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很簡單，就是希望有一天，知我者罪我者都會中肯地說：這個平庸的家伙在平凡的一生中做了一些不平庸的事情。——朱德付

　　朱德付歸來

　　東南三環的聯合國際大廈，微雨中掩映著初夏特有的清新綠意。采訪這位幾經起落的“傳媒游俠”，思緒一度為之“空結雨中愁”。但面對他爽朗的笑聲、豁達的回顧、活躍的手勢，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都會感覺到，當朱德付帶著他的最新夢想《中國周刊》歸來時，其內心認定的“情懷”二字始終未變。

　　初涉傳媒，情系南方

　　1990年，中山大學文學碩士畢業，朱德付被分配到南方日報社江門記者站工作，傳媒生涯由此開始。一年之后，出于市場需要，《南方日報》編委會決定將《南方周末》由對開四版擴為對開八版，借以擴大社會影響力。于是，一紙調令朱德付復歸羊城。

　　當時的朱德付并不像現在這樣以這份記錄時代進程的報紙為榮，“那時滿肚子不高興，《南方周末》1984年創辦，到1991年已有7年歷史，但一直是一份以報道影視歌星為主的娛樂報，發行量也不過區區18萬份左右。別說全國讀者看它不上眼，就是《南方日報》同仁也認為它不是主流報紙，是花邊新聞小報。說心里話，我們那撥受命參加《南方周末》擴版的同事，當時沒有一個人想到《南方周末》會做到今天這一規模和影響。我們不過當這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調動，不過是想盡力恪盡職守”。

　　盡管如此，一群在如今報界都數得上的人物還是在1991年齊集廣州，新人初到便點起了一把火，琢磨著怎樣改變由來已久的黨報面孔，形式上讓《南方周末》與眾不同起來。“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盡可能地吸引眼球，于是報紙上就出現了美女、紅唇，在那個年代算是驚世駭俗了”，“當時的美編叫張向春，是一個自學成才的資料員。狂得很，揚言少了他，《南方周末》的發行量至少要降一半”，“現在回頭看，我自己也承認當時版面是低俗，但還是起到了我們希望的作用。《南方周末》在擴版后報價隨之而漲，由原初的3毛提高至5毛一份，但1992年第一期發行量不僅沒降，而且升了幾萬份，達到20萬份左右，超額完成任務，這和版式改革關系密切。事實也證明，從傳統黨報版式風格幾十年如一日的不茍言笑、正襟危坐，到周末報的生動活潑、嘩眾取寵，這一改變本身是順應市場的必然結果。這就像改革開放初期，喇叭褲、長頭發對于傳統觀念的沖擊一樣”。

　　內容與形式恰如光與影，從來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與版式改革同步的內容建設，在擴版初期，采用的是大特寫的形式，用來揭露社會陰暗面。“在當時社會公共信息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大特寫之類的文體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讀者關心社會的強烈愿望，盡管現在回頭看這類文體內容空泛、意氣太重，但在當時是合時的”。然而，到了1995年，在版式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我們痛感大特寫一類的所謂新聞的沒落，經過不斷嘗試，在內容上進行了“二次革命”，把新聞版面的主體內容定位于調查性報道。《南方周末》雖非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發軔者，但卻是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集大成者。這種形式使《南方周末》成為一張真正有價值的新聞紙，在輿論監督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風格”，朱德付所寫“劉秋海事件”的報道便是經典一例，這一事件《南方周末》5年間發表近20萬字的報道，創造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個新紀錄。

　　此時的《南方周末》在內容上已走向嚴肅，版式風格便也隨之改變，裝飾性的版式風格讓位于簡約，自此結束了這張報紙以形式取勝的歷史，走向以內容為王的人間正道。“我在《南方周末》工作了6年，最大的收獲是找到了一種職業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也樹立了一種自信。作為《南方周末》的創業者之一，我們知道自己是三流人才。但我們知道，三流人才只要樹立理想，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就可以創造一流的事業，我們從中也就能找到所謂一流人才的感覺”。這個“三流人才”的新舞臺很快就出現了。1994年，席文舉首創《華西都市報》，全國黨報興辦都市報的帷幕自此揭開。1996年底，《南方日報》編委會決定取消《海外市場報》的刊號，改出《南方都市報》，朱德付調任《南方都市報》副主編。南都創辦在當時不啻為救市之舉，因為《南方日報》的經濟狀況在1996年已非常惡劣，累計欠銀行貸款1.4億元，單靠主報或《南方周末》創收已是回天無力，于是《南方都市報》出生時便已承擔起救母重任。

