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國際化必須有國家的硬實力、軟實力作后盾。中國要在全球有話語權、有影響力，一個重要的渠道就是企業。比如說美國，如果沒有企業制造的飛機、汽車、軟件，中國老百姓恐怕很難直觀地感受美國，感受一個國家的影響力。中國也是一樣，必須有強大的企業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山旭報道

　　從迪拜回到北京當天，向文波就去了美國駐華大使館。“是我主動約見他們的商務參贊。”向文波說，美國總統簽發總統令中止一個企業的項目，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很大的事情，“老百姓不知道三一究竟在美國干了什么，我們在美國有那么大的投資，雇傭美國籍員工，三一究竟是不是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企業？我們總需要說清楚，要有個交代。”

　　三一集團關聯企業Ralls公司在美國俄勒岡州的一處風場建設項目，被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以涉嫌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叫停，既禁止除CFIUS同意的美國人以外的任何人進入，還禁止該項目轉讓及使用三一設備。9月末，奧巴馬簽發總統令中止該項目，這是自1990年以來第一次有美國總統出于“國家安全需要”而阻止一個商業項目。

　　向文波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他們給奧巴馬、國務卿克林頓寫過信，也和美國商務部、CFIUS等相關部門溝通過，但未得到回應，在起訴有效期失效前3分鐘才確認狀告CFIUS和奧巴馬。一個月后，該案將正式開庭。

　　向文波覺得很憋氣，這個風電場項目是Ralls公司從一家希臘公司手中買來，此前已履行了全套手續。他指點著風電場區域的地圖---那里已有別家公司的電機建成或在建。“這個2000萬美元的項目，CFIUS說撤就撤，但我們總需要合理的補償。”

　　CFIUS隸屬美國財政部，負責評估和監督外國投資對美國的影響，已成為審核外國公司并購美國企業的重要關卡。此前的中海油、華為在美國的并購案，都受阻于該機構。而三一集團成為第一個使用法律武器挑戰CFIUS的中國企業。

　　向文波說，國內媒體采訪他時，一般都會問3個問題：你能贏嗎？這場官司要花多少錢？美國會不會懲罰你？“不要以中國式思維來思考全球化。三一集團是民營企業，是私人財產，美國不是說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嗎，我們就按照他的規則用法律來解決問題。”

　　50歲的向文波被媒體形容為“充滿不安定因素”，他的高調和強硬也每每被指“炒作”，但這個一口濃重鄉音的湖南人卻并未因此而減弱“火力”。

　　三一集團此次風電項目遇挫，有人立刻聯想到6年前向文波在凱雷收購徐工案中的表現。

　　當時，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企業之一徐工集團改制，引入戰略投資者美國凱雷投資集團。局近收官，徐工集團的同行---三一重工[微博]執行總裁向文波在博客中連續發文，公開質疑該收購案的公平公正性，直指“徐工被賤賣”，并稱此舉威脅國家產業安全。

　　他說，西方國家對于關于國家產業安全問題都有一套管理機制，而中國每年有大量國有產權交易進行，卻缺少這樣的機制。“作為行業內的一分子，保持沉默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號稱“總統俱樂部”的凱雷動用了包括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內的力量來華游說。最終，凱雷在徐工集團的股份從85%降至50%。

　　而這個數字后來成為大型國企引入外資的等高線。有關外國資本參與中國大型企業改制的安全問題也進入公眾視野。嗣后，關于外資并購的一系列文件陸續出臺。

　　出言犀利、不依不饒的向文波，經此一役，或被評價為“攪局者”、“民族主義”、“炒作高手”，或被視為民族利益的捍衛者。

　　而此次起訴奧巴馬，向文波對本刊表示，希望再次為中國企業提供一個完整的案例，并引起公共討論，成為一次關于全球化的“國民教育”。也許在他內心深處，更希望再次使之上升為國家話題，吸引政府部門的關注。

　　也有評論認為，三一集團的高調舉動源自其背景，這個迅速擴張的工程機械巨頭的民企身份，即使其因資源有限而寸利必爭，也令它不會像國企那樣顧慮重重。

　　“作秀”也好，爭利也罷，向文波建立國家信息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建議已獲輿論支持。

　　向文波是中國資本海外并購的積極倡導者。2009年全國兩會上，他對國務院一位負責人說：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海外并購的最佳時機已經到來，但是被“錢”捆住了手腳，希望政府能提供信貸支持等優惠措施。

　　這位負責人的一席話中提醒了他一連串需要他深入冷靜思考的問題：“你對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嗎？分析過雙方的文化差異了嗎？了解當地的工會勞資關系嗎？如果對方的工程師辭職了，難道你還要從長沙派人到國外去，讓整個企業都講湖南話？”

