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萬家，這是上海自貿區掛牌至今，園區新設企業的數量。一年以來各類企業正火速涌入這塊28.78平方公里的地方。借助自貿區新政，在上海建立地區總部已經成為眾多大型跨國企業的選擇。

　　近期，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簡稱GE)也將全球運營亞太中心設于上海浦東。在眾多備選城市中，上海自貿區脫穎而出與其一系列政策紅利有著直接關系。GE大中華區首席財務官兼全球運營亞太中心總裁屠鳴告訴《環球企業家》，“依托上海自貿區，GE將把位于上海浦東的運營中心打造成為整個亞太區提供資金收付處理的中心。”

　　對于像GE這樣的大型跨國企業來說，自貿區究竟有何吸引力？屠鳴表示，首先是結匯上的便利，其次是程序上便利。實際上，目前自貿區最主要的功能可以概括為兩點：“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

　　安永華中區稅務服務主管合伙人譚綺告訴《環球企業家》，較之以往的經濟改革，上海自貿區的發展過程中，并沒有轟轟烈烈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大規模的資本逐利，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以貿易便利化為要點的貿易監管制度。

　　核心

　　目前GE在自貿區已有五家注冊公司，屠鳴表示，GE中國的資金池會放在上海自貿區，未來構想是做成亞太區的資金池。

　　以應付賬款的處理為例，GE在中國有42個工廠，過去每一個工廠都有自己的處理流程，現在便將所有的應付賬款集中到上海浦東的運營中心處理，并實現電子化、信息化。

　　GE全球高級副總裁兼全球運營總裁費士蒙(Shane Fitzsimons)告訴《環球企業家》，該中心的設立將大幅簡化亞太地區的業務內部流程，未來會把上海打造成GE在技術、運營、業務等全面創新的策源地。“我們規劃在上海新招收1000名相關人才，在兩年內將亞太運營中心的規模擴充至1500人。”費士蒙表示。

　　自掛牌以來，上海海關已出臺23項改革措施，促進貿易便利。據統計，今年1至8月，上海自貿區進出口額增長11%，物流倉儲成本降低10%，通關時間減少了三四天。而上海自貿區內新增企業中，有一半以上是物流和貿易企業。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認為自貿區最大的亮點是負面清單。他曾公開表示，負面清單是上海自貿區龍頭性和根本性的制度，而最大的難點則是政府事中事后監管。由于負面清單的推出，原來的核準制變成登記備案制，境外投資一般項目也實行備案制管理等措施，政府審批制度必須進行顛覆性的改革。

　　金融改革則是自貿區最大的看點。2013年12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微博]正式發布《關于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被市場俗稱為央行[微博]“金融30條”，主要聚焦五個方面：一是創新實行分賬管理體系；二是便利跨境投資，穩步開放資本市場；三是擴大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范圍；四是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五是進一步推進外匯管理改革。

　　截止2014年6月底，上海自貿區已辦結49個境外投資項目備案，對外投資總金額達12.69億美元。期間，弘毅投資利用自貿區平臺完成區內第一單PE“出海”成為經典案例，這一單海外投資從項目備案到換匯投資，僅用了5個工作日。

　　譚綺告訴《環球企業家》，在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前，受制于嚴格的資金跨境流動限制，中國只有在經常項下的貿易往來才能實現資金的跨境支付和匯兌，而資本項下的資金跨境流動必須經過相關部門審批，并在核準的額度內實現跨境收付。

　　而這些限制在自貿區內都得以打破，利用上海自貿區的政策紅利，安永曾協助多家跨國企業集團在區內建立地區總部。受惠于跨境人民幣雙向資金池政策，地區總部可對集團成員企業在境內外的資金實現雙向自動歸集，把國內資金池閑置的人民幣資金調撥至海外人民幣專用賬戶；同樣，當國內出現資金使用需求，也可以將海外資金進行調配使用，從而提高了集團資金使用效率，降低了企業資金管理成本。

　　允許軋差結算也給跨國公司帶來很大的便利。屠鳴告訴記者：“國內子公司拖欠母公司100萬，母公司又拖欠子公司90萬，就可以做一個軋差結算，不用每一筆收付都到外管局申請，這對我們跨國公司來講是最大的便利。”在他看來，上海自貿區大方向是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進一步開放，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跨國企業的業務效率。

　　前路

　　上海自貿區周年之際，企業期待著更多政策出臺。“最大的期待在稅務方面，現在很多業務可以引入到自貿區里面。但跟香港、新加坡比較，目前的差距就在稅務上，中國稅收是35%，香港跟新加坡是15%。”屠鳴表示。

　　目前上海自貿區改革重點在于制度創新與簡政放權，并沒有頒布太多直接的稅務優惠措施，如今公布的稅收政策，主要是對原有保稅區各類相關稅收政策的匯集。實際上，自貿區可以借鑒更多國際先進經驗和慣例，開拓稅收制度改革。如中國香港、新加坡對資本增值無須繳稅，美國對貿易自由區實行一般貨物免關稅、區內貨物免征地方稅等措施。“希望自貿區通過借鑒學習上述國際稅收制度的成功改革經驗，結合本地市場實際情況和運作規律，更好地促進貿易發展。”譚綺表示。

　　除了稅務，企業也期盼著自貿區金融改革能繼續加快進度。目前出臺的政策中，尚有部分由于實施細則未頒布而未能落實，如“央行30條”內提及的探索投融資匯兌便利中的個人境外直投、區內企業境外母公司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等需要遵循風險可控、資本市場條件成熟之前提才能逐步落地。

　　對于負面清單，企業則期望可以進一步精簡，分類定義可以更為清晰明確。目前，某些清單內的“非限”行業依然在清單外受到其他行政部門及行業準入規則的前置審批制約，并未完全達到“非限即準”的效果。

　　“作為中國經濟轉型的領航者，上海自貿區的改革發展依然有很大空間。”譚綺認為，上海自貿區定位于“制度高地”而非“政策洼地”，企業希望能夠獲得如同其他自貿區的低稅率或全開放政策，這樣才能激發參與積極性。因此，如何使得政策制定與實踐效果相得益彰，需要決策者有更具前瞻性的遠見卓識。此外，很多政策在區內實施不久便迅速推至全國其他區域，過快的政策復制及推廣，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試驗的潛在風險，也弱化了區內企業競爭優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區內企業繼續參與政策試驗的積極性。許多政策在其他區域得到了再升級勢必產生較為明顯的競爭優勢。“作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探路引領者，上海自貿區任重而道遠。”譚綺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