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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16年來，香港貧富懸殊加劇，勞工階層在經濟低迷期被壓下去的工資，卻在經濟復蘇時一分錢也沒有加回來。這場由長期被壓榨的工人們發起的抗爭能否拉開一個利益分配新格局？

　　李嘉誠旗下的香港國際貨柜碼頭遇上工潮，不僅香港，整個東南亞的海運都受到影響。一些香港人打出要求政府創設“李嘉誠稅”的橫幅。這場工潮的背景其實并不復雜：回歸16年來，香港貧富懸殊加劇，在港元貶值、百物騰貴的背景下，勞工階層在經濟低迷期被壓下去的工資，卻在經濟復蘇時一分錢也沒有加回來。從2007年的扎鐵工人罷工到這次的碼頭工人罷工，去工業化的香港，為何近年工潮此起彼伏？

　　在香港國際貨柜碼頭公司(HIT)的碼頭上工作的工人，有公司工與外包工兩種。前者是HIT的直接雇員，后者則是HIT外包服務承辦商聘請的工人。這次罷工的主要是后者，罷工的直接原因是外包公司多年來都沒有加薪，工潮之所以僵持不下，表因則是外包公司一直不肯與工人談判。要理清楚事情原委，有必要問一個問題：外包扮演什么角色？

　　在周邊碼頭競爭之下，近年香港的貨柜業生意大不如前。要維持盈利，外包部分業務成為減省成本的必然選擇。外包有沒有影響薪酬水平？根據香港統計處的數據，1999年香港貨柜碼頭的從業人員為3782人，薪酬總額為12.8億元(港元，下同)，這兩個數字到了2011年分別為3498人及12.6億元，從薪酬總額看，工人的名義收入似乎并未減少。然而，這與工人的親身感受不同。罷工工人指出，工資在回歸后有減無加，例如俗稱“揸紙”(橋邊理貨員)及“水爺”(船上苦力)這些職位，經常三更連上，現時日薪為1115元，遠低于1997年的1480元。

　　這兩堆數據呈現出一個奇怪的畫面：一方面，碼頭工人的總體薪酬水平持平；另一方面，罷工工人的工資卻在下降。那么錢去了哪里？如果沒有其它因素的影響，只可能是以下三種情況之一：一，外包商吃掉了一部分本來可以分給工人的工資。二，公司工的工資在穩步上升，此消彼長，外包工工資下降。三，前面兩個原因同時發生。

　　無論是哪一個原因，HIT為何在明知外包工工資過低的情況下，仍繼續加大外包比例？這恐怕與HIT打擊工運的意圖有關。回歸前HIT還沒有外包工，工人曾通過“按章工作”向公司施壓，以圖加薪。在此之后， HIT便引入判頭公司，除了減省成本，另一個客觀效果是防止公司直屬工人再次組織工運。工人不隸屬于同一公司，發動和組織工運都變得困難；由于公司工待遇較外包工為佳，客觀上也能迫使前者在工潮爆發時作壁上觀。

　　當然，HIT及外包公司之所以能順利推行這種分化工人的策略，也與體制背景的工會背棄工人有關。在這次工潮中，工人要求加薪兩成，以彌補過去十幾年的損失，但工聯會下屬的貨柜運輸業職工總會居然私下接受HIT開出的5%的所謂“讓步”。

　　從全局上看，無論有否參與罷工，所有香港的碼頭工人都希望工運成功，因為只要撼動了HIT及其外包商加薪，其它碼頭公司都不得不跟隨。站在資方的立場，倘若李氏旗下的HIT也妥協的話，其它公司焉有不跟隨之理？因此這場硬仗的本質就是被長期壓榨的碼頭工人向資本集團爭取一個利益分配的新格局，這一訴求雖然被體制派的媒體冷嘲熱諷，但明顯得到香港勞工階層和年輕人團體的積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