　　“但是剛創刊時，由于《南方日報》內部編輯記者都不看好南都的前途，加上所謂大報情結，很少人愿意加盟，只好到社會上招聘員工。當時廣州城中村中住著許多內陸而來風云一時的流浪記者，他們構成了南都最早的采編力量。時人譏為：‘招降納叛，藏污納垢’。2000年《南方日報》社長總結時還說.。

　　‘《南方都市報》在3年內犯下的錯誤是《南方日報》50年所犯錯誤之總和’”。但從如今看來，“聘用制的用人制度是都市類報紙徹底擺脫傳統黨報積弊的重要一步。如果當時《南方都市報》的編輯記者都是在編干部，則不可能形成日后的競爭力，也不可能改變由來已久的傳統新聞觀念，更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人才平臺”。

　　此外，“我們還是較早運用泰勒考核的報社，當時母報《南方日報》編委會痛受報社經濟困擾，不可能有充裕資金保障員工待遇。但不解決分配問題，編輯的積極性也就不會提高，這就迫使我們實施計件工資制，按照版面稿件吞吐量的大小，核定每一個記者的基本工作量，然后對每一篇稿件的質量進行評定等級，每一等級拉大差別，以求保質保量。這套分配方法在當時的《南方日報》是一個革命性的創造，其效果是《南方都市報》狂飆突進”。

　　回首在南方報系多年的時光，朱德付話調低郁。離開南方報系，短暫沉寂后，受當時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社長黎元江所邀，朱德付創辦《信息時報》，任社長兼總編輯。但這段經歷也很快結束，因為他人生中另一場重頭戲在命運的安排中已悄悄開場。

　　十年一劍，風起京華

　　2001年朱德付辭別妻兒，孤身北上，參與籌創《京華時報》。不少圈中好友對他的決定抱著南橘北枳的擔憂。但此時的朱德付已經擁有多年打拼廣州報業的經驗，在他眼中，較之南方報業激烈的市場競爭，北京報業格局分明，卻不過是一池溫吞的清水，無論出身如何均能分得一杯羹。于是他大開山門，“招降納叛”，坐鎮京華采編。

　　有人曾言當時朱德付在京華初辦時的生活狀態是一幕廣告劇，其名為“京華時報.. ——工作狂的精華時報”：劇目場景是辦公室，時間是夜半三更，道具是大樣香煙，動作單調，不過翻閱與吸煙兩個。

　　由此可見當初創業之難，“最早的那批人，多是其他報社不如意者，或者是從網站回歸平媒的異路人以及平均年齡不過24歲的應屆畢業生，文章常常是不得要領，采編平臺亂七八糟，第一期試刊時連樣刊都出不來。但我不曾怕過，創業本就如此。而且比起南方報業時代的流浪記者們總是好帶一些”。面對人才困窘，創刊初期，朱德付曾硬性規定每版至少要有“10+1”條信息容量，嚴殺長文。這種短平快的海量信息被認為是京華創刊時的殺手锏，但幕后的朱德付也因此“深受其累”。

　　幾年下來，這張曾被許多北京報人看不上的“民工報”，借助譚軍波“魔鬼發行”的策動，一路攻城略地改變北京報業原有市場版圖。這些朱德付當然看重，然而讓他更誠惶誠恐的卻是市民讀者的傾心，“2004年元旦過后，便不斷有人問我：今年春節京華是否休刊。因為去年春節我們曾經休刊七天，旨在讓員工養精蓄銳。但沒有想到這次休刊卻成為春節期間北京工商局發布的十大投訴之一，消息一出我們既抱歉更感念”。

