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鋁增持力拓交易失敗的根源在于政治性風險

　　在中鋁增持力拓交易中，政治性風險從一開始就如影隨形。以中鋁和其他中國企業接二連三大舉投資澳大利亞資源為借口，反對黨政客在澳大利亞政壇掀起了罕見的中國投資風潮，借助媒體大肆宣揚"在澳大利亞人民與國家財富的婚姻里，工黨政府和中國曖昧不清"，陸克文總理及其閣員的私人交往也被拿到有色放大鏡下無限上綱。盡管西方媒體一貫指責中國海外投資、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沒有如同西方投資那樣附加政治先決條件，因而"政治上不正確"，但這并不妨礙中國投資成為今年以來一段時期澳大利亞政壇的頭號熱門話題。如果僅僅是少數政客炒作而沒有在民間引起廣泛共鳴那倒也罷了，令人擔憂的是情況恰恰相反。任何國家重大戰略性資源引進外資交易都有可能引起公眾不安，引發政治上的反對，這本屬正常；不正常的是值此經濟危機席卷全球之際，對于深陷債務危機的力拓而言，中鋁增持本是救命稻草，澳大利亞民間對這筆交易的反對竟然如此廣泛。澳大利亞新聞民意調查公司4月初的民意調查結果便顯示，受調查者中反對準許中鋁增持力拓股份至18%的竟高達59%。

　　不錯，澳大利亞經濟在全球經濟哀鴻遍野之際逆流而上、全球初級產品市場和股市顯著上揚都給中鋁增持力拓股份的反對者們增添了底氣。市場普遍預期今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亞GDP環比和同比均將略有下降，該國統計部門最終發布的數據卻顯示同比、環比均增長0.4%。力拓董事會最終決定毀約的公開理由也是市場回升，力拓董事會主席杜立石給股東的公開信中表示："針對金融市場回暖的情況，以及股東和利益相關方的反饋，力拓與中鋁討論了對原來交易可能的修改方案。……最終雙方未能就修改方案達成共識，雙方亦不再對修改方案進行更多的討論。"并向公開媒體表示："自今年2月初我們公布與中鋁的交易以來，金融市場已顯著改善。由此產生了以下兩點影響：第一，使得與中鋁交易條款的價值顯著下降；第二，使得我們有資格提出更符合我們利益、更具吸引力的交易條款。"力拓董事會提出的解決債務危機新方案也是通過全權承銷的配股方式籌資約152億美元。但倘若中鋁增持案能夠順利如期通過審查，沒有被澳大利亞外商投資審核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延長審查周期，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和股市的回升幅度尚不至于給予力拓董事會如此強大的信心。因此，歸根結底，力拓董事會毀約公開理由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政治性風險。

　　二、投資澳大利亞政治性風險的根源

　　那么，中鋁增持力拓交易為什么會遭遇如此巨大的政治性風險？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中國投資今年為什么會一度成為澳大利亞政壇最熱門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不能辭其咎。正是在這種政體下，反對黨能夠更方便地"為了反對而反對"，無需考慮國家戰略全局，無需考慮事實，而目前澳大利亞反對黨正有著強烈的內在動機處處掣肘陸克文的工黨政府。因為與陸克文的工黨政府相比，反對黨這十幾個月日子極為難熬，大選失敗后連續兩次更換黨魁，政治行情依然不見起色；本想借助金融危機咸魚翻身，無奈工黨政府應對有方，轉危為機，人氣不跌反漲。在這種情況下，既然認定中國對他們鞭長莫及，只能逆來順受，反對黨政客們便將部分民眾對中國的些許疑慮當做他們興風作浪為難陸克文政府、凝聚人氣的"賣點"。雖然反對黨昔日自己主政時候也沒有少推進中澳關系；雖然如果反對黨自己上臺，為了避免陷入正在橫掃全球的經濟危機，他們也必然會將中國市場和中國資本當做救命稻草；雖然反對黨內心未嘗不羨慕陸克文的中國淵源有助于他從中國贏得更多機會，為自己爭取更多政績；但只要自己在野，他們就有強烈的沖動要將可供澳大利亞利用的"中國機遇"說成是"中國威脅"，將陸克文的中國淵源從澳大利亞的政治經濟資產抹黑成陸克文的政治負資產，直至將陸克文說成是中國的"巡回大使"。一旦涉及人的利益，即使數學公理也會受到攻擊，對某些澳大利亞政客的表演我們實不必過度驚訝，何況在他們的政治體制下議員們可以坐而論道卻不用為自己的言論承擔任何責任呢！

