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著中國煤碳工業最新面孔的兩座新興城市,如何在未來的能源版圖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文 | 本刊記者 尹一杰 特約撰稿 趙紫高
剛開出大柳塔鎮不久,吉普在一處加油站停下來。我們裹緊大衣跳下車,遠方的烏蘭木倫河已經冰凍,太陽在更遠處的原野消失,天色黯淡下來。
加油站的后方,是一個貨車過磅處,幾十輛滿載煤塊的大卡車正排成長龍等待過磅。這條公路從榆林大柳塔鎮延伸到鄂爾多斯的伊金霍洛旗,我們腳下踩著的凍土,正是中國最大的煤礦——神東煤礦的核心區域。
從本世紀初起,得益于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尤其是重化工業的強勢發力,這塊占據中國煤炭儲量高達三分之一的土地,成為全球矚目的財富焦點。
從榆林一路向北,到神木、店塔和大柳塔,再跨過烏蘭木倫河到內蒙古上灣、到鄂爾多斯市,這條200多公里長的狹長地帶被譽為中國的“能源走廊”。
矗立在大漠與黃土高原過渡地帶的兩座城市,鄂爾多斯和榆林,同樣荒涼貧瘠的地表都坐擁“黑金”——在時下的語境中,這是GDP和財富的代名詞。曾經游牧和農耕文明分野最前線的兩座城市,看起來似乎殊途同歸。
然而,在享受近10年狂飆突進的增長之后,兩座城市卻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路徑與態勢。開放、保守,新銳、傳統,探索進取、坐享其成。一對對不可思議的矛盾,在這條“能源走廊”的南北兩端,正在真實且愈發難以逆轉地上演。
這是為什么?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狄更斯在《雙城記》里睿智地寫道: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2010年1月9日,席卷北國的暴風雪終于得以停歇。《能源》雜志采訪組深入陜、蒙邊境的中國“能源走廊”,歷時8天,輾轉兩市多地,為您詳述一出“黑金雙城記”。
上篇
鄂爾多斯:大漠上的“迪拜”
鄂爾多斯人均GDP超越香港,這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新聞。鄂爾多斯會不會重蹈眾多資源型城市的覆轍,像流星一樣迅即隕落?
鄂爾多斯人均GDP超越香港,這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新聞。黑金之所以能成就鄂爾多斯,當拜神華等企業攜帶資本不遺余力的開掘所賜。
2009年12月初,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連輯在第八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開幕式上,面對臺下眾多政商名流,不乏豪氣地宣布鄂爾多斯人均GDP將超越香港。
這無疑像是投下一枚重磅炸彈。盡管人們對鄂爾多斯的快速成長早有耳聞,但從未如此形象具體——類比的對象是香港,東方之珠,冒險家與港幣的樂園。
從前默默無聞的“宮帳守衛者”鄂爾多斯,這座夾在毛烏素和庫布奇沙漠之中的草原城市,似乎崛起于一夜之間。據《鄂爾多斯年鑒》顯示,2000年的時候,鄂爾多斯的GDP僅為150億,8年之后即狂飆到1603億。而2009年,初步估計可達2100億元。這個數據的基數,僅僅是160萬鄂爾多斯居民。
不可否認,GDP仍然是目下中國各界胼手胝足最大的公約數。
