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杭州3月1日電(記者 商意盈 張和平)2月27日，溫州立人集團案件中的147名債權人向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狀告泰順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對立人集團大規模吸存監管不力，行政不作為，要求判令國家賠償6864萬余元，法院表示將在7日內決定是否立案。這個涉資45億元左右、牽涉逾7000人的全國民間借貸大案再次被推入公眾的視線。

　　立人集團已明顯資不抵債

　　泰順縣地處溫州最偏遠山區，與福建北部接壤，屬溫州欠發達地區。溫州立人集團成立于2003年，注冊資本金3.2億元，法人代表董順生。集團下屬36家獨資、控股、參股企業，分布溫州、上海、內蒙、江蘇等地，經營范圍涉及教育、房地產、礦產等。

　　據有關審計部門等方面的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立人集團債務危機苗頭在2009年就出現，當時欠款已經達10億多元，通過月息3分左右的高息勉強維持，最終因資金鏈斷裂而“崩盤”。政府有關方面稱，債務涉及人數逾7000人，集團現有資產還在進一步核查之中。審計方面初步核查，與公司所稱有50億元—60億元的數據差異較大，實際已明顯資不抵債。

　　據有關審計方面匡算，10多年來公司支付的利息累計高達30億－35億元。泰順縣委書記張洪國稱，政府、企業和債權人都希望能夠有效化解立人集團的危機，但是在目前宏觀經濟環境趨緊的情況下，集團多個房地產、煤礦項目都在國家政策調控的范圍。政府在企業自救乏力、政府幫扶有限及債權人訴求強烈的情況下，不得不對立人集團采取監管措施，實行控人、控資、控解。

　　辦教育贏口碑吸引資金“滾雪球”

　　1998年8月，董順生瞅準泰順縣教育資源匱乏之商機，聯合6名股東合資60萬元，租用一家陶瓷廠，首創民辦育才高中，他任校長。2001—2003年，又相繼開辦育才初中、小學和幼兒園。

　　多年來，育才學校投入資金數億元，形成了學生4760人、教職員工1000多人的規模。高中、小學為溫州市現代化學校，初中為省級示范學校。

　　辦學之初，董順生為了解決資金之匱，通過親朋好友吸收民間借貸。但辦教育是個長遠事業，短期難以獲得回報。辦學頭幾年，育才一直虧損。

　　為彌補教育之虧，從2003年起，董順生抓住當時礦產、房地產業等暴熱、暴利的機會，相繼到內蒙古鄂爾多斯、江蘇淮安等地開拓礦產、房地產，走“以礦補教”“以房補學”之路。他利用“明星”效應及做人低調、信譽良好、產業看好等優勢，大量吸收民間借貸。

　　10多年來，盡管利息如此之高，對董順生資金成本壓力超大，但他一直穩兌利息。有時他甚至提前支付利息，誰想拿回本利，隨叫隨還，從不拖延。這一信用在當地廣泛產生口碑效應，債務人李先生等多人對記者坦言：“人人都是自愿的。”

　　立人集團在2011年4、5月起，就已到了資金鏈斷裂的邊緣。為了把這場“豪華游戲”玩下去，立人集團推出4分、5分、甚至6分利高息攬儲。由此，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紛紛跟入越滾越大的隊伍中。

　　“拆東墻補西墻”覆水難收

　　長期以來，立人集團向公眾吸存基本上是翻版國外“龐氏騙局”的游戲，即不斷吸納新投資者的錢，并將其付給前期投資者。前期投資者獲得巨大的投資回報，吸引后期投資者投入。

　　記者采訪了解到，泰順縣公務員甚至公檢法等機關人員有相當部分是立人集團民間債務的直接或間接債權人。多年來，立人集團進行大規模、公開化、高利息、形同“銀行化”的吸存，很多部門都知道。2009年，當立人集團出現危機苗頭時，政府提醒眾人：“借貸有風險，謹防血本無歸”。政府一位領導坦言，那時候認為，只要立人集團信用不倒，穩定付息，學校發展良好，房地產、礦產項目有盈利，這場涉及數千人的“豪華游戲”就能繼續玩下去，故對其潛在風險評估不足。一些機關干部甚至公安司法人員的參與，客觀上起到示范效應，減弱了老百姓對這場民間借貸的風險意識。

　　月息3分—5分，相當年利潤率36%—60%，正常人皆知絕大多數的實業做不到如此超高的盈利，絕大多數的實業扛不起如此之高的資金成本。

　　一位政府官員分析，正是因為千家萬戶的資金與立人集團攪在一起，出于本能，人人都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因此在立人集團的瘋狂吸儲中，不論是機關干部還是普通百姓都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集團的“保護傘”，使得這個“龐氏騙局”愈演愈烈，最終崩盤。

　　“立人案”呼喚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立人案”再次暴露了現行金融體制與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的嚴重矛盾。

　　當地一些政府官員認為，從目前所知的情況看，“立人案”是以高息回報為誘餌大量吸收民間借貸，翻版“龐氏騙局”。不同點是，“立人案”規模更大，利息更高，債主更多；所吸存的資金基本投入教育和實業；目前尚未發現欺詐、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和大肆揮霍的行為。

　　一些當地官員說，在現有金融體制下，立人集團發展實業特別是發展民辦教育事業資金需求量很大，民間借貸對立人集團辦教育和實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企業家嚴漢榮說：“如果得到銀行的支持，‘立人’不會走到這個地步，誰愿意支付民間借貸的高息呢？”

　　民間借貸、非法吸儲、集資詐騙三者之間缺乏明確的法律界定，三者之間空間太大，對民間借貸產生了誤導，對市場經濟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產生不良影響。泰順縣一位政府官員分析說，立人集團在發展初始階段的融資是以正常民間借貸出現的，但后來在經營虧空無法償還借款的情況下，便利用包裝宣傳，高息攬存等方式從親朋好友及向朋友的朋友這些“間接特定人”、“打包人”、非特定人等公眾人群大面積擴散，這種行為已經屬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但立人集團卻進入誤區，認為這還屬于正常的民間借貸。

　　這位政府官員說：“民間借貸、非法吸儲、集資詐騙三者之間缺乏明確法律界定，以致于企業經營的成功與否以其結果來判定企業借貸行為的性質，這是與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背道而馳的。”

　　一些基層干部、專家學者則認為，立人集團債務危機再次暴露了現行金融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的弊端，這充分說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