　　在更深層次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中資風波"之所以能夠占據澳大利亞政壇話題頭條，背后是澳大利亞國內外關于該國國家定位和發展戰略選擇之爭。如果說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反對黨"為了反對而反對"尚能相對便利地通過"肉桶政治"擺平的話，那么，這種事關國家根本的爭執，應對起來就要艱巨得多，外部勢力的卷入、操縱將使事態進一步復雜化。

　　澳大利亞應當將自己定位為什么國家？她首先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西方國家，抑或首先是一個亞太國家？假如說在東亞經濟社會發展遠遠落后于西方的 1980年代之前，澳大利亞對上述問題應當毫不猶豫地選擇前一個答案的話；隨著東亞的崛起，她對前一個答案的選擇日益模糊不清，她在這個問題上精神日益焦灼不安。畢竟，在五個主要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中，美國-加拿大、英國不僅人口眾多，而且連成一片，毗鄰的又是同樣源出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白人國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兩國則人口不多，且孤懸南太平洋，面對的則是人口數以十億計的東亞。

　　由于擁有分娩于大英帝國母體的"輝煌"歷史，盡管理智可以告訴澳大利亞人他們的經濟前途更多地與東亞聯系在一起，盡管東亞各國無意觸動澳大利亞的文化特征而是一心一意發展對澳經貿，盡管至少從前總理基廷開始，澳大利亞有識之士早已致力于在保持本國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抓住亞洲機會、特別是中國機遇，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仍然會使得許多澳大利亞人在相關問題上分外敏感，分外容易激動，以至于白人種族主義政黨及其政見一度在該國政壇產生較大影響。且不提一度奉行的"白澳"政策，且不提創建單一民族黨(One Nation Party)并一度獲得較高支持率的波琳·漢森(Pauline Hanson)之流極端白人種族主義政客，就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在2001年大選中得以獲勝，很大程度上也難免依靠挑動保守選民對中東難民的排外情緒之嫌。當時執政的自由黨和國民黨聯盟的競選口號就是"我們將決定誰、和在什么情況下可以踏足澳大利亞"。選舉期間，霍華德宣稱，在軍方救出的一艘難民船上，難民滅絕人性地將孩子丟入水中，以此挑起選民的排外情緒和對其政策的支持；但軍方在投票前告訴總理，那艘非法入境的難民船并未發生丟棄孩子入水的事件。某些非歐裔移民與澳大利亞社會的文化沖突、某些非歐裔移民的惡性犯罪案例進一步加劇了普通澳大利亞人內心深處的焦灼，即使一向以遠離政治、埋頭經商著稱的海外華人也難免池魚之殃。

　　假如澳大利亞可以完全獨立地作出抉擇，那么這場中資風波也許不至于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不幸的是，某些國家、某些勢力企圖將澳大利亞綁在自己的戰車上，他們為此煽風點火，令這場風波一再升級。

　　本來，澳大利亞與我國經貿關系發展迅速，且其基礎設施優越，能夠為我國提供大量所需資源，又正在與我國談判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在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發展史上，澳大利亞這個東道國的特點也一向是吸收中國大型投資項目，而且主要集中于初級產品的開發和初加工領域，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第一個投資額突破1億美元的大型制造業海外直接投資就是中信在澳大利亞投資的波特蘭鋁廠。問題是某些勢力多年來一直企圖組織以美、英為核心的"遏制中國"行列，而要更好地實施這一戰略，他們需要澳大利亞作為太平洋西岸的"超級航空母艦"。數年前，澳大利亞外長唐納已經明確表示，一旦臺海發生戰事，美國不能指望自動獲得澳大利亞的協助。此言目的顯然是要擺脫外界束縛，自主追求澳大利亞的獨立利益，這一政策取向也能夠為中國-澳大利亞關系持續發展奠定更堅實基礎，而且澳大利亞此舉并不是要與美國切斷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良好關系，但總有些人企圖扭轉澳大利亞融入東亞的腳步，讓澳大利亞成為他們遏制東亞、特別是遏制中國的橋頭堡，成為武裝干涉臺海的"超級航空母艦"，至于這條道路將怎樣損害澳大利亞人的利益，并不在他們考慮之內。為此，從各個方面挑撥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系也就成了他們的必然選擇，他們對國際媒體界話語權力的控制又令他們得以自如施展這一策略。