鄂爾多斯因草而生,卻因煤而盛,擁有儲量巨大的煤炭資源,這是天賜的恩福。“我們沒有沿海的區位優勢,也沒有南方那樣的青山綠水,但我們地底下有資源,上天是公平的。”鄂爾多斯市東勝區人大主任包山笑著說道,他曾擔任市委宣傳部長,懂得熟稔拿捏話語的分寸長短,“煤炭給我們帶來了高速增長的機遇,但我們努力做到只依托資源,而不是依靠資源。”
這樣的話語似曾相識,幾乎每一個資源豐富的地方主政者都會如此表述。但人們依然有理由擔心,鄂爾多斯會不會重蹈眾多資源型城市的覆轍,像流星一樣迅即隕落?如同抽絲剝繭般,我們需要探尋鄂爾多斯成功的源泉。
鮮為人知的是,這座曾因羊毛名揚四海的城市,在被“原生態”能源新貴身份替代的同時,亦逐漸呈現出多元化的現代都市氣象。
走在鄂爾多斯老城東勝區的街道上,恍如置身北京某個街頭,路面寬闊齊整,建筑物有著北方城市特有的從容。其中的一個下午,記者來到東勝區黨政大樓前的青銅器廣場,一個類似蒙古包式樣的巨大青銅色穹頂旁正在植樹,一位老板模樣的人從一輛悍馬車上跳下來,身邊跟著幾位隨從,像是在視察施工進程,并旋即離去。一位工頭向我們比劃道:“這里將打造西部最大的購物廣場。”
東勝是老城區,目前市政府所在的康巴什,是規劃中的新區,距離老城區25公里,與臨近的阿勒騰席熱鎮相隔3公里,三地之間互為犄角之勢,共同構成鄂爾多斯核心城區。據鄂爾多斯發改委一位官員介紹:“之所以這樣規劃,是為了以點帶面,協同發展。”
目前康巴什新區人口只有兩萬多,但規模顯然在膨脹中,據公開資料顯示,東勝的房價在每平方米8000元以上,而康巴什這個純粹在荒漠中建設的新城區,目前房價也在6000元以上,這已經超出了內地大多數城市的標準。康巴什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城市格調,說那里的建筑物有點新銳,這并不過分。
在市政府前的成吉思汗廣場兩邊,猶如一個巨大的建筑創新工場,造型獨特的建筑物比比皆是:音樂廳、圖書館、大劇院和展覽館,極富后現代的先鋒精神,鄂爾多斯市委宣傳部外宣科科長陳曦興奮地說:“這是鄂爾多斯創新精神的象征。”
雖然這座城市所呈現的現代面孔離不開“黑金”種下的果,但其中依然傳遞出鄂爾多斯發展之因——尤其是在與近鄰榆林的比較之下。
這片86752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下,座擁中國六分之一的煤炭儲量,且大多是優質高卡動力煤。按照當時探明的儲量,這片煤海相當于50個大同煤礦,165個撫順煤礦。目前這里探明的煤炭儲量是3667億噸,占中國的三分之一。但自上世紀80年代初由新華社發出的有關本地區發現巨大煤海的訊息之后,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鄂爾多斯依然籍籍無名,彼時人們關注的,是山西已經形成規模化開采的煤田。
然而就在籍籍無名的表象之下,一家名為中國精煤公司的企業正式成立并入駐鄂爾多斯,在深耕“能源走廊”多年以后,這家企業成為如今赫赫有名的神華。
曾有評論指出,以神華為代表的央企在蒙陜兩地挖走了“黑金”,留下了GDP和稅收,但一家獨大同樣制約了當地產業的合理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講,央企神華宛如一個巨無霸,為占據最為優質的煤炭資源,它可以修建不屬于鐵道部的多條鐵路專線,目前神華集團已牢牢控制了蒙陜邊境的大柳塔——這塊被喻為鄂爾多斯煤海“白菜心”的戰略地帶。
盡管神華的優勢牢不可破,也沒有出現任何具備足夠當量的挑戰者,但鄂爾多斯依然在神華的帶動、或者說博弈的過程中涌現出一批頗具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鄂爾多斯集團、伊泰、億利、伊化和匯能集團,這些活躍的企業單元,被廣泛認為是鄂爾多斯領先榆林的重要標志。目前,鄂爾多斯本土上市企業已有四家,而煤炭儲量高于鄂爾多斯的榆林迄今尚無一家。
