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8份租約600年老窖仍有傳人

　　五糧液酒窖產權之爭的法律視角

　　本報見習記者 張維

　　自2010年4月始，五糧液公司與宜賓釀酒世家傳人尹家爭奪明代酒窖所有權的消息便在各大媒體持續出現。一方是公認的“五糧液”酒種的創造者———“尹長發升”的繼承人，堅稱：“600年老窖是我祖業，一直租給五糧液”。另一方是馳名中外的酒界傳奇———書寫輝煌備受政府扶持的民族企業五糧液公司，回應稱：“以前簽的租約是錯的，每年付你租金是國有資產流失。”

　　雙方各執一詞的爭奪戰不斷升級，當地政府的深度介入也沒能使這場爭端隨之消弭。相反，在尹家最近的行動中，政府也進入了訴訟的被告名單。起訴五糧液公司的民事訴狀和起訴宜賓市政府、宜賓市翠屏區政府的行政訴狀已經由尹家一并快遞給了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

　　法院是否會受理此案尚且不知，而公眾對酒窖所有權之爭所表示出的關注度卻在持續升溫。有著“國寶”級窖泥的600年老窖，最終會確權給誰家，我們不妨先從法律專家那里獲得一些提示。

　　8份租約

　　若不是這場爭執見諸于報端，誰都不會想到，釀造五糧液的酒窖竟然是租來的。這一我國“現存并一直在使用的最早的地穴式曲酒發酵窖池”，也因其久遠而又多變的歷史，給酒窖所有權的歸屬添了更多的撲朔迷離。

　　可稱之為全國酒香最濃的16口明代酒窖，史上屬世代經營糟房、也是宜賓最早搞雜糧酒的尹家所有。尹家有政府文件證明：1984年，宜賓市政府一份對私房改造過程中的錯誤進行糾正的“454號”文件顯示：“對一九五八年九月改造你在鼓樓街34、36號內的房屋進行了復核，該房面積18.17平方米，屬錯改房屋，現應予糾正，從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還產權。”該文件下方以鋼筆字手寫注明的：“酒窖屬房主所有，由五糧液酒廠作價收買”。這就是被尹家認為是古窖歸他們所有的最有力證據。

　　1996年2月6日，宜賓市公證處出具的公證書再一次就尹家對18.17平方米房屋和16口古窖的產權作出確認。該公證書表示，“死者尹伯明的遺留房產、酒窖所有權應由其子女尹嵐源(孝田)、尹孝其、尹孝功、尹孝根……繼承。”

　　而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五糧液是酒窖實際的使用人。從1952年到2007年，五糧液與尹家有8份租約。但到2009年最后一次租賃期滿后，五糧液《通知》給出新說法，稱：“五糧液已經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別購買了酒窖上方的廠房和尹家自留房，所以該窖池產權歸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我公司決定從2010年起不再與你方簽訂換約續租協議書。”

　　而在當地政府看來：古窖是國有資產，是五糧液的；宜賓市將16口古窖判給尹家的454號文件是錯誤的。宜賓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禮華直言：五糧液不僅僅是宜賓的酒廠，它現在是國有企業，也是四川的直屬企業，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無論站在哪個角度，都肯定是要維護的。

　　權屬之爭

　　五糧液購買廠房不假，又有政府身后力挺，是否因此就取得了酒窖的所有權呢？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俊海認為，尹家所持的政府文件是有證明力的，除非能夠找到可以推翻它的相反證據。宜賓市政府如果認為454號文件是錯誤的，必須拿出證據來，所謂的保護民族工業，不是確權的依據。同時，也需要考察當初五糧液的購房合同內容，如地價是否包含在房價之中，就是個關鍵因素。當然，酒窖如有產權證明的話，問題就簡單得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管曉峰則特別指出：酒窖不同于一般的地下室，因為究其本質，它更是一種具有獨立價值的生產資料。由于目前的物權法和房地產法等相關法律對此并沒有作出專門規定，所以在酒窖的確權上還是存在法律上的盲點的。不過，如果五糧液的購房合同中對此已有約定的話，當然要從其約定。同時，即便是政府文件對此問題有先后不同的認識，仍應以在先的法律文件為準。因此，宜賓市政府否定之前的政府文件是沒有道理的。而基于我國目前司法裁判容易在個人與公司發生爭議時作出傾向于公司的判決的現狀，就更應警惕確權中為保護及發展民族工業而偏向企業的行為。

