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記者  馬吉英  攝影 | 鄧攀

　　商海諜影中國市場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將不得不面對成為商業間諜“溫床”的命運。而中國公司準備好了嗎？

　　商海中，他們無處不在，而真實面目并不為身邊人所知；當你有所察覺之時，損失或已不可挽回。

　　商業間諜，或許將成為中國商界2009年的一個關鍵詞。

　　10月14日，最新的涉案者郁向東在美國被逮捕。郁向東被捕之前的身份為北京汽車研究總院的車身專業總工程師。此前，在中國汽車業界還有另一起間諜案并不廣為人知。長城汽車狀告菲亞特侵犯其商業秘密，這或將成為中國自主品牌汽車訴跨國品牌“商業間諜”第一案。其實，這只是菲亞特2007年訴長城汽車侵權之后的續集。

　　當然，最讓中國商界震驚的還是“力拓案”。7月5日晚，上海市檢察機關以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礦業巨頭力拓的中國區首席代表胡士泰等4人作出批準逮捕的決定。隨之，圍繞著千億元的鐵礦石行業情報交易鏈條浮出水面。

　　追溯過往，這只是冰山一角。商業間諜案并不僅僅局限于跨國公司與中國本土企業之間，更多的竊取商業機密和核心技術的事件，就發生在我們身處的這個經濟開放、轉型的年代。

　　2007年的家電業變局，大中電器(國美并購大中電器之前)差一點就要召開“間諜”發布會，就公司內部查出有來自競爭對手的“內鬼”一事做出說明。但就在發布會開始的前五分鐘，大中電器宣布取消發布會。

　　即使是9月28日新科的“胡潤榜”首富王傳福，也無法借巴菲特入股帶來的榮光而抵御商業間諜的指控。就在鴻海集團4月份的股東大會上，其董事長郭臺銘特別提出書面證據，指責比亞迪買通鴻海員工竊取其商業機密。

　　“通過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窺探競爭對手的活動，已經成為商界的一種隱蔽的附屬產業。”華略管理咨詢首席顧問蔣小華告訴《中國企業家》。

　　但它們為什么集中在2009年爆發？

　　報復？

　　此番美國司法界對郁向東興師動眾，是其涉嫌2006年從美國福特公司辭職前“非法”取得該公司約4000份技術文件。這些文件涵蓋發動機、變速系統、車門結構、轉向系統等，價值數百萬美元。目前，案件正在等待審理。

　　他還被指控利用這些文件在中國幾家車企謀求職務。1997年至2007年間，郁向東在福特擔任產品工程師，2007年1月從福特離職后，先是進入富士康集團，隨后于2008年11月1日與北汽控股簽署了為期三年的勞動合同。現在看來，美國政府對郁向東們態度相當強硬。10月21日，在底特律地方法院接受聆訊的當天，郁向東曾提出保釋申請，遭拒。檢方認為他有潛逃回國的強烈動機。

　　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的數位專家認為，美國政府希望借助這一案件向中國政府歷來對保護國外車企知識產權曖昧不清的態度叫板。長城汽車、比亞迪、奇瑞以及雙環等中國汽車公司都深陷“抄襲門”。但是，從公開的信息來看，跨國公司與中國車企之間的知識產權官司均不了了之。

　　“美國的動作是一種信號。就是你侵犯我的知識產權，在你的國家我沒有辦法，但到我這來，你就沒有辦法。”汽車行業資深人士賈新光認為，“這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一記耳光。”

　　無形之中受傷的還包括更多的郁向東們——汽車業的海歸技術派，以及向這些技術派伸出橄欖枝的中國汽車企業。

　　在以美國底特律“三大”為代表的全球汽車工業身陷危機之后，海外抄底四個字似乎被寫在了每一家中國車企的腦門上。抄底的對象不僅包括汽車品牌，還包括那些在底特律浸淫多年的華裔汽車技術人員。

　　在北汽的藍圖上，引進人才加強自主品牌的研發同樣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北汽現任總經理汪大總、北京汽車研究總院院長顧鐳，均是有底特律從業背景的海歸人士，在歸國后被延攬至北汽旗下并委以重任。在某種程度上，引進海歸以提升研發能力，已經被中國車企視為技術升級的一條捷徑。但郁向東事件之后，這個流行模式開始散發出危險的氣息。

　　“這是美國的一種報復心理。現在引起的矛盾就是，你不要再用海歸。海歸在國外就職時不可避免要下載東西，而這些信息，美國都掌握了。”賈新光認為。

　　耐人尋味的是，盡管這起竊取商業機密案在世界上引起軒然大波，但郁向東的老東家福特汽車對此未置一詞。難道福特真與此事毫不相干？《三井帝國在行動》作者、社科院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的看法近乎“陰謀論”。

　　“如果福特在中國的市場有很大利益，就不會這樣做來激化矛盾。現在這樣做，是因為福特現在在中國市場的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被德國汽車、日系汽車和國內幾家汽車廠商搶占了很多的市場份額。通過這樣的手段，它可能希望中國做出讓步，改變在中國市場的不利局面。”白益民對《中國企業家》記者說。

　　間諜的價值

　　一位服務于不同公司的美國自由間諜曾說過：“有戰爭就有欺騙，商戰亦不例外。”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看來，商業間諜的本質是用經濟流兌換信息流，再用信息流創造更大的經濟流。

