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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李榮融時代的國資新局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 09:42  中國企業家網
后李榮融時代的國資新局
任期內,李榮融的一舉一動都廣受關注。(圖片來源:中國企業家網)

  本刊記者 杜亮 劉欣然

  一個班長,一群老兵,集體隱退,令人關注。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換班”的均為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大央企。

  國資新局:告別李榮融

  文/本刊記者 杜亮 劉欣然

  【《中國企業家》雜志】李榮融從他的舞臺上隱去,爭議漸次消弭。幾乎同時,招商局、中海油、中國國電、神華集團、中糧集團、中化集團等6家央企高層密集換班。其中涉及正職變動的是招商局:秦曉退休,傅育寧接任董事長;中海油:傅成玉繼續董事長,CEO由楊華擔綱;再加上今年5月份王建宙任中移動董事長、李躍就任CEO。

  一個班長,一群老兵,集體隱退,令人關注。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換班”的均為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大央企。

  李榮融執掌國資委7年,央企數量由2003年的196家降至123家,央企資產價值升值近7倍,目前達21萬億元。但李榮融更重要的貢獻是在制度建設上的努力。如此密集的大型央企高層退換,除了秦曉等人確實到了退休年齡之外,其他人事更迭與李榮融在央企推行的董事會制度密切相關。大型國企集團從1995年開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但董事會實質上是新瓶裝舊酒,和經營層高度重合,決策權與執行權沒有分開,形成“一把手決策,一攬子決策,一邊倒決策”的局面。一個班長,一群老兵,集體隱退,令人關注從2005 年10月起,國資委著手在寶鋼、神華、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公司、中國冶金建設集團公司、新興鑄管集團等32家央企中進行董事會試點工作,要求董事長和總經理分設,公司總經理擔任董事,公司副總經理、總會計師原則上不擔任董事,決策權和執行權分開。大部分試點企業的外部董事達到或超過董事會成員的半數,一些企業進行了外部董事擔任董事長的探索。顯然李榮融試圖給無人制衡的央企一把手找到制度上的制約。

  李榮融沒有等到這一工作完全實現就已達退休紅線,他的繼任者王勇上任伊始,就提出全面規范央企董事會制度。但53戶特大型央企負責人的任命權仍在中組部,央企董事會制度全面推行的難度可想而知。

  王勇曾在2003-2005年擔任國資委副主任,2008年因毒奶粉事件臨危受命任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他上任就廢除實施7年的食品免檢制度,因此被冠以“鐵腕”。擺在王勇面前的另一大難題在于央企重組。李榮融一直希望央企數量能夠減少到80-100家,可以想象,這是比之前的重組整合更有挑戰性的工作。其他李榮融時代一直在做的提升央企國際競爭力、薪酬制度改革等工作,都要由繼承者王勇繼續開拓實現。李榮融為國企改革摸索出方向,擺在繼任者王勇面前的路仍非坦途—他如何讓初經改造的央企更市場?

  悖論中的李榮融

  文/本刊特約撰稿  西木

  李榮融7年零5個月的任期里,說遺憾的話,處處皆遺憾,因為他不曾從根本上解決任何一個矛盾;說成績的話,處處皆成績,因為他在面對每一個矛盾時,都做出了有想象力、有實效的努力 

  不久前卸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的李榮融很可能會成為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人物,這與他的個性、能力、修養、氣質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在7年零5個月的任期里,我們這個時代經濟領域幾種最重要的矛盾集中表現在他身上,令他不由自主地站在了時代的風口浪尖。

  國企能搞好嗎?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不少大型央企也陷入水深火熱。那時先后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李榮融經常配合朱基總理為困境中的央企“救火”。

  李榮融曾回憶當時的情況:來求援的央企如果報了10億的資金需求,國務院就必須做好20億、30億的心理準備,因為起初報的一般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是一段企業和中央政府都很撓頭的時期。

  10年后,一場范圍更大、更兇猛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中國自然難以獨善其身,央企也受到巨大沖擊。不過,此次危機后央企沒有再現上次的凄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國資委成立后的一大功勞。