這些民營企業,大多脫胎于鄂爾多斯體制之內,且無一不與能源有關,即便是曾經因羊毛“溫暖全世界”的鄂爾多斯集團,現在的公司主業亦涵蓋煤炭、冶金和電力。
在一定程度上,鄂爾多斯的能源新貴具備了與國內外強手掰掰手腕的實力——內蒙古方面顯然樂見其成。以伊泰集團為例,同樣擁有自己的鐵路專線——長達145公里的準東鐵路。由其作為主投資方的呼準鐵路電氣化改造亦于2009年12月竣工。
也許可以說,這些位居國內500強行列的鄂爾多斯本土企業,是神華帶出的好徒弟。自儲波于2001年赴任內蒙古區黨委書記以來,內蒙本土企業與神華之間便處于一種良性的競合狀態之中。“煤電戰略”也成為內蒙古經濟增幅連續7年冠絕全國的決定性因素。
無論煤炭給我們生存的環境帶來多大的影響,乃至它作為加劇溫室效應的主要罪魁之一,但一個事實是,作為一種戰略資源,它從未遠離我們的生活。即便是環保理念深入人心的歐美各國,在油氣資源日漸緊缺的今天,煤炭近年來也重新受寵。
“我們不得不為擁有豐富的煤炭儲量感到慶幸。”鄂爾多斯發改委能源科科長呂耀峰對《能源》記者說道,“我們在努力消減其對環境的影響。同時,為了平衡能源結構,鄂爾多斯正全力推進煤制油、煤變氣項目的建設。”
整個2009年,中國進口石油2.02億噸,占到需求總量的52%,對外依存度首度超出國際公認警戒線50%的標準。曾被譽為“中國科威特”的鄂爾多斯煤海,最終能否成型的關鍵因素即在煤制油項目的進展。
目前,在鄂爾多斯的伊金霍洛旗,神華集團正在進行一項能將煤變成柴油的工業規模試驗,在開始的12個月里,鄂爾多斯的試驗性液化工廠預計將生產超過100萬噸的柴油。這種通過高溫高壓加氫裂解使煤直接液化的技術,大概可以使4噸煤轉換成1噸油,同時需要大約10噸水。同時,這里還擁有一項中國最大的碳捕集和儲存工程,這項工程旨在消除造成全球變暖的氣體。
目前,國內掌握煤制油技術的已不止神華一家。鄂爾多斯本土豪門——伊泰集團隨即在2009年3月宣布位于準格爾旗的煤間接液化示范工廠已經出油。加上山西潞安和山東兗礦在陜西榆林的項目,國內角逐煤制油的企業已達4家。
在煤制油緊鑼密鼓推進的同時,煤制氣同樣讓鄂爾多斯人心癢難當。就在剛剛過去的2009年年末,鄂爾多斯本地民企匯能集團總投資額達88.7億元、設計生產合成天然氣16億立方米/年的項目獲國家發改委批準,其建設地點位于毛烏素沙漠邊緣的伊金霍洛旗。
然而,鄂爾多斯的野心似乎遠非如此。
2009年9月,美國太陽能巨頭——第一太陽能(First Solar)宣布其將在鄂爾多斯建立一個世界最大的太陽能生產基地,并考慮在中國新建一家制造廠。這個項目位于杭錦旗的“光伏金三角“,基地生產規模估計在20億瓦特(2000MW),相當于兩座中國燃煤發電站,能夠給300萬家庭提供照明需求。
“這是吳邦國委員長在去年9月訪美期間敲定并宣布的,目前所有條款細節都已經敲定,坐待開工。”呂耀峰說,“這會與內蒙‘光伏金三角’中另外兩角的呼和浩特和包頭遙相呼應。”
受到青睞的不僅是能源行業。早在2008年10月,國內重型機械龍頭企業三一重工即宣布投資60億入駐鄂爾多斯裝備制造園,三一的鄰居,是精功集團、盾安集團和大連路明科技等國內知名企業。更早之前,華泰汽車鄂爾多斯一期5萬臺整車生產線已經投入運營。
“在鄂爾多斯GDP構成中,以煤炭為代表的傳統能源產業所占比例已經下降到30%左右”,外宣科科長陳曦說道。
“這些年當地政府捂著,增長太快,真實數據可能比這個更高。”當地一知名企業的負責人說。
在這輪GDP狂飆增長過程中,當地政府無疑是最大的贏家。不過,透過漂亮的經濟成長單,包括鄂爾多斯在內的內蒙古也不得不面臨“就業、增收和均貧富”等普遍難題。
