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他們有資格參政議政嗎 ——政協委員國籍風波背后的法律爭議
政協委員、外國國籍、有錢商人,這些關鍵詞的疊加,頓時讓俏江南[微博]創始人張蘭身陷輿論漩渦。雖然,張蘭很快遞交了退出政協的書面申請,北京市朝陽區政協也證實正在按照有關程序辦理,但輿論沒有就此落幕。
由張蘭變更國籍事件引發的對政協委員資格問題的再討論,正如火如荼。政協委員到底是怎么誕生的?現有政協委員中有多少人擁有外國國籍?外國國籍人士能不能擔任政協委員?
在討論中,有一種聲音堅決認為,唯有中國人,才能擔任政協委員,因為這涉及到對人民和國家的忠誠;而有一種聲音則認為,在民族復興的大背景下,我們不妨給那些愿意為中國出謀獻策的有識之士,尤其是海外華人華僑提供一條路徑,在各級政協設立專門界別,或者將現在各級政協設立的特邀海外代表規范化為海外政協委員制度。
法治周末記者 陳磊 趙晨熙
俏江南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蘭如今成為一名在中國大陸居住的外籍居民。兩個多月前,她還是具有中國國籍的居民。
張蘭的國籍變更隨后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事件,引發對外籍人員能否參政議政的討論——因為她還是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委員。
2011年年底,張蘭當選為北京市朝陽區新一屆政協委員,界別為“臺胞臺屬”。2012年9月,張蘭注銷中國戶籍,變更為外國籍。兩個月后,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發現張蘭的戶口已注銷、國籍已變更。
北京市朝陽區政協證實,11月26日收到張蘭退出政協的書面申請,會盡快在政協常委會上對此作出決定,取消其政協委員資格。
但輿論沒有就此落幕。盡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沒有禁止外籍人士擔任政協委員的規定,但這并不妨礙爭論風生水起。
一方觀點認為,外籍人士擔任政協委員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他們無權對中國內政指手畫腳。要當政協委員,就要放棄國外的國籍。”
另一方觀點則認為,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立法機關不同,政協的主要職能是建言獻策,允許外籍人士建言獻策不會影響到國家利益,未必是件壞事。
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的一些人士甚至提出,針對有參政議政意愿的海外華僑以及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應設立相應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各級政協設立專門界別,或者將現在各級政協設立的特邀海外代表規范化為海外政協委員制度。
中國轉向移民目標國家
上述設立專門界別觀點的提出,是有數據做支撐的。
近日在北京理工大學召開的第四屆移民法論壇上,主辦方發布了《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數據顯示,我國海外華人華僑的數量已經突破4500萬人,近幾年每年獲得外國永久居留簽證的中國人超過10萬人;而同期在中國大陸居住3個月以上的外國籍人士將近60萬人,其中不到5000人獲得永久居留簽證。
山東大學移民研究所所長宋全成教授指出,中國開始吸引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居民來華定居。“實現了由國人定居海外到境外人員定居中國大陸的根本性轉變。”
一頭卷曲的黑發,白凈的臉上挺著高高的鼻梁,這是個頭不高的美國大男孩喬納森給法治周末記者的第一印象。
今年夏天,喬納森從美國一所大學畢業后來到北京,就職于一家留學機構。此前,記者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會上遇到了喬納森,當時他已經能用生硬的中文說著“你好、謝謝、不客氣”等詞語。
喬納森在到北京工作之前,于2011年夏天在北京市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了幾個月。實習之余,他四處交朋友,品嘗烤鴨等各種美食,漸漸喜歡上了這里。畢業后,他決定到北京來工作。
根據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目前像喬納森一樣在中國居住的美國人為7萬多人,在中國居住并且接受普查登記的外籍人員總數則達到59萬多人,這其中并不包括42萬多名香港居民、澳門居民和臺灣地區居民。
宋全成對上述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從外籍人員居留期限結構來看,在總共102萬多名外籍人員中,獲得一年以上居留許可的比例為67%。
宋全成向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從移民動機來看,商務、就業、學習和定居是外籍人員移民的四種主要類型,其中,出于定居原因來華的境外人員占總數的比例超過18%,基本與持其他三種移民動機的人數所占比例相當。
美國一所大學的亞洲戰略研究所對美國舊金山、圣荷西、洛杉磯、尤金等多個城市的民意調查顯示,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條件下,如果中國政府開放移民限制,12%的美國人愿意移民到中國。
這是上述《移民報告》披露的數據。該報告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發布于第四屆移民法論壇上,論壇由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北京市國際法學會、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移民報告》的主編為王輝耀和劉國福,前者是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后者為北京理工大學洪堡學者、國內領先的移民法學者。
《移民報告》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年底,在我國境內永久居留的外籍人數共有4752人,其中外籍高層次人才及家屬1735人。
