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撰文：富士康事件和一系列的工潮，宣告了低薪經濟的破產。中國的貧富分化，也超過了警戒線，對社會形成了巨大威脅。

　　2010年中國的加薪潮與工潮，引得《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西方媒體驚呼“低薪時代結束”。年中中國政府又宣布“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人民幣升值已經是大勢所趨。

　　這一系列戲劇，都在挑戰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中國制造”不可能再這樣低廉下去。中國這個“世界工廠”還能維持多久，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

　　野村證券不久前發布的《亞洲經濟預警——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影響》采取了相對樂觀的立場：稱雖然今明兩年中國的企業利潤率將受到加薪的擠壓，但中國生產率在1994～2008年期間的年增速達到20.8%，而同期制造業的工資年漲幅為13.2%，這意味著同期年單位勞動力成本實際上是在下降，生產企業有能力消化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漲。

　　但是，從長時段看，中國是否有能力消化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則很難預測。郭臺銘在漲工資的同時即威脅要將富士康移出中國。

　　在短期內，如此大規模的制造業基地的遷移在技術上和成本上都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是，在未來十二年內，中國16-24歲的勞動力將減少三分之一。

　　這幾乎肯定將抬高勞動力的價格。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力供應充足、價格低廉的印度、越南等國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制造業大規模流出中國絕非不可能。

　　應該說，中國經濟正在面臨著結構性的挑戰。中國是否能在二十一世紀崛起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取決于對這一挑戰的回應。

　　作為以歷史研究為職業的人，我在估量這一挑戰時更傾向于跳過一時之得失而進行宏觀的展望。這就要回顧過去幾百年大國興衰，特別是資本主義演化與發達的軌跡，從歷史之大勢中尋求對未來的解答。

　　2009年，著名的英國經濟史家羅伯特？艾倫（Robert C. Allen）出版了《全球視野中的英國工業革命》，對英國工業革命進行了新的解說。對我們理解全球化的未來很有幫助。

　　在艾倫看來，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在資本積累上比不上荷蘭，在技術上對歐陸國家也無領先的優勢，之所以能夠率先掀起工業革命，主要在于其勞動力成本高昂、原材料價格低廉。

　　“工業革命”的核心，是以機器代替人力。這些機器又必須用消耗大量煤炭的蒸汽機來驅動。制造這些機器的資本投入巨大。

　　同時，新發明的第一代機器非常粗糙，耗能極大。新的機器要想贏利，取決于兩個條件：第一，勞動力比較昂貴，從勞動力上節省下來的錢足可以支付購置機器的費用；

　　第二，驅動機器的能源低廉，抑制了使用機器的成本。英國在工業革命前，勞動力價格高于大部分歐陸國家，同時擁有取之不盡的煤炭資源。這樣就有了足夠的市場動力來發展新技術。后來美國的崛起，也是如出一轍：工價高、資源豐富便宜，使用機器有利可圖。

　　艾倫所提出的這一歷史解析，在西方有著深刻的學術淵源。許多學者認為，現代社會的起源其實是十四世紀下半期的“黑死病”。

　　這一空前的災難，把歐洲人口消減了一半，但死去的人卻沒有把資本給帶走。結果，黑死病后，歐洲人均資本持有額反而增高，同時因為人口的銳減形成勞動力短缺、人均資源比較充裕。

　　有學者甚至進一步演繹，稱西方之所以首先進入現代，亞洲之所以落后，一大原因是雙方所經受的災難不同。西方的災難主要是“黑死病”這樣的瘟疫，消減人口卻不摧毀資本和資源；亞洲所經受的則多是洪水等災難，摧毀了資產卻對人口沒有太大的抑制作用。

　　結果，西方經濟自中世紀后，經濟發展注重節約相對稀缺的勞動力，并且有資本進行相應的技術開發。亞洲則是“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有的是”，人力不值錢抑制了技術創新和個人權利的發展。

　　在二十多年前，另一著名經濟史家羅伯特？勃倫納（Robert Brenner）就此發揮，稱“黑死病”后東西歐對人口危機的不同回應導致了雙方歷史的分途。

　　簡單地說，“黑死病”后勞動力供應銳減，人的價值上升，西歐的農民借此和領主討價還價，比較成功地捍衛了自己的權利，確定了以低廉、固定、可繼承的地租為條件的穩定的租佃權。