于是,內蒙古祭出社會改革的第一刀,便是瞄準“黑金”,從去年7月1日起,內蒙古開始對煤炭行業征收每噸煤平均15元的“暴利稅”,一年可達100億以上。
受益于強大的政府財政力,鄂爾多斯開始推行全方位的社保福利制度。在鄂爾多斯市區乘坐公交車,憑卡只需5毛錢,這僅僅比交通擁擠的北京貴1毛。
出租車司機李志國老家在杭錦旗鄉下,他每月大概能賺到3000多塊,這在鄂爾多斯并不算高,但他高興地對記者說,2008年他年邁八旬的母親領取了總額將近5000元的福利金,按農歷年算的話,2009年這個數目還會增加1000塊。
“這地方現在干啥都掙錢。”新奧燃氣旗下的新能化工一位負責人說,“以前我們在本地招臨時搬運工,隨便都能找到,但現在給本地人包吃住100元一天他們也不干。”
在新能化工所在的達拉特旗,我們碰到了旗歌舞團的馬頭琴師烏力罕和女歌手諾敏,他們正在跑場子——給蒙古包里喝酒的客人助興。即便是副業,也能讓烏力罕和他的搭檔收益頗豐,兩年前,每次彈唱大約半個小時,每人才得100元,現在,行情漲到了每人每次300元。烏力罕去年把開了不到兩年的夏利換成了別克,三年前,他還只是騎著自行車,奔走在達拉特旗漫長公路沿線上的大小蒙古包里。
如果說李志國和烏力罕仍然是憑借一技之長才謀得生活席位的話,那么,有些財富的獲取,純粹是這座蓬勃發展城市中的利益均沾。
布日都梁是鄂爾多斯市郊著名的原生態羊肉餐飲聚集地,鄂爾多斯人的夜生活常常從這里開始。但享受快樂的不僅是食客,從布日都梁到鄂爾多斯市區的公路上,一路灑落大小不一的煤塊,沿途不斷閃過拖著板車搶拾煤塊的農牧民,據司機介紹,這些人平時光靠撿煤就能生存,有些人一個晚上甚至能拉一噸回去!
這些依舊不能代表完整的鄂爾多斯。
在記者抵達鄂爾多斯的半個月前,浦發銀行鄂爾多斯分行開始營業,為這座“大漠明珠”提供健全的中高端銀行服務產品。而在我們即將離去的時候,國內知名奢侈品牌“七彩云南”翡翠在鄂爾多斯的旗艦店正式開張。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就在記者采訪的間歇,包括俄國14位著名畫家106幅油畫在內的“當代俄羅斯油畫展”在鄂爾多斯青銅器博物館開展——這座城區人口區區60萬的西部小城,居然會有這樣的藝術活動。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財富所帶來的吸聚效應。
當然,鄂爾多斯遠非完美。
作為一座長城以北的草原城市,水資源的瓶頸仍然困擾鄂爾多斯的發展。而伴隨能源礦產的深度開發,地下水位亦將持續下降。據該市發改委能源科科長呂耀峰說,鄂爾多斯從位于陜西的黃河委員會那里獲得的水權,每年都固定在7億—8億方之間。目前,鄂爾多斯規劃中的重化工產業園全部占用的是生態與農業灌溉用水。該市南岸灌區近期可供轉換水量為1.3億立方米,全市列入“水權轉換”的重化工項目有13個,不過真正獲批者寥寥。
除此之外,“鄂爾多斯100”項目不知是尷尬還是值得慶幸。這個由本土神秘富豪、江源水務集團董事長才江投資,藝術家艾未未策劃的別墅項目正在無限期擱淺,種種跡象表明,它正在成為“賀蘭山房”第二。
“鄂爾多斯100”項目策劃力邀全球100名成長中的建筑師設計100棟別墅,原本計劃于2009年建成,且每棟售價不低于150萬美元,但兩年過去了,毛胚建成的不超過7棟。
在一個天氣晴朗的中午,記者來到康巴什新區東郊一處名叫考考什納的水庫邊——“鄂爾多斯100”的項目所在地——在低空曠野間,我們看見堆積著的沙塵正漫過造型怪異的毛胚別墅垛墻。工地上空無一人,沙丘上只有幾行蝎子和蜥蜴爬行所留下的痕跡,蜿蜒著消失在沙棘叢,遠方偶爾有牧民趕著駱駝,朝著整齊劃一冒著炊煙的村莊走去。
【下篇】
榆林:失落的“中國科威特”
榆林擁有比鄂爾多斯還豐富的煤炭資源,為什么在發展過程中成長軌跡卻與鄂爾多斯截然不同,乃至今天遠遠落后于后者?
