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銀監局表示,涉及銀行款項的風險已經被控制。”
本報記者 王海平 連云港報道
一個民間借貸者的突然死亡,引發了江蘇連云港金融圈的一系列“跑路”事件。
“只要是搞過民間借貸的人,不管有無關聯,紛紛到各自的上下家收錢,最終處于頂端的擔保公司頂不住了。”當地知情人士對本報表示。
一個月前,連云港市的揚帆、瑞陽兩家擔保公司老板接連跑路。11月25日,連云港警方向本報記者證實,兩起擔保公司事件的處理已接近尾聲,相關責任人已被控制。
作為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民間借貸本無可厚非。但連云港兩起擔保公司老板跑路事件,還牽涉到當地的銀行職工。
就連云港的個案而言,當地高利貸、非法集資者與擔保公司之間的資金鏈條已然形成。對于政府來說,如何監管和引導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突然死亡
2011年10月中旬,在連云港從事民間借貸的滕亮突然因病死亡。
滕亮的猝死沒有任何征兆,因而引發了集資者的擠兌潮,而與滕亮有合作的揚帆、瑞陽兩家擔保公司因此受到牽連。
這三者之間的借貸關系并不復雜:滕亮先從揚帆公司借來1000萬元,再轉手把這筆錢以更高的利息轉貸給瑞陽公司。但誰也沒有料到滕亮的突然死亡。
10月16日,揚帆投資擔保有限公司老板呂海明突然消失,3天后,瑞陽投資擔保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王兵也跑路,王與銀行合作的6000多萬元擔保資金也失去了信用保護屏障。
10月20日下午,連云港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金融辦以及銀監分局、公安等部門迅速介入調查。經排查發現,與瑞陽公司合作的銀行包括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江蘇銀行、東方銀行等。
這其中,江蘇銀行連云港分行存在風險的銀票敞口1300多萬,據該行一位內部人士向本報表示,“這并不是損失,也不會形成不良貸款,且已追回了一半的貸款。”
“由于王兵是做實業起家,跑路時,旗下仍有5家珠寶專營店,每個店每年利潤約百萬”,連云港銀監分局副局長殷路鳴向本報記者表示,“調查摸清情況后,迅速將王兵資產扣押,銀行也趕到法院申請保全,并與借款企業協商更換擔保機構。”
在連云港有關部門的合力下,王兵在出逃后一周即返回連云港自首。
王兵注冊的瑞陽擔保公司成立于2006年,這一年連云港各種擔保公司不斷涌現。由于當初成立時的門檻較低,全市范圍內擔保公司迅速達到160多家。
據當地知情人士向本報透露,2008-2009年,王兵不再專注于珠寶生意,轉而投資股票、期貨以及房地產開發。
一位與王兵有過接觸的浙江企業主告訴記者,王兵在玩大之后“更顯豪氣”,而各家銀行也不斷追捧他。2010年,瑞陽擔保公司注冊資本提高至6000萬元。
由于擁有擔保公司這個平臺,王兵吸引了各路投資者,這其中就有滕亮的1000萬。實際上在事發后,王兵每年需要支付的高利貸利息就超過1000萬元。
“股票市場上王兵并不專業,搞地產需要大量資金且源源不斷,王兵玩不轉,最終資金鏈斷裂”,上述企業主表示,尤其是滕亮的突然死亡令王兵的瑞陽公司雪上加霜。
殷路鳴向本報表示,瑞陽擔保公司雖然因為資金問題出現崩盤,但其涉及銀行款項的風險已經被控制,不會產生太大影響。
連云港目前約有160余家擔保公司,其中融資性擔保公司84家,涉及銀行擔保貸款金額約150億元,“風險屬于可控范圍之內,”殷路鳴說。
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地方政府堅決否定了“王兵將家人送到國外并卷走1.2億元”之說。
揚帆涉嫌非法吸儲
揚帆擔保公司的事發,則更令監管層憂慮,該公司實際控制人之一的呂海明系銀行員工。
記者多方證實,滕亮的1000萬高利貸款項來自揚帆擔保公司。經連云港政府部門排查,揚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本報獲得的資料顯示,揚帆擔保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一年后更名為揚帆投資公司,注冊資本金1000萬元,其中呂海明、李吉柱分別出資490萬和510萬元。
由于呂海明曾在建設銀行連云港分行工作過,并擔任過某支行的管理人員,背景和人脈網絡清晰,在其跑路后的第三天便被警方控制。
本報從當地銀行系統獲得的資料顯示,揚帆公司涉嫌違規吸納的公眾資金約1.3億元,吸收的存款利息在2分—9分不等,牽涉到300多人,目前已逐一登記完畢。