　　在富爾德商業顧問公司的創始人和總裁倫納德·M·富爾德那里，商業情報的作用近乎被神化。這是一位競爭情報領域的開拓者、大師級人物。25年以來，他曾為《財富》500強半數以上的企業提供過服務。他曾經透露稱，90%的美國企業雇傭專人從事商業間諜工作。

　　“大腦會讓你對信息視而不見，迷障會干擾好的商業情報，或者延遲你必須做的決策。任何對情報的拖延使用將會使你失去市場。你需要做的是在情報仍有價值時移走迷障，正如棒球名將佐貝拉的名言：準備好了，我們就老了。”富爾德在自己的著作《商業情報密碼：看穿混亂、失真、謠言和煙幕》中解釋情報工作的重要性。對情報的延誤，不僅意味著企業發展的機會成本在增加，也意味著機會本身的價值在減少。

　　這并不是一廂情愿的空洞說教。在一些國家產業崛起初期，商業情報的重要性更是被空前強化。

　　在宋鴻兵的著作《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中，情報對歐美金融集團的崛起起著催生的作用——“情報和金融永遠是一家人。”

　　19世紀60年代，猶太銀行家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鐵血首相”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后者的全部工資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給布雷施勞德家族的銀行來打理，同時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債務支付，為他設置和經營海外的銀行戶頭，負責經營俾斯麥當時還不算太多的資產”。但這個家族并不希望俾斯麥給與任何金錢形式的酬勞，他們所圖求的報償是政治情報和一些內幕消息的透露。“所有銀行家都對政治消息和市場情報超級敏感，因為這些信息背后蘊藏著大量的商業機會。”宋鴻兵寫道。

　　提供商業機會只是情報的作用之一，在不同產業發展的關鍵時期，競爭對手的情報或商業機密都是企業在商戰中勝出的隱形籌碼。

　　“一般是競爭的一方處于劣勢時會給對方扣上商業間諜的帽子，來制衡對方，增加競爭的砝碼。”白益民說。

　　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則認為，強者并不能被排除在商業間諜的使用者之外。“很多弱者獲取商業機密是為了爭取平等地位，謀求更加平等的競爭。但是發達國家對新興市場的情報戰，是要爭取控制優勢，獲得超額利潤。世界500強，一般都有自己的情報機構，他是強者，謀取壟斷利益。”江涌說。

　　商業間諜行為給各大公司造成的損失驚人。據200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名列財富雜志前1000名的公司每年因商業機密被偷竊的損失高達450億美元，每個公司平均每年發生2.45次、損失超過50萬美元的案例。

　　商業間諜在給丟失情報一方的公司帶來巨大經濟損失的同時，也使這些公司喪失了發展甚至是趕超對手的機會。比爾·蓋茨在其著作《未來時速》一書中也認為，商業情報會影響一個公司的發展，而泄密則會給丟失情報的一方帶來重大打擊。

　　為什么是中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現在缺乏尖端技術。在技術依賴的情況下，只有兩種手段可以緩解燃眉之急。自主研發，或者廉價獲得技術，就是雇傭擁有這類技術的人。這時候美國人要想阻止你，就是對這個人進行阻礙。”白益民說。

　　這也正是商業間諜案件2009年頻發于中國的原因。

　　隨著商業機密的重要性日益顯現，商業間諜的手段也會日益高明。因而給商業間諜設一道防線，已成為未來市場競爭必不可少的一課。

　　為了將損失降到最低，許多公司不得不投入巨資加以防范。比如，雷曼兄弟公司在9·11后就拉來了泰德·普萊斯這位前中央情報局負責采取行動的副局長，擔任公司全球安全部門的負責人。

　　此外，還有許多公司采取了嚴格的內控和信息管理措施來防止商業間諜的乘虛而入。他們專門設有首席信息官來負責保密工作。西門子從硬件設備上防止員工拷貝公司資料，公司的大部分員工的電腦是不能安裝軟驅和移動硬盤接口的。而IBM規定每個員工只有三次查閱同一文檔的機會，并且這三次查看的時間、地點、原因都會被嚴格的記錄下來。

　　也有一些公司的設備時刻提醒員工注意保護商業機密。例如，在蘋果的一些會場內總會有這樣的提示語：“請擦去黑板并將你所有的秘密文件處理掉，工業間諜在你之后預定了這一房間。”

　　同時，許多企業也雇傭專業的安全公司負責對公司職員進行調查和監控，及時發現潛在的商業密探，保護本公司利益。尤其在IT業中，“諜對諜”已經形成規模。

　　安全顧問公司就是由此而在硅谷成為的一種新興行業。他們協助公司建立必要的安全體系、措施與訓練。其中最基本的做法是對新聘人員，從主管到看門打雜的，都進行安全考核與測試，以防敵對公司人員滲透。

　　為了保護商業秘密，美國1996年通過了《經濟間諜法》。該法實施后，第一起被裁定為“經濟間諜罪”的是2006年的加拿大籍華裔孟小東。從該法實施13年來的成效看，被指控的嫌疑人員也多為華人。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手機市場，對在中國的話語權的爭奪，將被提升為各大跨國公司的戰略問題加以考量。中國市場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將不得不面對成為商業間諜“溫床”的命運。

　　這也意味著中國公司在防范商業間諜的薄弱環節需要加強。“中國的防范意識比較薄弱，但其實商業間諜屢屢皆是。第二，我們也缺乏應對機制。尤其是在立法上的缺乏，使得應對起來捉襟見肘。”江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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