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慶油田子弟哭訴：咱有志氣不在油田 但能去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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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高了的高哲摟著我，一個勁地說：“咱哥們有志氣，不在油田，我們去闖一片天！”然后便哭了，“你說不去油田還能去哪？”我沒說話，扶著他走出了酒吧。我們坐在冰冷的水泥路肩上，望著遠處發呆，那里只有一排排的采油機，大慶人稱之為“磕頭機”。
《大慶油田子弟求職記》發表后現在，我的手機響個不停，大多是家長打來的。
“我的孩子不進油田，難道你讓他去北京找工作、打工嗎？”他們在電話里對我怒吼，好像我才是那個不讓他們子女回到大慶油田的人。
跟家長聊天像活在20年前
大慶油田的采訪起初并不順利。我在賓館里度過了兩天時間，只做了一件事——在QQ群里不停地勸說家長們接受采訪。
“你真的是記者嗎？你為什么會關心我們？做報道對你有什么好處？”
兩天后，終于有家長愿意與我見面。但過程很神秘，一位叫李衛紅(化名)的家長起初只愿意和我QQ聯系。我們像地下黨接頭一樣，在QQ上反復核實對方的衣著、相貌，中途她還換了一次接頭地點。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們見面之前，李衛紅還曾多次致電我所住酒店，查詢我的信息并進行核實。
更有趣的是，她把我和在國家體育總局任職的同名同姓的司局級官員弄混了。“你看上去比照片里年輕不少，該不會是假的吧。”這是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在李衛紅的幫助下，我采訪了不下10個學生的家長，每個人都一樣的緊張、警惕。他們并不相信外界的人、事，他們無法理解我們常說的價值觀。
李衛紅最常說的一句話便是：“父輩的旗幟難道要交給外人來扛嗎？”
和家長們談話時，我會有種錯覺，像是自己在一部20年前的電視劇里一樣。后來一些選擇背離大慶的年輕人告訴我，他們也有同感。
家長們覺得外面的世界洪水猛獸。聊天的那段時間里，他們總會提起誰家孩子北漂失敗、闖深圳被騙的故事。仿佛這就是一切。
談話持續足足一天，不出意料，他們不愿意讓我接觸子女。
火爆的“招工輔導班”
我在大慶貼吧、QQ群以及大慶街頭游蕩時，“招工輔導班”這幾個字總能不時出現在我眼前。貼吧里總會出現輔導班廣告。家長們在群里議論著哪個班通過率更高，街頭轉角處總會有一家輔導班招牌掛在你頭頂。
我決定以一個準備招工考試、“待業青年”的身份，進入輔導班，這樣才能和真正的待業青年們打成一片。我的東北口音，并未引起老師絲毫懷疑。
試聽了四家補習學校的課程，班級都很小，只能容20余人。教室里布置得像是一所二三流中學的高三教室，墻壁上貼滿了通過招工考試的學生照片，黑板上方寫著“我們必須考上！”的大字。
跟高三教室不同的是，這里基本沒人聽課。
打游戲、睡覺、看小說自不用提，還有人在用電話談生意，講放高利貸到底放幾分利合適。
課間時，我和同學們站在走廊抽煙。
“哥們，你考幾年了啊？”我一個個問過去。
大多是回答“別提了，老些年了。”
“考這玩意干啥，我是不想考了。”說這話的是高哲(化名)。
高哲從不聽課，雖然已經考了好幾年，但他也不在乎。家里對他唯一的要求是來輔導班，這樣便可以和周圍人交代“兒子還在準備招工”，而不是“丟人現眼”地在打工。
“留的”苦悶與“離的”希望
向高哲等人表明身份那天，我們幾個“待業青年”約好了晚上一起去酒吧喝酒、跳舞。在他們眼里，我是高中畢業后在深圳打工數年，啥也沒混出來被喊回家的“李飛”。我以前學過表演，還能強擠出了幾滴眼淚，再罵了幾句娘。
有人哭了，大家開始講各自的故事。
喝高了的高哲摟著我，一個勁地說：“咱哥們有志氣，不在油田，我們去闖一片天！”然后便哭了，“你說不去油田還能去哪？”
我沒說話，扶著他走出了酒吧。我們坐在冰冷的水泥路肩上，望著遠處發呆，那里只有一排排的采油機，大慶人稱之為“磕頭機”。
“操！”高哲對著“磕頭機”怒吼。
那時候正是半夜，我不時翻看手機，在人人網和QQ上，尋找離開大慶想要尋找別樣道路的年輕人。
“我絕對不會回到油田了。”這些“逃離”大慶的年青人開始和我聯系，跟高哲的沮喪不同，他們的故事充滿了希望。
“其實我是記者。”最后，我對高哲說。當時心里覺得有些對不住他，像是利用了他的感情。
“算了吧，算了吧。”他晃晃腦袋，打車走了。
也不知道“算了”的是我，還是他那停滯不前的命運。
新京報記者 邵世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