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漁民訴康菲案美國代理律師Thomas Bilek：

　　康菲母公司才是真正的責任方

　　“我們不是不能起訴(康菲中國)，而是選擇不去起訴，因為我們認為母公司更應該負責，而且他們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賠償。”

　　葉慧玨

　　在向美國聯邦休斯敦法院正式遞交了起訴書后，代理中國漁民訴康菲公司的美國律師托馬斯·比萊克(Thomas Bilek)終于松了口氣。

　　“我們的責任是幫助這些漁民獲得應有的賠償。”7月16日，比萊克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我們等待今年10月1日法院第一次預備聽證以決定是否受理此案，在此之前事情不會有什么新變化。”

　　此時，他為了30名受到康菲溢油事故影響的中國漁民追索賠償，已經工作了半年多。

　　2011年6月4日和6月11日，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與中海油合作的蓬萊19-3油田相繼發生兩起溢油事故，造成附近養殖基地損失嚴重。

　　盡管遠在美國休斯頓的康菲石油公司總部承諾承擔責任，并通過行政賠償向中國政府支付了10億元人民幣，這些錢款至今還沒有完全發放到個人手里，也沒有覆蓋所有受害的漁民和養殖戶。與此同時，漁民們在青島等地的立案申請遲遲得不到批復。

　　此時美國律師伸出了橄欖枝。他們跳過康菲中國，直接起訴康菲美國總部。盡管比萊克坦承，這不是法律援助，卻給了中國漁民一個希望。

　　作為有著25年環境訴訟經驗的律師，比萊克認為：“如果在美國審理這個案子，我們應該會贏。”

　　跨國取證

　　比萊克是從工作伙伴——律師斯圖亞特·史密斯(Stuart Smith)處了解到這個案子的。此時距離康菲溢油事故，已經整整過去一年。

　　早在事故發生后的3個月內，國家海洋局就拿出事故評估報告，美國康菲公司同意出資10億元人民幣作為行政賠償，用于解決河北、遼寧省部分區縣養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漁業資源損害賠償補償問題；同時，康菲和中海油分別從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護基金中提取1億元和2.5億元人民幣，用于天然漁業資源修復和養護等工作。

　　但此后，直接遭受經濟損失的河北、遼寧漁民并沒有及時拿到賠款，與此同時，同樣認為受到直接損失的山東漁民，被排除在賠款范圍之外。此后，山東漁民在青島海事法庭上訴，但訴訟請求至今未獲回復。

　　知悉這些情況，史密斯與比萊克決定接下這個燙手山芋。史密斯的經驗更豐富，在環境訴訟方面有30年的從業歷史。比萊克和史密斯兩人在環境訴訟領域合作超過10年，曾經和多個石油巨頭打過交道，最近一次是在英國BP墨西哥灣溢油事故中出任代理律師。比萊克還曾經參與過安然案件。

　　“我接下這個案子，主要是因為事實很清楚：母公司美國康菲已經表示要承擔責任，而那些導致溢油事故的決策是由母公司發出的，因此我們選擇在美國康菲總部所在地發起訴訟。”比萊克表示。

　　他的律所就在康菲總部所在地的休斯敦，諳熟德州法律，這是史密斯找到比萊克合作的原因。而后，他們找來精通中文的同事幫忙，并且聘請了研究中國法律的法律教授克拉克(Donald Clarke)擔任團隊顧問。

　　在過去的10個月中，比萊克和史密斯和中國方面的律師合作，實地取證，幾次來到渤海事故發生地。在做了充分準備后，才選擇向休斯敦法院遞交訴狀。

　　同時，比萊克和史密斯已經按照規定給美國康菲公司發去函件，但至今沒有聽到對方任何回應。

　　比萊克表示，預期在今年冬天早些時候，會有一些結果出現：“現在我們首先要看法院是否決定受理此案。”

　　這30人的訴訟案只是第一步，根據中方律師消息，有超過500名漁民已經和比萊克等簽署了代理協議。對此，比萊克不愿置評，只是表示，如果這個案子被法院成功立案，同時其他的受害者有足夠理由和證據，到時候才能判斷如何繼續提起后續訴訟。

　　直面母公司

　　有消息稱這次案件的起訴金額是8.7億元人民幣，但比萊克稱還未最后確定。

　　他們決定不起訴康菲中國，而是直接起訴其在美國的母公司。“我們不是不能起訴(康菲中國)，而是選擇不去起訴，因為我們認為母公司更應該負責，而且他們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賠償。”

　　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只有起訴康菲在休斯敦的總部，他們才能夠在美國獲得該案件的代理權。因為一旦起訴康菲中國，案件可能會因為管轄權異議導致被駁回。

　　司法管轄權的爭論，在10月1日之前，注定會持續成為中美司法界的爭論議題。

　　一些法學專家在美國律師接下漁民代理權后曾表示，不看好美國法院受理此案。因為一般侵權案件，應按照受害者所在地以及事故發生地來決定法院的管轄權，而在這個案件中，所有涉及的對象似乎都在中國。

　　但比萊克并不這么認為，“母公司——總部在休斯敦的美國康菲公司才是真正的責任方，他們在與中國政府協商的時候已經表示，他們對此應該承擔責任。”

　　比萊克雄心勃勃地盯著康菲總部，他覺得目前最大的挑戰，就是康菲公司如何做出實質性的賠償：“通常情況下，許多跨國企業通過子公司來保護其整體資產，子公司本身沒有什么資產。而如果一旦母公司承認責任，那么這一責任就是完全的。”

　　但他拒絕對案件代理花費置評。此前有消息稱，美國律師團代理此案采取風險訴訟代理模式，即前期由美國律所支付訴訟、取證和相關人員赴美交通和住宿花銷等所有費用。

　　比萊克向記者坦承，他此前也接過很多非盈利的環境訴訟案件，但他們當然希望此次的案件有利可圖。

　　成功先例

　　“為什么在中國沒有能立案的案子，你確信在美國就可以？”同樣問題問過比萊克多次。

　　2011年11月18日，30個山東漁民到青島海事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但由于搜集證據等原因，法院一直沒有立案。

　　“這是非正式的拒絕立案的方式。”比萊克表示，“我不想評價中國司法管轄問題，我只是想說，這些受害者必須在某個地方得到切實的賠償。”

　　比萊克的自信不是沒有道理。

　　在英國BP墨西哥灣溢油事故后，盡管BP總部在英國，是其美國子公司出現了溢油問題，但美國政府要求母公司承擔侵權責任。

　　“在這個案件中，美國政府非常強勢。”比萊克說。

　　“不僅是政府機構，還有非政府的社會組織，他們會積極行動起來，組織受害人向法院提出上訴。”

　　非政府組織參與的最著名的案件，莫過于1979年優勝美地(Yosemite)國家公園內莫諾湖(Mono Lake)因城市發展大量引水大面積干涸問題，斯坦福大學學生組織了莫諾湖委員會，與其他環保組織聯手向洛杉磯提起法律訴訟。經過15年努力，加州終于在1994年裁決：制止洛杉磯引水截流，穩定莫諾湖平均水位。

　　“如今隨著經濟格局變化，我發現大多數環境訴訟案的受害者，來自于發展中國家，在這些國家，許多時候無法對于賠償做強制執行，同時非政府組織的參與還不成熟。”比萊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