　　3年后，向文波向《瞭望東方周刊》再次提起那次對話時說：“環境已經有了很大變化。”

　　就是從2008年、2009年開始，工程機械企業進行了中國裝備制造領域最為強大的國際并購行動。僅在2012年1月，就有三一重工[微博]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廣西柳工收購波蘭HSW、山東重工收購意大利法拉帝。

　　按照向文波的估計，這個勢頭一定會遭遇某種抵抗。

　　在三一集團起訴奧巴馬之前的一個月里，美國會眾院情報委員會發布報告，認為華為、中興在美國的收購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在否決三一集團風電項目后，CFIUS也否決了中國國家電網[微博]收購美AES風電資產。

　　隨后，中國北京卓越航空公司以17.9億美元收購美國飛機制造商豪客比奇的談判宣告破裂，據稱收購談判失敗“包含許多復雜的問題”，“國際政治因素也介入了進來”。

　　10月27日，中國最大的零部件生產企業之一萬向集團收購美國電動汽車電池制造商A123 Systems Inc的方案，遭美國國會議員反對而流產。

　　時間再向前推，2005年中海油并購優尼科公司，華為2008年收購3Com公司、2010年競購摩托羅拉[微博]移動網絡業務、2011年收購3Leaf公司的交易，都因觸碰“國家安全”這根“紅線”而夭折。

　　以CFIUS為代表的審查機構因缺乏透明度而常遭詬病，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曾說，CFIUS經常受政治影響，是“在美國做生意比較丑陋的一面”。

　　在起訴奧巴馬的同時，向文波建議，中國應盡快成立外國投資安全審查委員會或類似機構。他在微博中寫道：“我們的飛機是美國的，衛星導航通信系統是美國的，電腦軟件是美國的，核電站設備是美國的”他還說，將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正式建議對來自美國的所有投資實施國家安全審查。

　　“中國企業走出去越來越多，遇到糾紛和刁難，往往忍氣吞聲、不了了之，既沒有解決問題，也不能警醒后人。”作為一名民營企業家，向文波強調，來自國家軟硬實力的支撐，才是決定中國企業跨境生存的根本。而對于企業“走出去”的支持，也應成為有計劃的國家戰略。

　　索賠激怒美方？

　　《瞭望東方周刊》：絕大多數人對于三一起訴奧巴馬的訴訟結果并不看好，你有什么預期？

　　向文波：預期很難說，沒法預料。但是我認為過程大于結果，因為這是我們積累經驗的過程，也是國民教育的過程。以前聽人說全球化、經濟一體化、自由經濟，都覺得很美好，并沒有機會親身體驗。以前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水平還比較低，就是三來一補、貼牌，干一些高污染、低附加值、勞動密集的、別人不干的東西。那時候沒有那么多麻煩。

　　但這次事件的爆發對我們有什么啟示？我覺得不能不了了之，要說清楚，否則沒辦法向國內的媒體、同胞交代。另外，我們在美國有那么大的投資、有那么多美國員工，我要告訴美國員工我們不是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企業。

　　CFIUS對這個事情的處理方式太苛刻，太過分。本來這個項目是別人的，為什么到了中國人手里就變得這么復雜，提出了這么多限制性的條件？這種方式我們不能接受，這損害的并不是我們企業的經濟損失，是中國人、中國企業的尊嚴。因此我們必須起訴，這不是花多少錢的問題，是維護我們作為中國人和中國企業的尊嚴。我們至少可以把這個信息傳達出去：遇到不平等待遇的時候我們沒有保持沉默，我們利用合法程序抗爭。尊嚴比金錢更重要。

　　《瞭望東方周刊》：目前這種比較苛刻的處理方式，是美方一開始就通告給你們的嗎？

　　向文波：這個事情我們已經和他們接觸了大半年，在美國負責項目的人多方溝通。開始沒有說不許我們干，之后慢慢演變、逐漸升級成今天這樣。

　　我們一開始的態度是，項目可以不做，但美國軍方必須補償我們，畢竟這個項目之前是得到政府及軍方批準的。但可能正是因為我們要求補償，對方必須申請這筆費用，逐級上報，這個事件就升級了，處理方式也越來越苛刻。

　　美國的一些主流媒體也報道說政府處理過火、不妥當。

　　《瞭望東方周刊》：這種賠償有先例嗎？

　　向文波：我不知道，我們以前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所以這也是在積累經驗。但就一個外國企業起訴美國CFIUS還是第一次，包括奧巴馬一起成為被告，這個案例都是首例。

　　《瞭望東方周刊》：三一集團近年的國際業務發展很快，以前在其他國家有沒有遇到過類似情況？

　　向文波：這個事情我們確實沒什么心理準備。在工程機械領域，全世界的市場都是非常開放的，從來沒有發生過所謂“威脅國家安全”的事情。拓展海外市場，可能會遇到一些提高門檻的舉措，比如提高排放標準、強化認證，這些都比較常見，但目前美方的這種方式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我想不出來，幾臺風機怎么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

