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時代造就的一個個“一汽家族”，先后經歷了建廠、改革、合資的一汽“創業史”

　　3月19日，長春，陽光依然普照，但氣溫驟降，街頭正在融化的殘雪又被結結實實地凍住了。

　　一大早，高秋崗就裹著衣服出門了，他要去見一汽大眾公司的一個管理人員，去問大兒子工作的事兒。一個月前，在哈爾濱學汽車制造的大兒子，應聘一汽大眾失敗，高秋崗就開始找關系，希望能將他送到一汽大眾，將兒子工作的事托付給一汽大眾的一名管理人員。

　　四天前，中紀委發消息：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徐建一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高秋崗感覺事情有變，立即給那位管理人員打電話。第一個電話沒人接，第二個電話打過去就關機了，之后再也聯系不上，他打聽到這位管理人員住址，準備登門拜訪。

　　“告訴那個人，孩子是長子，毛主席在的時候，要安排工作的。”出門的時候，高秋崗的父親站在背后，遠遠地吆喝了一句話。

　　高秋崗的父親所說的那個時代，早已經過去。一汽早已經隨著時代改變，一汽人也在這個改變的過程中，被時代推著前行。

　　一汽誕生

　　“廠內女不嫁廠外郎”

　　高秋崗住在一汽二廠區家屬院，這是一片蘇式建筑，每一棟房子都一樣，半米厚的墻壁，窄小的窗戶。

　　住在這里的很多人，有著相似的身份：“長子”的長子。曾經，在長春市民看來，這是一種難得的榮譽。

　　高秋崗的父親1954年加入一汽，對于一汽初創時期的榮譽，高秋崗沒有親身經歷，但卻能感受到。高秋崗記得，讀小學的時候，同學們都會炫耀“我爸見過毛主席，我爸見過朱總司令，我爸見過周總理”。

　　高秋崗的父親沒有見過國家領導人。1958年2月13日，毛澤東視察一汽，當時，高秋崗的父親被留在車間里開會，會議結束的時候，毛主席已經走了。

　　“后來才知道，領導故意不讓工人見到毛主席，才以開會的名義把我們留在車間的。”高秋崗的父親覺得對不起兒子，他安慰高秋崗，“我見過西哈努克。”

　　1972年，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來一汽參觀，高秋崗的父親記得，“西哈努克從外面走進來，見人就會雙手合十。”他把這理解為作揖。“西哈努克給我爸作過揖”成為高秋崗給同學炫耀的資本。

　　而最讓高秋崗有切身體會的是各種優厚的待遇。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長春市區很多居民還在燒煤氣的時候，一汽的標準宿舍已經有了暖氣和熱水。

　　當時，在長春流傳一個說法，“廠內女不嫁廠外郎。”而長春廠外的女孩則非常渴望嫁到一個汽車廠的家庭，特別是嫁給汽車廠長子，以后就抱了金飯碗。按照改革開放前的思維，作為長子的高秋崗本應接父親的班，成為正式的一汽人。

　　改革開放初期

　　“以后，不能接班了”

　　高秋崗的夢想在改革開放以后逐漸破裂。

　　1979年，大量上山下鄉運動中的長春青年回城，為了安置回城青年，同年10月，一汽組建了以安置為目的的綜合服務公司，被一汽人稱為大集體，這也就是一汽四環企業總公司的前身，后來整合為一汽富維。

　　綜合服務公司相繼成立了17支勞務隊，36個知青廠。高秋崗高中畢業以后，被安置在四平的一個知青廠當工人。一汽一位退休干部告訴新京報記者，1986年，被安置在綜合服務公司的城市青年超過4萬名，其中不乏高秋崗一樣的一汽“長子”。

　　高秋崗深信，他們是一汽的后備軍，以后肯定有轉正的機會。在知青廠，這些長子普遍傲慢，高秋崗記得，知青廠明顯地“分派”，一汽子女很少與其他工人交往。

　　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受進口汽車涌入、國內銀根緊縮、二汽東風競爭等因素影響，老解放汽車的銷量銳減，庫存積壓。一直跑一汽線口的長春日報退休記者苑德莉告訴新京報記者，“汽車廠所在的孟家屯，上萬輛老解放汽車擺在廣場上。”

　　受市場逼迫，一汽開始改型換代。一汽建立三十年，產品線已經老化，為了適應市場需求，需要進行產品更新換代。

　　1982年，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國營企業進行全面整頓的決定》，一汽開始推行以“承包”為特點的經濟責任制，打破“大鍋飯”體制。

　　當時，高秋崗和父親都不懂改型換代這個詞具體是什么意思，當時有傳言，“以后，不能接班了。”

　　回到宿舍，他把總廠的事情告訴了同事，高秋崗記得，那晚，大家都沉默了。

　　“換型改造”成功

　　“去合資企業有啥前途”

　　1986年10月，新解放CA141出廠，一汽換型改造成功。當年，高秋崗通過考試，轉為合同工，同他一樣變成合同工的年輕人有1.39萬人。

　　高秋崗隱約覺得，自己距離“編制”越來越遠。但是，收入卻提高了很多。一汽換型改造完成以后，1987年，一汽實現利潤3.3億元。

　　高秋崗的綜合服務公司經過整合，成為一汽配套零部件企業。一汽汽車需求旺盛，高秋崗所在的四環公司效益隨之提升，當時，他的工資超過40元，比市區一個普通教師工資高出三分之一。