　　日后隨著人口攀升、糧價暴漲，土地大幅度升值，但固定的租額卻不能改變。農民不僅受惠于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且實際的地租隨著通貨膨脹而降低，成為大贏家，進而出現了大佃戶階層，在市場利潤的驅動下不斷投資于土地，改良耕種技術，導致了農業革命。

　　到了十七世紀末，英國雖然人口急升，大量勞動力脫農，但激增的糧產量使糧價平穩，而人們的收入水平則很高，在滿足溫飽之后對工業產品有強烈的內需，為工業革命造就了良好的條件。

　　東歐則正好相反。封建領主以政治高壓手段對付勞動力的短缺，以權力把農奴強制束縛在土地上。這樣，領主就可以把人為壓低的勞動力成本作為自己的“比較優勢”，廉價、大規模地生產糧食、從事出口，滿足西歐工業化過程中旺盛的糧食需求，并以賺得的利潤從先進國家購買奢侈品回來。

　　久而久之，東歐自然沒有中產階層，也無技術創新的動力，成為落后地區，至今尚未翻身。1987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勃倫納辯論》一書，此說成為西方經濟史的經典。

　　筆者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一書，就是受到勃倫納理論的啟發。筆者當時指出，中國的政治結構，使普通勞工沒有自我組織的政治權利，資本和權力勾結，人為壓低了工價，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作為唯一的“比較優勢”，向世界傾倒“中國制造”，滿足了正在從傳統工業向高技術產業急劇轉型的西方發達國家對廉價制造業產品的旺盛需求。

　　驅趕缺乏政治權利的勞動力進行經濟競爭，使中國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來創造內需，出現的一小撮壟斷性的巨富階層。

　　他們不需要技術和管理上的創新，靠壓低勞動力成本就能賺得豐厚的利潤，并用這些利潤到國外購買奢侈品，甚至靠資本投資移民。這是典型的中世紀后期的東歐模式。

　　2009年筆者出版的《怎樣做大國》，則以“人重物輕”來概括艾倫的高昂工價、廉價資源的工業革命學說，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是反其道而行之，通過發展低勞動力成本的制造業抬高了全球原材料的價格，走的是“人輕物重”的道路，很難成為持續性的發展模式。而計劃生育政策使出生率被壓抑，如今中國正在邁入勞動力供應急劇減少的時代。

　　這和中世紀歐洲黑死病后的情形十分相似：勞動力供應的減少造成了“人重”；人民幣的升值提高了中國對原材料的購買力，使中國經濟相對走向“物輕”。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集團往往本能地希望利用政治手段限制甚至剝奪勞動力的權利和自由，以維持低工價。而勞動力一方則必然提出加薪的經濟要求和自我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討價還價的政治要求。

　　想當年，東歐的封建領主成功地壓制了這種底層的訴求，維持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國家和社會陷入幾百年的長期衰落。

　　西歐特別是英國的老百姓，則比較成功地捍衛了自己的權利，最終在高工價的道路上演變為先進國家。這一歷史經驗與教訓，對當今處在轉折關頭的中國政府與社會，具有重大的警示意義。

　　富士康事件和一系列的工潮，宣告了低薪經濟的破產。中國的貧富分化，也超過了警戒線，對社會形成了巨大威脅。中國必須尋找新的發展模式。

　　為此，政府提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以矯正貧富不均所帶來的問題。但是在我看來，貧富不均的矯正主要應該通過市場來調節，政府要在社會服務領域扮演積極角色。

　　隨著勞動力供應的短缺，勞動力價格自然會大幅度上升。這是市場供需關系決定的。政府要維護這種供需關系的市場運作，沒有必要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規定工資每年必須上漲百分之幾。這超出了政府的權限。

　　我們需要特別警惕的是：今天政府如果能下令漲工資的話，明天就可能下令降工資。根據渣打銀行(微博)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王志浩的研究，近年來進入中學的學生數量平均每年降低1.8%。中學學生總數以約每年100萬人的速度減少，清楚揭示了勞動力供應的迅速萎縮。

　　結果，除2009年外，自2003年開始，制造業工人實際工資每年上漲5%—10%。2010年2—3月對多家制造業企業進行的調研表明，工資水平普遍上漲了8%—12%。

　　《華爾街日報》則報道說，民工的工價最近一年上漲了17.8%。勞動力相對充裕的時代已經過去。隨著勞動力變得相對稀缺，經濟增值活動中的大部分收入將用于支付勞動力成本。這一轉型（即經濟學家們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大概在幾年前就已經發生。