實際操作中,揚帆公司的股東李吉柱成立了一家“龍珠理財公司”,負責高息吸納公眾存款,而呂海明則利用存款進行放貸和投資。
“如果不是滕亮突然死亡,估計問題不是很大,但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了百姓大規模擠兌”,一位給龍珠理財提供了50萬元(月息3分)的人士告訴記者。也正因為百姓擠兌不成紛紛報案,揚帆公司事件才得以浮出水面。
由于高額利息支付及時,揚帆公司曾在民間有不錯的口碑,“即使8月份陸續有人提現,也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重視。” 上述給龍珠理財提供資金的人士說。
有關揚帆公司的具體案情,連云港方面以“正在排查”為由拒絕透露更多信息。不過有當地銀行人士向本報證實,建行原職工呂海明是被警方控制后才從銀行“主動辭職”的。
此外,連云港跑路的民間借貸者不止是揚帆和瑞陽兩家。本報從當地銀行人士處獲悉,月余前建設銀行連云港分行新浦支行原副行長顧某某涉及高利貸資金6000多萬,隨后顧與全家悉數跑路。建行總行曾派調查組前來調查,顧返回自首后也主動辭職。
被轉嫁的風險
殷路鳴向本報記者坦承,在兩家擔保公司老板跑路之前,政府對擔保公司的運營監管一向較為重視,但監管手段相對落后。
在目前的體制構架下,融資性擔保公司在經信委系統核準登記,小額貸款公司由政府金融辦負責管理,而非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監管則處于真空地帶。
擔保公司的迅猛發展,與銀行的直接推動亦有明顯的關系。
商業銀行與擔保公司合作的目的是為了轉移風險。實際操作中,能控制風險的中小企業客戶早被商業銀行納為己有,往往把一些償債能力較差的“垃圾客戶”與擔保公司捆綁,利用保證金起到約束擔保公司和降低信貸資金風險的作用。
據當地銀行的一位高管對本報記者表示,80%以上的客戶都是銀行自己做,20%風險較大的企業客戶,銀行才會選擇與擔保公司合作。
由于目前在商業銀行的貸款考核中,“中小微企業數量”是一個重要指標,因此銀行不得不快速擴大“風險較大、原本不符合貸款條件”的中小微企業項目數量。
上述在連云港投資的浙江企業主向記者表示,很多時候銀行會向企業主動推薦擔保公司參與借貸業務。
但這種方式反而加重了企業的負擔。“銀行本來就是準備借款給該企業的,卻一定要拉來一個擔保公司,結果是企業多付了利息或手續費。”
目前大多數擔保公司都會要求被擔保的企業向其繳存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如某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100萬元,為其提供擔保的擔保公司會要求企業向其繳存20萬元保證金,企業按100萬元貸款本金向銀行支付利息,實際得到的融資僅為80萬元。
擔保公司變形
蘇州某商業銀行的人士告訴記者,如果企業正常經營,則擔保公司每年可獲得相當于注冊資本金10%的利潤,“這是相當可觀的收入”。
2006年之后,擔保公司越來越多,“當時的門檻較低,一般有個幾百萬的資金就可以注冊成立。”殷路鳴表示。
2008年—2009年期間,在國家4萬億投資拉動下,擔保公司數量井噴,“這個過程中,很多從事高利貸的人就注冊了擔保公司,甚至一些銀行的人和公務員成為了實際控制人。”
上述浙江企業主對本報表示,由于國家當前對信貸實行緊縮政策,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鏈壓力更大,“實體企業貸不到款,可銀行給鋼材城的貸款都是上億,而鋼材城并沒有實體業務。”
而擔保公司的另一個利潤源泉,是利用企業的“過橋資金”壓力。
按理說,企業的貸款到期時,必須歸還全額本金和利息后才能再行申請借款,但問題是,“現在銀行因為資金壓力要2-3個月才能續貸,以往一般是一個禮拜就可以了。”而要維持運作的企業資金鏈不能斷,高利貸成為了其短期借款的主要來源。
于是,這個“時間差”成為擔保公司大顯身手的機會——他們充當了借款銀行的角色。
據前述浙江企業主透露,擔保公司與商業銀行關系密切,對一些貸款到期的企業情況很熟悉。在銀行續貸批準之前,這些擔保公司主動找這類企業,愿意提供高息借款,以解企業燃眉之急,等到銀行續貸批出款項時,企業再用來歸還擔保公司的借款。
“可以說,銀行的員工和擔保公司肯定存在著私下的利益輸送,這是存在已久的現象。”這位浙江企業主表示。
當地一位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揚帆公司正是扮演了上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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