　　讀者對京華的閱讀依賴由此可見一斑，追溯之與朱德付堅持的內容為王、市民口味可能淵源頗深。“越是有人說京華是民工報，我就越高興，因為這是最好的贊美。你想如果連民工都愿意從微薄的收入中每天拿出5毛錢來買報紙，這還不是對辦報人最大的獎賞嗎？這張報紙就是辦給市民看的，就是草根情懷”。

　　京華創刊四年之后，本著“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想法，朱德付《采編管理基本手冊》、《理念與方法》兩本厚書整理成冊，供采編內部交流和執行，歷史、思想、準則、故事包涵其中。以致當記者不得不問他

　　為何最終辭職這樣一個不具“人文關懷”的問題而無解時，便想要從書中尋得答案。

　　終是無解就像許多的報業集團一樣，糾結在體制機制中眾說紛紜、見仁見智的問題讓人即使覓得是非卻覓不得因果。也許朱德付片時的深沉無語與一句“離開就是離開了，我不想也沒有特別要說的”是一個更好的答案，至少我們在其中尋得他一以貫之的游俠情懷。.。

　　“我來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這樣即使是走下事業的巔峰，也不過意味著迎來了下一個主動選擇的時代。

　　追逐夢想，攜刊歸來

　　“有可能的話，我想辦一份取向深刻的新聞周刊，傳媒的結構其實是一座金字塔，網絡在塔的最底層，不限時地影響著盡可能多的人；報刊是中間的一層，在一天內影響盡可能多的人，但和都市報的一馬平川相比，時政類的新聞周刊就是奇峰突起了；塔尖是圖書，時間上能夠達到永恒來影響后代。老了以后，如果精力允許，我還想做圖書出版，就是只出一百本都可以。.. ”靜聽這段肺腑之言，細品他對傳媒的了解和逐步的規劃，這才理解他為何會鐘情于那句明訓“人生在世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

　　所以，記者的眼前出現了這本紅色封面的《中國周刊》。巧合的是，創刊號中的人物專欄題目恰好是《柳傳志歸來》。兩個不同領域，風頭一時無倆的人物又都歸來，其各自的事業與之前相似又有著極大地不同。

　　“辦雜志和辦報紙有著很多的不同。報紙影響的是最廣大的人群，而雜志它的定位會更加精確。就像我說過的傳媒金字塔是從最底層的互聯網不斷提純到達頂峰。對于《中國周刊》我希望它成為一本高端雜志，能夠影響社會階層中的精英人物。能夠做到入乎其用，由專業的人員做專業的內容，同時又能夠出乎其外，從讀者的角度解決問題”。

　　按照這樣的一個思路，“《中國周刊》最核心的兩點就是，第一要有原創的東西，旗下的記者一定要出去采訪；同時，還必須要有專家的觀點，比如做一個軍事專題，很多雜志也許會選擇《南方周末》早已用過的大特寫的形式，但是這絕對不專業。我們就會想盡辦法邀請張召忠將軍來寫，當然邀請他們會很困難，但幸運的是我們有“中國周刊”這樣一個名字，而且在未來的歲月里不會有比它更大氣的”。

　　5月5日出刊的《中國周刊》會如何，我們尚且不得而知，但目前為止它已擁有2500萬元的資本。“我希望它能夠在兩年之內做到一定的高度，能夠從獨特走向獨到再走向獨創。現在的欄目設置主要是按照文體來劃分，核心的兩個板塊和許多雜志都不同。第一個是“創造”，無論成敗與否的各行各業的創造，“創造”這個詞有人會覺得虛幻，但是你回過頭來看沒有創造就絕對不會有今天的中國；第二個是“人物”，不僅僅是名人、是精英，即使是一個小人物的命運、一個小事件的縱深只要它能夠反映出中國的一個側面，我們都會去做，而且要用高度文學化的形式來講述”。看來，擅長內容的朱德付對于如何打造這本承載夢想的雜志，思緒已經清晰明了。

　　“桃李春風一杯酒，十年夜雨十年燈”，時光的燭照中恍惚仍能看到一個充滿情懷的傳媒人在激揚文字，期間挫折眾多卻憑它過去，回憶起來笑容童真。“一切事物都有始有終，重要的是開始與終結之間的過程”，何況一份新的事業正握在他的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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