　　而且，澳大利亞國內也有些勢力主張繼續與美英綁在一起。在今年澳大利亞政府發布的第一份《國防白皮書》起草過程中，澳大利亞國防部和情報部門激烈爭辯。以國防部副部長佩蘇略為首的一派認為中國軍力增長威脅美國在東亞的軍事霸權，而美國的主導地位是維護亞洲穩定和澳大利亞安全的首要因素。情報部門高官瓦爾蓋塞等人則認為，中國擴充軍備不過是對美國太平洋海軍力量威脅的自然反應，純屬自衛性反應，也是作為新興大國的合理追求，談不上什么霸權擴張。而且中國軍力再發展20年也趕不上美國，并無能力發動遠征威脅澳大利亞安全。兩派相爭不下，最后不得不由總理陸克文出面裁定。最終出臺的《國防白皮書》大體采納了佩蘇略一派的立場，以"中國威脅"為由，宣布澳大利亞將在未來20年投入700億美元加強國防能力。

　　三、應對赴澳投資政治性風險的基本原則與具體策略

　　在中國投資者心目中，澳大利亞社會安定，居民富庶友善，是赴海外投資置業的上乘選擇，高度互補的資源稟賦更為中澳經濟合作開創了廣闊的天地。然而，假如中澳經貿規模甚小，赴澳投資的政治性風險就會隱藏在水下；既然中澳經貿已經發展到了極為龐大的規模，既然中國企業對澳大利亞投資大有浪潮洶涌之勢，上文所述澳大利亞國內潛藏的政治性風險因素就必將浮出水面。有鑒于此，我國企業、我國政府應當對在澳大利亞投資的風險-收益作出更準確的評估。

　　其中，我們尤其需要準確評估頗有中國淵源的陸克文及其政府基本傾向。由于其本人和子女的漢語能力，由于他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重視，陸克文在海內外華人社會贏得了相當廣泛的好感，也被普遍視為中國的"鐵桿粉絲"。然而，將維護國家海外利益的希望過多地寄托于外國政要的個人情感而不是自身力量，這本身就是一種我們必須摒棄的弱國心態；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除非中國充分顯示出有能力也有意愿為國際社會、特別是為區域提供安全保障等公共產品，否則任何重視對華關系的外國政界人士都不敢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何況是在與美國-加拿大、英國有著深厚種族與文化淵源的澳大利亞。不僅如此，在特定情況下，外國政界領導人公認的中國淵源反而可能成為他必須疏離中國的理由。正由于擔心反對派利用其中國淵源抹黑，無論內心真實想法如何，為了自保，陸克文都不得不作出一些疏離中國的舉動，以撇清自己。延遲審查中鋁等大型中國投資案；對中國五礦全面收購OZ礦業先是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然后又重改協議；湖南華菱鋼鐵集團對澳大利亞第三大礦業公司FMG的收購被附加苛刻條件才得以通過；……陸克文政府的這些舉動用以就在于此；至于通過《國防白皮書》宣揚"中國威脅論"，更是向華盛頓表忠心之舉。

　　有鑒于此，我們一方面對陸克文政府不應寄予過高期望，另一方面應當理解其處境，以便其可持續地發揮促進中澳關系的作用。同時，我們還應當做好反對派政客們的工作，推動他們向促進對華關系的方向轉化，并盡可能令這種轉化永久化，從而為雙邊關系奠定更加平等、相應也就更加穩固、更加可持續的基礎。特別是那些位高權重且有過極端反華反共歷史的西方國家政要，他們的轉變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因為任何西方國家政要推動對華關系都有可能被指為"向中國叩頭"、"出賣Ⅹ國利益"，而他們的極端反華反共歷史猶如西方某些勢力的品質認證標簽，有助于幫助他們更好地化解這類指責，從而有可能為發展對華關系作出其他人難以替代的貢獻。看看打開了中美關系大門的人不是別人，而是在反共浪潮中依靠抓"共產黨間諜"和主張用核廢料封鎖中朝邊境起家的尼克松，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好在無論口頭上如何宣揚，澳大利亞朝野兩黨主事者都清楚他們在經濟上離不開中國，執政者更不能不重視中澳關系。力拓董事會毀約之后，澳大利亞政府力圖"安撫"我方。力拓5日宣布撤銷中鋁對其的195億美元注資的當天，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就會見了中鋁方面的代表。陸克文表示，撤銷協議的決定出自力拓，而不是政府。他還說，"澳大利亞歡迎外國投資。……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在中國的朋友們認可這一事實。"次日，澳大利亞財長韋恩·斯萬也對媒體說："這是由企業做出的商業決定。……這件事完全與政府無關，中國的投資在澳是受歡迎的，如(陸克文)總理一樣，我也向中方表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也不必把在澳大利亞的政治性風險看得過分嚴重而草木皆兵。相信只要我們的企業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耐心等待合適機會，好的機遇還是會有的。