2004年8月,外交部、公安部頒布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規定外籍人申請合格者將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綠卡”。
法治周末記者從有關人士處獲悉,近日,一份完善我國“綠卡”待遇、降低“綠卡”門檻的政策文件正由人社部等20多個部門會簽。此舉將做實之前“綠卡”的待遇,并將擴大“綠卡”的福利,會讓更多的外國人和外籍華人來到中國享受和國際真正接軌的綠卡。
“毫無疑問,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移民的移民目標國家。中國正經歷著由傳統的民族國家向非傳統意義上的現代移民國家轉變的過程。”宋全成認為,這必將影響我國的移民政策和移民法律法規完善的路徑選擇,包括是否允許他們參政議政。
劉國福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在中國定居的外國人以及華人回國是人口流動的自然規律。他們在這里的工作、生活、教育、醫療等都與國家制定的政策有關,因此也希望能夠參與政策制定并影響到政策的制定,維護自己的權益,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
根源在雙重國籍沖突
實際上,張蘭并不是第一個因為變更國籍被取消政協委員資格的人。
2008年1月,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上,著名影星鞏俐的名字消失了。此前的九屆、十屆全國政協,鞏俐都曾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當時有媒體發現,鞏俐被取消政協委員資格是因為其申請了新加坡國籍。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向法治周末記者分析,鞏俐是以中國文化藝術界的界別代表成為政協委員,一旦加入了外國國籍,就不屬于中國文化藝術界,因此不能再擔任政協委員。
前述《移民報告》稱,這種現象為“移民不移居”,并且越來越普遍,是一種中國式移民,只是為了謀求他國公民身份的認可,為了旅行的方便和便于在海外開展業務。
與此相對的是,外籍人員在加入中國國籍后具有當選政協委員的資格。
有媒體梳理,自1978年開始,全國政協累計吸納了十幾位外國人員加入,最早一位是馬海德,至今唯一健在的是沙博理,他們都已經是中國國籍。
馬海德當過八路軍總衛生部顧問和毛澤東的保健醫生,1949年之后加入中國國籍,于1978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沙博理出生于美國紐約,是一位猶太人,在革命年代來到中國,1963年,經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批準加入中國國籍,改革開放后當選全國政協委員。
接受記者采訪的多位人士表示,無論是張蘭和鞏俐,還是馬海德和沙博理,背后都反映了政協委員身份和外國國籍是否沖突的問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磊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那些定居在中國的外籍人士,就目前來說,想參政還是要放棄原有國籍,加入中國國籍。
劉國福向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外籍人士不能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可以考慮開放讓外籍華人參加建言獻策工作。
有待推動國籍法修改
政協章程中第二章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臺灣同胞和歸國僑胞的代表以及特別邀請的人士組成。
毛壽龍指出,其中雖無明確政協委員的國籍要求,但實際情況是政協委員須有中國國籍。
王磊向法治周末記者解釋,憲法給政協的定位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統一戰線組織。它雖然不是國家機關,但發揮著很重要的參政議政的功能,涉及到對國家對人民要忠誠、負責的問題,因此政協委員應該是中國公民。
這種判斷也被官方的表示所證實。今年3月,針對社會上流傳的“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已加入外國籍”的說法,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回應稱: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政協委員,外籍是不行的。
接受采訪的多位專家也向法治周末記者證實,我國并沒有專門針對政協委員國籍的明確規定,只是現實操作層面上要求政協委員必須是中國國籍,而且不能是雙重國籍。
專家表示,實際上1954年以前,我國是承認雙重國籍的,明確反對雙重國籍是在1955年,當時的大背景是兩大陣營的冷戰,“雙重國籍”導致海外華人“身份認同”出現問題,中國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不承認雙重國籍,避免給當地華人帶來麻煩,是非常明智的政策。
1980年,“文革”之后,也就是在中國沒有留學生和外出移民的極左年代之后,我國出臺國籍法,其中針對雙重國籍的政策非常嚴格。中國公民加入其他國籍,就被視為喪失了中國國籍。
但今天的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如今,冷戰早已經結束,中國與全球大部分國家已經建交。在雙重國籍問題上,“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多次提交過相關的提案要求承認雙重國籍。而且,歐美發達國家的華人一直非常關注這一問題,也多次呼吁國家進行國籍法改革”。
不少專家認為,港澳地區對居民國籍問題的相關規定,值得借鑒。例如目前香港實際上是默許雙重國籍的,香港居民不管在海外有任何國籍或旅行證件,都可以申請中國香港特區護照或回鄉證。
海外移民趨勢短期難改變
今年3月20日,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在歐美同學會會所舉辦“海歸看‘兩會’”建言獻策座談會。
座談會當天,美籍華人、美國華人委員會秘書長韓清源專門從上海飛到北京參加,他發言的主要內容是,希望中國能給海外華人一個海外身份證,讓海外華人來去自由。