　　《瞭望東方周刊》：這件事情還有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就是國內輿論，特別是“精英”的態度，似乎說“炒作”的不少，要么就比較淡漠。你在微博里也表達了某種失望？

　　向文波：我是有些失望。臺灣、澳門都有人發表評論支持我。而我們的一些“精英”盲目崇拜西方的東西，所以認為我是炒作，也許這次美國的反應跟他們過去被灌輸的某些東西不同。

　　擺在這里，讓所有人去思考

　　《瞭望東方周刊》：就這一事件，很多人提到了中國企業“走出去”遭遇的挑戰，提到了“交學費”的問題。你覺得中國的企業面對全球化是否還比較幼稚？

　　向文波：很幼稚。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國際化過去只是一個概念。現在，像華為遇到的困難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過去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現在我們有些產業有優勢了，就有了這些問題。美國說我們威脅他們的國家安全，既然他們這樣敏感，那我們中國人是不是也要反過來考慮自己的國家安全問題？

　　所以，這次訴訟，我們就要把這個案例完整地呈現出來，擺在這里，讓所有人去思考。政府有政府的看法，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看法，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通過討論，讓大家知道國際貿易、全球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說的國民教育就是這個意思。

　　《瞭望東方周刊》：但類似的事情，之前一些大型企業都忍了，哪個也沒有像三一集團這樣反應激烈。

　　向文波：我為什么提出國民教育，就是想改變中國人思考問題的方式。我們不能以中國式的思維去認識和面對全球化。中國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受到那么多不平等待遇，沒有人拿起法律武器，都是忍氣吞聲，最后不了了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我們按照規則做，以法律解決糾紛，這是國際通用的，而不是說我們私了，或者私了不行就忍受，不是這樣。

　　《瞭望東方周刊》：三一這些年在國外拓展的過程當中有什么樣的經驗，或者是什么樣的感受？

　　向文波：我一直講，國際化不能看得太簡單。企業國際化必須有國家的硬實力、軟實力作后盾。中國要在全球有話語權、有影響力，一個重要的渠道就是企業。比如說美國，如果沒有美國企業制造的飛機、汽車、軟件，中國老百姓恐怕很難直觀地感受美國，感受這個國家的影響力。中國也是一樣，必須有強大的企業，讓海外通過中國企業及其產品來感受中國的文化，這樣才有影響力。

　　中國企業走出去，同樣需要政府支持，因為中國企業還比較弱小。現在華為沖在前面，進展有一些，但回報不成比例。中國需要一大批企業走出去，具有國際影響力。而企業的國際化需要國家支持。

　　中國是一個政治大國，別人總是會以政治的眼光看你，如果涉及其他國家的企業，也許不會談到國家安全問題，但對中國就不同。現在企業走出去了，這樣的摩擦會越來越多。

　　現在國家對企業的支持已經有了很大改善。每次我們出國，到中國大使館，他們都很熱情地提供幫助。但是這種意識要變成國家戰略，必須有計劃地做這個事。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來自國家的支持，企業的背景和性質會造成差異嗎？

　　向文波：多少還是存在的。比如說國企，地方國企可以由地方政府出面，國資委有足夠的話語權和通道。中國的民營企業到哪里去講這個話？

　　中國企業不能只靠一兩個英雄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經說過，國內很多企業成功的關鍵是特殊的“中國元素”，也就是中國20多年來的快速發展，看上去企業擴張很快，但核心技術、管理能力都還很薄弱。這樣的情況，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是否會使他們遭遇更大挑戰？

　　向文波：中國企業的發展也許不太符合一些既有的商業邏輯，但符合成長的邏輯。如果沒有中國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孕育和培養出這些企業，我們要有規模、有積累和技術，經過這么多年來的增長，培養出一批人，培養出一些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當然，核心技術的薄弱確實是一個挑戰，也是我很擔心的問題。我們目前的環境對培養國際型企業、培養實體經濟頗為不利。比如目前，銀行的超高利潤在某種意義上壓縮了實體經濟的利潤空間。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產生真正偉大的企業和強大的國民經濟，要打個問號。光有一家華為很不夠，應該有幾百家、上千家這樣的國際化的企業。中國企業不是光靠一兩個英雄就可以，要有不斷創新的能力。

　　《瞭望東方周刊》：像你所在的工程機械行業，上半年大企業的報表顯示，國際業務發展得非常迅猛。這有什么特殊原因嗎，還是像你說的行業積累到這個階段了？

　　向文波：至少我所在的領域，中國企業還是比較有優勢的。但是這個增長是非常低層次的，所以不要為這一點就感到高興。當我們整個行業與歐美構成競爭的時候，預想不到的困難就會發生。誰會想到今天我們在美國遇到這樣一個事情？國際化的過程沒有我們當初想象的那么美好。