地處陜北黃土高坡上的榆林市因礦產資源富集一地,組合配置好,而被譽為“中國的科威特”。在這里,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下就蘊藏著高達10億的巨額財富。在橫跨陜蒙兩省長達600里的“能源走廊”中,榆林是這條中國財富流動最快的經濟走廊的發起點。
隨著能源開發熱浪的來臨,榆林市曾經給足了人們期待。然而,在歷經了一個美好的開局后,榆林市的發展腳步卻逐漸慢了下來,這坐曾經試圖打造“能源新都”的城市有著看似華麗的外表——自2002年起,榆林市連續7年GDP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增速為陜西省第一;全市GDP在陜西省位居第二,僅次于西安;當地政府曾經號稱,榆林的發展前景吸引了一批國內外大公司進駐榆林,包括美國陶氏、中石油、中石化、殼牌、正大5家世界級500強企業。
2009年9月,榆林市市委書記李金柱透露,未來10年,神華集團將在榆林投2800億,華電欲投資1400億,華能投資720億,中能集團投資1100億,陜西省幾大集團投資3500億,僅僅央企,鎖定榆林的投資已經不少于8000億。
然而,有一個疑問依舊存在,這些隨便拉出一個都能撐起一片天的大型項目能真正上馬嗎?
事實上,這樣的反問不是沒有緣由。
時間倒退5、6年,就在榆林因為坐擁地下富集的礦產資源而準備轟轟烈烈大搞開發時,曾經鼓舞人心的簽約項目也都紛至沓來。2006年4月8日上午,在第十屆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上,由時任陜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張偉、省政協副主席石學友、榆林市委書記周一波等領導帶隊的代表團成為了鎂光燈的焦點。
在會上,時任榆林市政府代市長的李金柱,與正大能源化工集團董事長謝炳簽訂了正大能源化工集團榆林240萬噸煤制甲醇及甲醇制烯烴(MTO)項目協議,總投資160億元;與兗礦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昭華簽訂了兗礦100萬噸煤間接液化項目協議,總投資100億元。
這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招商引資似乎讓外界看到了榆林日益騰飛的未來。然而,時間流逝,鼓舞人心的時刻終究沒有到來,曾經喊得震天響的大手筆紛紛流產,人們扼腕痛惜的同時,也在茶余飯后咀嚼著這其中的斑駁往事。
說起榆林,不得不選擇的參照對象便是鄂爾多斯。這兩個在地圖上首尾相接的地級市因為能源的開發幾乎同時起步,而彼此的成長軌跡卻又截然不同。確切地說,相比鄂爾多斯,榆林所擁有的資源優勢更為明顯,但如今,“榆林已經落后鄂爾多斯有10年的差距了。”曾任榆林神府經濟開發區書記的李志卿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感慨地說。
那么,導致這一切的原因何在?
帶著這個疑問,《能源》記者探入榆林,答案在與各界人士的訪談之中浮出水面。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榆林市當地政府甚至陜西省政府的行政干預成了壓制其發展的罪魁禍首。
“與鄂爾多斯的發展相比,導致榆林現狀的原因有很多,主要還是領導班子的問題。”李志卿說,“當時有些領導直接從北京調過來,對搞經濟建設也沒有實際的操作經驗,所以無法從根本上推動榆林的整體發展。”
如今的李志卿也已退休,在他的記憶之中,最輝煌的階段停留在了5年前。當時,他擔任黨委書記的神府經濟開發區因為經濟建設如火如荼而備受關注。2005年,現任鄂爾多斯政協副主席的蘇文曾帶領一隊人馬專程前赴神府經濟開發區學習發展模式。然而,5年之后,整個榆林市都被鄂爾多斯逐漸地甩在了身后。
據未經公開的數據,2009年,榆林GDP為1200億元,而鄂爾多斯的GDP則超過2000億元。從人均GDP看,“十五”期間末,榆林、鄂爾多斯兩市人均GDP分別為0.9萬元、4.2萬元。而近兩年,人均GDP的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2008年兩市的人均GDP分別為3.02萬元、10.2萬元。
對于那段沉浮的經歷,很多見證者以及參與者如今依舊諱莫如深。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退休官員向記者透露,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思路,還是當地政府的經濟政策,都是阻礙榆林發展的首要原因。而且,這樣的境況直到今天依舊還存在著嚴重的后遺癥。“事實上,榆林長時間來根本就沒有做好大開發的準備。”上述官員直言不諱地說道。