　　價值幾何

　　酒窖的所有權之爭中，公眾從情感和常識上更加同情尹家。有人更是指出：“長達幾十年的租約中，五糧液的租金并不是太多，以1993年至1998年的五年租期為例，年租金8890.45元，每年遞增3%。相比之下，尹家一年獲得的租金還不足一瓶高檔五糧液酒的價格。”但尹家還是愿意繼續租給五糧液。對于租賃關系的突然終止，尹家感到難以理喻：“從1993年你就開始租，租約換了四份，現在突然告訴我這是國有資產。既然是國有資產，你為什么不在1995年買了廠房以后就停止和我簽租呢？”2010年1月10日，尹孝功致函五糧液，告知其《通知》嚴重侵權，希望在2010年3月底收回。

　　不能否認，酒窖在五糧液對其的使用中，在為公司創造巨大價值的同時，也獲得了五糧液的精心維護及其品牌價值附加。2005年，五糧液的老窖泥“以每克遠高于黃金的價值”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酒窖之價值連城，五糧液功不可沒。

　　一方面是長期持續的租賃關系的突然終止，一方面是承租方對租賃物價值的無限添加，在這一特殊的租賃關系中，雙方究竟有著怎樣的權利和對等義務呢？

　　劉俊海認為，租賃關系中權利義務的確定，始終要以租賃合同為準。只要是租賃合同中有所體現的權利義務，均應獲得法律保護。五糧液盡管多年來一直持續著和尹家的租賃關系，但只要租賃合同中并未強制性規定是永久性的或有其他關于租賃關系終止的限制性規定，五糧液可在每一個租賃期滿后選擇是否繼續租賃關系。基于承租方五糧液確實賦予了酒窖無限的品牌價值，所以出租方尹家在租賃關系終止后，是否應給予五糧液一定的經濟補償，也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

　　管曉峰也認為，二者之間的租賃關系就是一種合同關系，而合同關系無非就是涉及效力和履行兩個問題。五糧液在原合同約定的租賃期滿后終止租賃關系本不存在問題。只是因為五糧液還在繼續使用酒窖，所以這在事實上就形成了一種不定期的租賃關系，雙方的權利義務可以參照原來的合同來確定。當然，出租人也可以要求變更租金，承租人則可以繼續使用。

　　雙贏之道

　　有媒體稱：“在爭奪戰背后卻很少人看到，尹家、酒窖之與五糧液，事實上是相生相伴：五糧液離開酒窖將成為無緣之木，尹家即使拿到酒窖，很難再誕生一個五糧液。”的確，五糧液騰飛的道路上，尹家酒窖的助力卻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如果判歸五糧液所有，還相當于否決了宜賓市政府454號文件的正確性)；而如果不是附于聲滿天下的五糧液，“泥巴國寶”恐也難有。正如尹家自己所言：“即使擁有酒窖，沒有幾代人的努力和歷史機緣，已很難再造一個茅臺，再造一個五糧液。”

　　這就決定了酒窖事件的妥善處理必須要結合現實，從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出發予以妥善處理。有人建議，尹家擁有租約和政府文件等依據，古窖若確權給尹家后人，尹家當然可以自行生產，或拍賣轉讓他人，但若能將此“國寶”捐獻給國家。這既可繼續保證五糧液的生產，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尹家的利益。

　　這種看法是否可行？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劉俊海和管曉峰都表示，將酒窖捐獻給國家的做法當然很好，但一定要尊重權利人自身的意愿，不能強迫權利人去放棄權利。尤其應當警惕用政治手段來解決此問題。用管曉峰的話來講：“還得通過經濟手段解決。”對此，劉俊海的建議是如果確權給尹家，尹家可以通過將酒窖產權入股至五糧液的形式，達成雙方的繼續合作。

　　管曉峰給出了另外一種做法：由于酒窖上方的廠房是五糧液的，即使酒窖被確權給尹家，還是存在很多問題的。無論是尹家自己使用還是再租給他人使用，都需要經過五糧液的廠房才能到達酒窖，這就涉及到通行權的問題，可能又會引發新的爭端。同時，由于五糧液特殊的經濟地位，酒窖的使用問題甚至可以說是關乎公共利益的。因此，如果尹家被確認擁有酒窖的所有權，尹家最好將酒窖賣給五糧液，或許是個一勞永逸、皆大歡喜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