　　我有個觀點：市場是更寶貴的資源，中國必須好好管理這個資源。談開放的時候，你給我什么，我就給你什么，要對等地開放、交換，不要把市場資源看作是價值不大的東西。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經說過“開放過頭”，能不能這樣理解：我們現在和十幾二十年前不一樣了，企業通過積累擁有一定實力，不像過去那樣規模又小、技術又落后，需要外國資本進來幫我們從頭到腳改一遍？

　　向文波：其實我從來就不反對開放，我要的是平等的開放，這是合理的。我們在開放這個過程中學習。但如果不對等開放就麻煩了。我們過去開放，你已經占到便宜，當我有實力的時候，還是這樣就不行了。

　　民營企業需要堅守理想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一直存在爭議，2009年兩會期間你與國務院領導的對話，后來你自己也表示當時條件還不成熟。而3年之后，三一就收購了德國普茨邁斯特，你也很高調地說現在是海外“狩獵”的時候。條件這么快就成熟了嗎？

　　向文波：這兩三年間變化太大了，發生了國際金融危機，然后是冷暖兩重天。2007年，普茨邁斯特的規模比我們大得多，到了去年，我們是它的10倍，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這就是條件和機會，這就是中國企業的戰略機遇期。

　　一個企業的戰略是建立在資源基礎上的。過去我們作為一個很小的民營企業，實力很有限。在國內收購企業，我有些不敢買，可能有人說會國有資產流失，說有暗箱交易；在國際上運作，第一沒有機會，人家做得好好的為什么賣呢？第二，人家很貴，我們吃不下。

　　歐元對人民幣的匯率，最高時將近12元，現在8元多，掉了多少？普茨邁斯特10.9 億歐元降到1億歐元，我這不是賺了一個低點、抄底了嗎？內外環境都發生了變化，才能去談海外收購。

　　過去我們要買外國企業沒機會也沒錢，現在情況不一樣，我們企業已經進入世界500強，而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外國企業面臨困難，我們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把它買回來，這不是機會嗎？所以沒有一成不變的事，我與副總理對話的時候，盡管危機已經發生，但怎么發展還不知道，中國怎么應對也不知道。事情過去幾年，結果已經出來了。

　　《瞭望東方周刊》：也有很多中國企業走出去，又失敗了。你如何評價？

　　向文波：我認為過去我們失敗的原因，一是沒有收購到什么像樣的東西，人家做得不好的，沒有品牌價值、沒有技術價值、沒有市場價值。我們收購過來，表面上看并購外國企業了，好像很牛，但實際上不理想。我們講海外收購，需要從整體上考慮對自己企業的價值。

　　另外一個，中國企業對自己要有一個正確認識。一要看自己的管理能力，要仔細判別我哪里有優勢哪里有不足；二要有足夠的資源支持。

　　有人說三一收購普茨邁斯特是蛇吞象，這不對，我的規模已經是它的10倍，這是象吞蛇，怎么是蛇吞象？另外一個我講能力，是人家心服口服認為我們有能力，愿意被收購。雙方需要有愛慕之心。企業并購就像婚姻，不是說我現在有困難，要去找個有錢的老公，其實根本不喜歡他，等我有錢就把他甩了。這樣不行。所以要分析背后的這些原因，不能簡單地講國際化成敗。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企業的基礎目前還都在國內，如果國內市場和經濟形勢出現變化，還能不能支撐境外的發展？

　　向文波：我認為不會發生大變動，我對中國經濟是充滿信心的。這個信心來自兩點，第一，中國穩定的增長，我們的政治環境不會有大變化，中國不可能發生大的震蕩；第二，中國的市場需求擺在那里，壓也壓不住。

　　《瞭望東方周刊》：你在微博里說，三一現在內外壓力都很大，怎么解釋？

　　向文波：所謂內部壓力，從國內看，我們這么好的企業，媒體一會兒報道我們裁員，一會兒又是財務危機。說我們裁員50%，從年初就說，月月都裁，那現在我們早就沒人了。企業小的時候沒什么壓力，做大了別人都盯著你。所謂外部壓力，就是我們也搞國際化，在美國遇到這種事兒，這不是壓力嗎？所以我內外壓力都越來越大。

　　不過從我們這個行業講，我還是很有信心。中國的產業發展有自己的邏輯，工業化、城市化是很強勁的動力，與此有關的產業就是朝陽產業。你看歐美的城市基本凝固了，而中國的城市擴張正在進行，需求效應太強烈了。中國需要更多有理想的民營企業，要抵御誘惑和壓力，堅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