　　在中鋁增持失敗后，我們能做什么？我們需要嚴密關注必和必拓與力拓建設合資企業的進程，時刻準備與其他國家有關部門運用《反壟斷法》遏制其操縱市場；同時加大力度與其他國家和澳大利亞其他規模較小礦產商合作，降低三大礦產巨頭、特別是"兩拓"對市場的控制力，無論是澳大利亞還是其他國家，尋求中國投資的礦產商大有人在，相信力拓董事會的否決會令他們彈冠相慶。除此之外，我們在對外投資中還需要遵從以下原則：

　　首先，我們必須保持本國的主體性，不能因為對方炒作而更改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有能力在海外發動大型投資的中國企業多屬國有企業，而在對西方國家投資受阻的案件中，狙擊者常常借口當事企業的中國國企身份發難。在中鋁增持案中，澳大利亞反對黨國家黨領袖喬伊斯(Barnaby Joyce)不惜重金發布大幅廣告，主題為"不能讓另一政府擁有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新聞民意調查公司4月初民意調查，受調查者中反對準許中鋁增持力拓股份至18%的高達59%，理由也是老生常談的擔心中國通過央企最終控制澳大利亞資源。有鑒于此，某些意見主張我們依靠私營企業獲取海外資源，但這種意見完全不可取。經過1990年代以來的痛苦調整重組，我國完成了國有經濟的重新布局，國有經濟集中到了戰略性產業和基礎產業、基礎設施部門，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定位就是發揮這類戰略作用，國企、特別是央企在獲取海外資源和反危機中的活躍，就是他們發揮這種作用的表現。這種作用是其它任何經濟成分所無法替代的，也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一個國家假如按照外國的意見更改自己的基本經濟制度，那么這個國家就不可能維護自己的一切，外國對這個國家的無理要求也會得寸進尺，無休無止。當事企業的中國國企身份不過是發難者的借口而已，只要有發難的動機，沒有這個借口，他們也會找出別的借口，在某些中國民營企業赴西方國家投資中所遇到阻撓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我國企業不可能完全放棄追求優質資產。當初力拓準備拿出來與中鋁合作的全部是其最優質資產：全球最主要鐵礦石生產商之一澳大利亞哈默斯利(Hamersley)鐵礦公司的15%股權，全球最大的鋁土礦之一澳大利亞韋帕(Weipa)鋁土礦的30%股權，全球一體化、現代化程度最高的氧化鋁廠和電解鋁廠之一澳大利亞雅文(Yarwun)氧化鋁廠(50%股權)以及波恩(Boyne)電解鋁廠(力拓集團所持59%股權的49%)，全球產量最大的智利埃斯孔迪達(Escondida)銅礦的14.925%股權；全球產銅最多銅礦之一、且富有高品位伴生貴金屬的美國肯納可(Kennecott)銅礦25%股權；……這固然提高了這筆交易對我方的潛在利益，但同時也因其誘人而加大了我方的政治性風險，有意見以此為由建議我國降低條件去開發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品質較低、難于開發的礦藏。我們固然需要在短期內尋求替代來源，但我們不能永久安于低品質礦藏，因為這樣做將損害我國企業的盈利能力，在行情低谷時期甚至可能虧損。

　　第三，我們需要充分利用東道國地方政府對中國投資的歡迎。在中鋁增持力拓交易中，澳大利亞礦區所在地政府(包括西澳洲和昆士蘭州)普遍持歡迎態度，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有助于降低我們的政治性風險。

　　第四，我們必須改善企業的行為方式，以免過分加大我們的政治性風險。中鋁增持力拓交易宣布于2月12日；中國五礦收購OZ礦業宣布于2月16 日；華菱鋼鐵收購FMG宣布于2月24日；……中國企業在短期內扎堆涌向澳大利亞，過分引人注目，加大了我方的政治性風險，我國以后需要以此為戒，加強協調。特別是某些企業的海外投資真實動機可能并不是旨在提高效率的協同效應，而是在股市上制造題材，對此我們尤須關注。(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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