　　但高秋崗一直逃避自己是四環公司合同工的現實，在外面，他只說自己是一汽人，因為人們聽到四環，就知道不是正式員工。

　　1986年年底，媒人給高秋崗介紹了一個長春市對象，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女方的父母問，“你在汽車廠哪個車間上班？”高秋崗聽了，滿臉發燙，結結巴巴地說：“汽車廠的待遇都一樣，車間無所謂。”后來，女方打聽到高秋崗不是總廠職工，就婉拒了親事。

　　經歷這次遭遇，高秋崗對自己的身份更加重視，但因為對一汽名譽的固守，讓他錯過了一個重要的機會。

　　1991年2月，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和德國大眾汽車股份公司、奧迪汽車股份公司及大眾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一汽大眾汽車有限公司。

　　一汽大眾成立兩個月以后，父親的一個朋友勸說高秋崗去大眾工作。高秋崗的父親沒有征求高秋崗的意見就拒絕了。回家之后，父親在飯桌上埋怨這位朋友，“咱們正兒八經的一汽人，去合資企業有啥前途。”

　　就在高秋崗拒絕一汽大眾工作機會兩年以后，自己所在的四環公司開始大的變動，三年以后，高秋崗失業了。

　　合資企業發展迅猛

　　自主品牌業務下滑

　　高秋崗下崗以后，便不再關心一汽，甚至有意排斥一汽的一切信息。

　　高秋崗居住的家屬樓里，往日的鄰居也越來越少。

　　1999年，時任董事長竺延風對一汽內部重組，把那些產能低下的生產廠賣掉或者關掉，放棄了一汽過去縱向整合的策略，清理效率低下的零配件廠。報酬更多地和業績掛鉤，高級技工的收入可以是裝配工人的15倍。

　　“有人當了官，到外面去買了更好的房子，有人下崗了，到外地打工了。”一位退休老干部告訴新京報記者。

　　2015年，在哈爾濱讀汽車專業的大兒子馬上畢業，父親希望高秋崗回來找關系，把兒子安排到工資最高的一汽大眾。

　　高秋崗離開一汽近十年，在一汽60周年之際，一汽已經形成了全資公司、合資公司、上市公司各種體制的企業集團，而二次創業改造換型以后，一汽逐漸完成了卡車、轎車等產品全覆蓋。

　　在一汽大眾強勁增長的情況下，2014年，在集團排名中，一汽集團的自主品牌業務一路下滑，從之前的穩居第二名到如今下滑到第五名。

　　一汽人的創業史

　　“可泣的壯麗篇章”

　　高秋崗一家，是成千上萬個“一汽人”家庭的縮影，他們見證了時代的前進，也被時代推著前行。

　　1951年3月19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51)密計建字127號文件指示：“批準汽車制造廠在長春孟家屯車站鐵路西側地區興建”。原因是長春地區是東北的中心，中長鐵路貫穿南北，有公路、電力、上下水等基礎設施，礦產木材資源豐富。

　　1953年，中國汽車工業開山，第一汽車制造廠落戶長春，毛澤東親筆題詞，“第一汽車制造廠奠基紀念”。這幅題詞，被銘刻下來，保留在第一汽車制造廠的門口。

　　“這是新中國汽車工業的第一個兒子。”很多一汽人都給了這幅題詞這樣的解讀，“共和國長子”的名號也被冠在了一汽的頭上。

　　“一汽是長春的搖錢樹，長春的經濟沒有一汽，不可想象。”長春一位媒體人說。

　　一汽創辦50周年之際，2003年，一汽工業產值占長春全市工業總產值的66.8%，2013年，一汽全年完成工業產值4179.5億元，長春市工業企業實現總產值9213.4億元，占比近半。

　　截至2014年，第一汽車擁有全資子公司27家，控股子公司20家，直接拉動長春30萬人就業。至今，一汽累計產銷各類汽車2400余萬輛、實現利稅5000多億元。

　　一汽集團官方這樣總結創業史：

　　第一次創業，一汽人發揚艱苦創業、刻苦學習的精神，在荒原上創造了三年建廠并投產的奇跡，結束了中國不能制造汽車的歷史。

　　第二次創業，一汽人弘揚愚公移山、務求必勝的精神，在不停產不減產的前提下闖出一條產品換型和工廠改造的新路，甩掉了“解放”卡車“三十年一貫制”的帽子。

　　第三次創業，一汽人傳承“學習、創新、抗爭、自強”的企業精神，成功實現上輕型車、上轎車，形成中、重、輕、轎、客、微產品系列格局，開辟了企業全面發展的新局面。

　　此前，一汽集團還曾經提出第四次創業的目標。

　　在幫兒子找工作的過程中，高秋崗還記得父親給他看過一份2013年的舊報紙。報紙上其中一行標紅了，“一汽集團董事長徐建一表示：一汽集團第四次創業，以做強做優自主汽車事業為標志。”

　　一汽的創業史，見證了新中國經濟和市場的變遷，在這個變遷的過程中，一個個“一汽家族”，像高秋崗一家那樣，被時代推著前行。

　　或許，可以用一汽集團官網上的一句話，總結一汽人與一汽的關系：“伴隨著新中國前進發展的腳步，幾代一汽人走過了史詩般的創業拼搏歷程，在新中國汽車工業發展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

　　新京報記者 安鐘汝 長春報道

(原標題：“長子”一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