與如今主政者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曾經一批有想法有主見的領導人卻黯然離場。在采訪期間,榆林市前副市長王斌是被人提及最多的名字。
記者多次聯系王斌,早已“不談國事”的王斌終于同意接受采訪,他向記者回顧了他在任期間的一些故事,以及如今的些許感受。
在神木縣當了16年縣委書記的王斌于1999年開始擔任榆林市副市長。王斌是土生土長的榆林人,對于榆林的整個經濟狀況他都了然于胸。
2004年左右,在外人看來的一些正在磋商的大項目即將紛紛入駐榆林,就在外界認為榆林市政府還將醞釀更大的招商項目時,王斌卻在市政府的會議室里挺直了腰板與其他領導人唇槍舌劍。
“其實那些所謂的大項目啊,都是一伙人找托掛牌的糊弄手法,為了騙取地方利益。”王斌說。
榆樹灣煤礦糾紛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2006年10月,在榆林市政府領導的帶領下,兗州煤業公司和正大能源公司的30多位代表搬進了榆樹灣煤礦的辦公樓。其中正大能源公司便是王斌所言之中的掛靠之牌。
“榆樹灣煤礦是當時國務院國資委特批給榆林的,但后來被省里的一些領導劃給了其他一些人,他們就花了十幾萬注冊了一個公司,打著泰國正大的牌子,20多個億的項目就這么被十幾萬給套走了。”王斌說。
據了解,在榆樹灣煤礦中持股40%的正大能源公司在與榆樹灣煤礦進行合資談判的過程當中,先后使用過“正大集團有限公司”、“正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正大能源投資有限公司”、“正大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乃至“正大集團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等多個不同的公司名稱。
“當時很多公司都掛著世界大公司的牌子,目的都是為了搶項目,但他們根本就沒有按個承擔能力。”早已退休的王斌措辭謹慎,言辭之中始終沒有提及一個具體的人名。
2006年3月陜西省政府辦公廳下發文件,同意中化集團、香港益業公司作為240萬噸甲醇制烯烴(MTO)項目開發主體,進入榆橫礦區波羅井田。然而,這場資本聯姻也并非那么簡單。
一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當年,香港益業公司宣稱投資165億元在陜北榆橫建240萬噸煤化工項目建設就是玩了一把“金蟬脫殼”。在通過各種手段和關系,拿到陜西省發改委、國土資源廳的相關文件后,香港益業公司獲取了橫山縣波羅井田300多平方公里的煤炭資源。
就在“外資國企”哄搶各大項目的同時,本地企業卻被擋在了大門之外。而這也是王斌當年極力爭取的原因所在。
在王斌看來,鄂爾多斯的發展之態之所以如此迅猛,原因就在于當地政府對待投資開發的態度上。
“儲波在內蒙古的7、8年用了一批能干的人,我中學就是在鄂爾多斯讀的,所以我對當地之前的情況也很了解,內蒙古的領導人都只想把當地的經濟搞上去,不像榆林……”王斌說著卻又欲言又止。
因為觀點的分歧,甚至對特殊利益集團的觸犯,2005年王斌被調到西安地礦局擔任副局長。離開榆林后,王斌就選擇了退休,至此再也沒有上過一天班。
王斌的離開似乎成了一種代表。于是,榆林當地的一些官員開始總結,“干的多干的好,反而沒有好下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畏縮,想實干的不敢,想說真話的也不敢,強大的政治力量造就了這里的官場文化,也牽制著這里的經濟命脈。
現如今,鄂爾多斯市已沒有一家國有獨資公司,鄂爾多斯集團、伊泰集團、匯能集團、伊化集團、億利資源、蒙西集團等一批上市企業和國內外知名企業集團成為了推動全市經濟建設的主要力量。反觀榆林,榆林市的國有企業改革依舊尚未結束,至今還未培育出一家上市公司。
陜煤集團董事長華瑋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兩個城市的經濟差距主要是因為兩個政府思想解放程度的差距。”
華瑋惜字如金,他總結,鄂爾多斯市政府的態度是:不求所有,只有所在。榆林市政府的態度是:即求所有,又求所在。
華瑋說完獨自淺笑,他的話意味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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