　　其實，也正是在幾年前，即2004～2005年間，筆者準確地預言了這一轉型的發生，并且大聲疾呼：中國過度依賴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過度壓低勞動力成本，使企業陷入了低薪、低技術的陷阱，難以為這種轉型作好準備。

　　如果說筆者的預言已經被今天的事實所印證了的話，那么我在這一預言背后所作出的相關分析，就值得人們重溫。

　　筆者預言的目的，是敦促中國盡快擺脫對低廉的勞動力的依賴，迅速轉型到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創新經濟中。這就像中東的產油國一樣，大家守著充裕、廉價的石油，日子自然能過得很好。

　　但是，放眼未來，石油資源總有被開采完的時候。當油井枯竭時還靠什么過日子？這就需要在油井還沒有枯竭時，把豐厚的石油利潤用于其他的投資，如高科技、金融等領域。以后油井枯竭，但這些新經濟也成熟起來，發展就可能成為持續的。

　　同理，中國在勞動力資源豐富廉價之時，要想到勞動力資源枯竭時應該如何發展，僅僅“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高高興興地走著瞧是不行的。

　　從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向高科技的創新經濟轉型，不是一夜之間想轉就能轉的，必須提前作準備，必須在勞動力資源還沒有枯竭時作準備。

　　問題是，中國在勞動力充裕的晚期，仍然缺乏這種前瞻性的考慮，而是陶醉在“襯衫經濟學”中不能自拔；不是通過適當的市場機制和政策手段矯正對廉價勞動力的過分依賴，而是在勞動力價格已經很低的情況下再人為地壓低勞動力成本，使物更重、人更輕，乃至“人重物輕”型經濟中對技術革命的刺激因素也就被扼殺了。

　　也正是因為如此，當我們被迫轉型時，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就很難被技術進步所消化，許多喪失了技術升級的機會的企業，被勞動力價格的增高逼得破產，轉型的陣痛就強烈得多。而貧富分化嚴重，腐敗橫行，又使我們的社會承受這種陣痛的能力非常低。

　　所以，中國目前這種已經被廉價勞動力嬌慣壞了、缺乏強勁的技術創新因素的經濟，是否能消化每年兩個百分點的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就變得非常令人擔心了。

　　在未來二十年，圖一時之利的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面對無法消化的勞動力價格危機，恐怕更愿意下令抑制工資上漲。

　　2010年富士康事件，象征著中國正站在了十字路口，向兩個方向走的可能性都有。一方面，面對滾滾而來的加薪潮，郭臺銘對外表示要加強自動化生產，減輕對勞動力的依賴。這印證了我們前面所說的：工價一高，人一重，就會刺激企業的技術更新，走的是西歐的歷史道路。

　　但另一方面，富士康高調內遷，希望繼續開拓廉價勞動力的新邊疆。有的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富士康到本地落戶，竟把到富士康實習當作“政治任務”交給技師學校的學生，以非經濟的手段滿足企業的用工需求，走的是東歐的歷史道路。

　　可見，政府利用自己的權力干預市場，往往幫的是大企業，而非勞工。政府未來也有各種權力抑制工價的上漲。因此，在走到那一步之前，對政府這方面的權力就應該明確限制。

　　簡而言之，筆者所主張的從低薪、低技術、低端制造業向高薪、高技術、高端經濟的轉型，并不是要政府下令停止生產襯衫、集中力量造大飛機，更不是讓政府下令漲工資。

　　筆者只是說，一個“人重物輕”的市場環境，更能刺激技術的發展。而“人輕物重”的市場環境，則往往阻礙必要的技術發展。因此，中國應該集中精力營造“人重物輕”的市場環境，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在這方面，地方政府的職能主要應該表現在兩個領域：第一，維持基本的市場秩序，保護勞動者的正當權利。這包括獲得正當報酬和自發組織工會進行集體討價還價的權利。

　　如今的低薪，往往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根源于勞動者權利得不到保障。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發展，經常與資方同謀，人為壓低工價。

　　民工還經常得不到報償，被迫討薪，而很少聽到欠薪者受到懲罰的案例。政府沒有維持正常的市場秩序的能力，就形同一個失敗國家。

　　另外，工人自發結成工會，增加了社會中間層組織，將提高工人討價還價的能力，同時可以借助工會對工人進行管理，增加社會穩定。

　　第二，地方政府要在社會服務上履行責任，加大這方面的投資。這主要表現在教育、醫療、勞保福利、住房等等方面。當每個公民都有了基本的保護后，大家才能更加放心大膽地競爭。

　　作者薛涌，波士頓Suffolk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著有《美國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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