“我非常喜歡當‘海鷗’——兩邊跑,因為現在已經全球化了,我在海外有家,孩子也都在海外長大,不可能全家都回來。”韓清源說,他愿意經常回來。
但韓清源發現,由于中國目前的國籍制度限制,像他這樣持美國護照的外籍人員出入境很麻煩。所以,他建議中國能給這個群體發放海外華人身份證。
《移民報告》披露,根據國務院僑辦的統計數字,2010年我國海外華人華僑的數量已經超過4500萬人。
該報告認為,在中國邁入發達國家行列之前,優秀人才移民海外的趨勢不會改變。
報告顯示,我國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國集中在美國、加拿大等傳統移民國家。據統計,從2001年到2011年,共有近75萬名中國人獲得美國永久居留簽證。2001年至2010年,獲得加拿大永久居留簽證的中國人共有33.7萬多名。
某國際金融財團全球投資部風險管理資深顧問陳思進是一位加拿大籍華人,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倫多。
1990年,陳思進到美國深造,4年后獲得碩士學位,隨即進入華爾街工作。為了更方便在美國工作,陳思進于1998年從美國移民加拿大。
“依照加拿大的規定,只要連續住滿3年,就可以申請加拿大的國籍。”陳思進告訴法治周末記者,2001年,他加入加拿大國籍。
拿到加拿大國籍后,陳思進再次進入華爾街工作,直到2008年再次回到加拿大,在多倫多定居。
陳思進向法治周末記者表示:“讓我們這類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參加政協,參政議政,可以把西方的經驗介紹給中國。中國有后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成功的經驗,并吸取國外失敗的教訓,避免出現同樣的問題。”
陳思進現在的困惑與韓清源一樣,由于是外國國籍,不能方便地進出中國大陸。“像我們現在回國定居的話,我每6個月還要去香港簽證,非常麻煩。”他表示,希望到中國后,可以長期居留。
特邀代表改政協海外委員
12月2日,美國微軟[微博](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亞勤[微博]的新浪微博上,轉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主持座談會聽取專家對反腐建議的消息。
張亞勤隨后評論說:“看來中國在進步。”張亞勤的微博一貫關注中國的國家大事。
作為美國微軟(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亞勤曾在2010年3月以政協海外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
當年3月,在全國政協分組討論會上,張亞勤基于自己的思考,針對相對熟悉的教育、人才和科技領域提了4個比較具體的提案。
資料顯示,張亞勤,1966年出生于中國山西太原,12歲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23歲獲得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電氣工程博士學位,后加入美國國籍。他是數字影像和視頻技術、多媒體通訊方面的世界級專家。
實際上,全國政協辦公廳自2001年起開始邀請海外華人華僑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他們的身份是全國政協特邀海外代表。
2001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包括法國華僑華人會名譽主席楊明、美國成功集團董事長李玉玲在內的9名海外華人華僑特邀代表參會。這也是自1966年之后首次有海外華僑華人代表出席全國政協會議。
據新華社消息,近12年來,全國政協辦公廳已經累計邀請了325位海外華僑華人列席全國政協會議。這些海外華僑華人特邀代表中,絕大多數是加入外國國籍的華人。
法治周末記者查閱資料發現,不但全國政協特邀海外代表中有外國國籍人員,全國政協特邀香港、澳門人士中也有外國國籍人員,香港保利達集團董事局主席柯為湘即為一例。
柯為湘,上世紀50年代出生于廣東省潮安縣,1956年隨家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大學預科畢業后,協助其父經營在澳門的貿易生意并成為掌門人,是2008年《福布斯》雜志評選出的25位知名美籍華人之一。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作為澳門特區全國政協委員的柯為湘與其他10位全國政協委員的一份聯名提案引起了社會關注。
柯為湘和其他政協委員認為,眼下在廣東省的珠海、廣州、深圳啟動赴澳門個人游“一簽多行”試點工作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建議適時將深圳赴港個人游“一簽多行”的經驗推廣至澳門。
資料顯示,早在1999年4月,澳門特區籌委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了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名單,柯為湘作為工商、金融界代表被選入推委會。此后還連續當選為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有全國政協委員曾建議,政協增加留學人員界別,可以吸納尚在海外的近80萬名留學人員的代表,使海外的留學人員能夠通過正常渠道為國家建言獻策。
基于全國政協在實踐中有“海外特邀代表”作為會議列席的做法,有專家向法治周末記者表示:“在全球化時代,不能再以國籍來區分能否在居住地參政議政,建議在制度層面上為他們提供參政議政渠道,把海外特邀代表改稱政協海外委員。”
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人士認為,國際上亦有類似做法,一些國家特為海外僑民留出立法機構成員名額(overseas constituency)。如意大利參眾兩院專設18個席位,其已入外國國籍的海外僑民,經選舉可擔任國會議員。
但在王磊看來,要當政協委員,就要放棄國外的國籍。“哪怕是今后中國承認雙重國籍,政協委員要是想對國家參政議政、全心全意為國家服務,就應該要放棄國外的國籍,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政協也應對此制定相關的規定來進行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