  在兩次金融危機背后,隱藏著一個中國經濟領域巨大的觀念矛盾:國企能搞好嗎?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不只是學術界、輿論界,在政府體系內,人們也普遍對國企失去信心—這也是那時“國退民進”現象的思想背景。

  在國企能不能搞好這個體制性矛盾中,李榮融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能”。

  早在2006年,國資委的各級官員、央企的頭頭腦腦們都注意到一篇文章—《遵循企業發展規律搞好國有企業》,文章作者正是李榮融。這篇文章是李榮融關于國企改革多年思考的結晶,是他各種舉措的理論發點。

  文章發表在國資委成立三周年之際,核心思想是:3年來的探索與實踐使我們深切體會到,按照企業發展規律辦事,把國有企業真正塑造成為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國有企業就一定能夠搞好。類似的觀點他還在許多場合表達過,比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搞好搞壞,跟所有制沒有直接關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業,也都有差的企業,關鍵看是否按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辦事。

  這篇文章的主旨,既是李榮融在國資委前3年工作的心得,也是指導后4年工作的思想綱領。

  李榮融還有一個更應引起關注的特點:他在強調國企能搞好的同時,毫不吝嗇對市場的重視和對政府干涉企業的反對。李榮融早就提過一個驚人的觀點:國有企業搞不好,主要責任不在企業在政府。這也許和他早年國企廠長以及無錫市輕工局局長的經歷有關。廠長的經歷讓他深切體會到國企面對政府時“小媳婦”不好當的滋味;輕工業局局長的經歷讓他有機會進行試驗—規矩定好后讓企業自由發揮,結果比政府指手畫腳的效果要好得多。

  李榮融用行動基本上證實了他的觀念。7年半時間里,央企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種發展是全方位的,規模當然迅猛增長,各種內在標準也有了顯著提高。

  現在看起來,在面對國企能不能搞好這個矛盾時,李榮融采取了富于創新精神的手段:用市場精神改造國企,壯大國企,而不是用市場經濟消滅國企。

  他似乎是成功了,但由此又帶來新的煩惱,那就是關于“國進民退”的大討論。在這樣的討論中,李榮融總要面對一種悖論式的評價:央企搞不好,是無能,是低效率;央企搞得好,是靠壟斷,是國進民退。

  民營企業家的好朋友

  一家知名的民營企業,因為盲目擴張在金融危機沖擊下陷入困境。這時,企業老板接到一個電話:情況怎么樣?需要什么幫助?這種問候無疑讓人溫暖,但是你知道來電話的人是誰嗎?是李榮融—央企的大老板。

  李榮融的身份讓他永遠也回避不了當代中國的一大矛盾:國企和民企的矛盾。當“國退民進”風行之時,對國有資產流失的質疑與憤怒像潮水一樣撲向他;當近幾年“國進民退”成為趨勢時,與民爭利的批評同樣毫不留情地指向他。在這樣的背景下,動輒得咎成了李榮融處境的真實寫照。

  面對國企和民企的矛盾,李榮融有自己獨特的觀念和處理方式。首先他的國企主導的觀念從不動搖,他從來不會懷疑和偏離“公有制為主體”的方向。坐在國資委主任的位子上,他要忠于職守,致力于央企做強做大,實現央企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促進央企中涌現出真正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

  在國企主導的前提下,李榮融對民營企業的態度是同情和支持。他認為將來體現中國國際競爭力的主力軍一定是中央企業,但“將來也一定會有一批民營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就像前面介紹的那樣,李榮融實際上和許多知名的民營企業家是好朋友。雖然在媒體上、在輿論上他似乎是民營企業的對手,但在實際生活中,很多民營企業家并不排斥李榮融。

  李榮融不贊成國企涉及面過寬,他希望中央企業能集中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關鍵領域。在央企負責人會議上,他屢次對蠢蠢欲動有亂投資傾向的央企發出警告。

  與國企民企矛盾緊密相關的是國企壟斷問題。如果李榮融在網絡上受到100句抨擊,那么至少有90句都是和這個問題相關的。不過,在任期后半程,李榮融很少再就這個問題公開發表意見。偶爾提及,他只是強調“國際視野”,意思是應該多把壟斷行業的中央企業放到國際上去比較,它們應該參加國際比賽。

  好老板意味著什么?

