擅長的理性主題，這些主題的紀錄片在中國各級電視臺播映廣受好評，這種成功似乎是“理性”使然。

　　阿巴斯：你說的中西方紀錄片“感性”和“理性”的區別一針見血。中國紀錄片在選題上過分強調人情與人性，卻忽視了紀錄片最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理性分析能力。正如中國紀錄片工作委員會副會長冷冶夫先生所言，“民族的未必是世界的”，強制性、矯情地描述本土文化，會給對方帶來逆反心理。文化的差異從各個層面都在影響紀錄片的交流。我舉一個很小的例子，我在多哈去一家中餐館就餐，發現僅是中國“酒文化”的介紹就占據了整整1頁，餐廳的經­理試圖將每一種酒的特色、原­料、優劣，所代表的“感情”都詳盡地描述出來，結果卻讓所有的客人無從下手、無從選擇。

　　冷凇：最后您想給中國的電視人和紀錄片人哪些建議和希望呢？

　　阿巴斯：中國一直是中東世界的好朋友。早在2005年，半島電視臺便與中央電視臺簽訂了合作協­議，具體包括：雙方交換新聞內容及»­面，雙方交換非新聞性節目，互相派遣人員進行培訓等等。對于半島電影節，所有事關中國文明、歷史、文化、藝術的紀錄片都是我們歡迎­的。我們必須要敢于樹立“發出自己聲音”的決心。在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經­濟騰飛崛起、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時，不能奢望西方所有的媒體會真正客觀、公正地看待我們自身的變化，會主動關心我們的成長。他們很難善意地給予大量空間來報道我們的先進歷史和文化，即便有，也常常都是帶有挑剔韻味的。紀錄片導演必須訓練自己在任何地域、任何文明、歷史、意識的影響下，依然保持一個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力。最后我希望中國紀錄片導演排除各種束縛，迎­來一個更加多元的創作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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