  李榮融這個央企老板并不好當,他首先面對著一個很容易被忽視但非常重要的矛盾:國家與中央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領導人)的矛盾。過去對中央企業的管理被稱為“五龍治水”、“九龍治水”,實質上是出資人缺位。政府對企業常常是不該管的管了太多,該管的卻管不住。

  國資委剛成立時,李榮融感慨:央企負責人的薪酬都是自己說了算,不是老板說了算。對這個問題,李榮融展現了他的強硬風格。他對央企負責人設計了嚴密的業績考核與薪酬標準。不久之后很多人發現:央企內部的干部變動非常大。國資委的人士這樣解讀:這就是一種傳導作用,央企負責人一定會把自己的壓力分解到下面各個層級,原來不適合崗位的人勉強能用就用了,現在則必須選擇最適合的人—這對業績有直接影響啊。有人認為,國資委實行的業績考核,在央企近年來業績提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導致央企與國家矛盾的另一個因素是“一把手說了算”的現象。“一把手”權力不受制衡,靠國資委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監管一把手,于是李榮融從任期開始李榮融總要面對一種悖論式的評價:央企搞不好,是無能,是低效率;央企搞得好,是靠壟斷,是國進民退就打磨一件秘密武器,這就是在央企中建立規范的董事會—李榮融認為這是國企改革的最后一招。這種董事會的特點是外部董事占多數,外部董事由國資委聘任,代表出資人利益。這件事說起來簡單,但從提出到逐步推行,面臨著數不清的障礙。

  在李榮融卸任前不久,董事會制度終于進入正式推行階段。這件事,籌備兩年、試點五年,貫穿了李榮融的整個任期。

  央企與國家的矛盾,最復雜的問題在于薪酬。對于央企高管的薪酬,低了留不住人才,高了又容易引起輿論批評,截至李榮融卸任也沒有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解決方式。

  人民的企業

  “中央企業不是國資委的,也不是央企的,是全國人民的。”當李榮融對央企有什么不滿的時候,往往這么說。

  這是一句正確的廢話。誰都知道央企是屬于全國人民的,但很少有哪個中國人真地認為央企的某一部分是自己的,也沒有哪個中國人能真切地體會到屬于自己的那份財富。

  不過李榮融說這句話時很嚴肅,沒有開玩笑的意思。這背后依然是一個容易被忽視但很重要的矛盾,央企和公眾的矛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企業經理人和自己終極老板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在很多方面:企業向自己的老板提供了價格高昂但不優質的服務;企業內部分配了太多本應屬于老板的財富;企業的運營傷害了老板的生活環境。尤其重要的一點是,企業的經營情況向老板保密。

  去年下半年,國資委網站悄然掛出《中央企業2008年度分戶國有資產運營情況表》。雖然內容還不夠全面—只是列出了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實際上繳稅金總額的上年、本年數據,年末國有資產總量,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但是我們從中已經可以發現許多真相:這家不久前還熱情高漲進行海外投資的央企,竟然已經陷入如此巨大的虧損;那家平時很少提及的央企,利潤總額竟然已經過百億了。陸續公布的還有央企分行業運營情況、月度運營情況等。

  現在,央企的最終老板要了解自己的企業,與過去相比已經方便了許多,當然,現在做的還遠遠不夠。這是李榮融在沒有任何外在壓力的情況下向人民做出的重要的貢獻。

  李榮融的任期,說遺憾的話,處處皆遺憾,因為他不曾從根本上解決任何一個矛盾;說成績的話,處處皆成績,因為他在面對每一個矛盾時,都做出了有想象力、有實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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