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越南無法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來源：中外管理傳媒 

　　最近，因為李嘉誠投資越南，以及疫情防控帶來的暫時低迷，關于產業鏈外遷東南亞的討論又火了起來。本文認為，中國正在發生的低端制造業轉移，是經濟、資本、人力以及政治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要如何去把控調整，考驗的是國家智慧。我們應全面、理性看待。雖然對外貿易相對興旺，但越南的貿易主要嵌合于美國的消費網絡，而生產主要嵌合于中國的生產網絡，因此越南極易成為中國供應鏈網絡的“外溢”以及通達世界市場的“中介”。

　　來源：摘編自《實業強國：中國制造自強之路》

　　近年來，關于中國制造業向東南亞、南亞國家轉移的討論熱度不減。這批國家政治、經濟、地理、文化等要素相近，越南是其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分析樣本。由于美國對華大幅增加進口關稅，中國制造業確實出現了加速向越南轉移的現象。

　　值此之際，越南政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戰略規劃，試圖爭取“世界工廠”地位，并在2035年成為高收入國家。后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經濟學教授戈登·漢森（Gorden Hanson）公開表示，如果一定要選“下一個中國”，那就是成長最快的越南和孟加拉國。

　　于是，這一話題在世界范圍內越炒越熱。如今，許多越南人相信，他們的國家將在十年內趕超中國。可讓人詫異的是，中國國內也有個別人，為越南制造唱起了贊歌。其論調包括“三星原來在中國有2億部手機產能，但現在都轉移到了越南”等等。對于這一議題，有必要明確的一個觀點是：越南要成為“世界工廠”，應該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另外，中國制造業向越南“轉移”的本質，是國內供應鏈規模及生產網絡不斷擴大后的“溢出”，而且在“騰籠換鳥”、產業升級背景下轉移的主要是低端制造業。

　　越南，下一個“世界工廠”？

　　首先，越南的國家資源有著天然上限。歷史上，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先后有三個國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工廠”，即英國、美國和中國。這三個國家成為“世界工廠”時的共同基礎條件包括：地域遼闊、資源豐富、人力充足以及市場龐大等。反觀當前的越南，只在人口體量上勉強過關，缺乏足夠的自然基礎要素支撐“世界工廠”級的規模。

　　其實，越南對應的模板應是日本。狹長的國土、接近破億的人口，讓越南確實像極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重建時的日本。但是，即便日本在制造的巔峰時期，也未曾達到過“世界工廠”的層次，只是在部分高技術制成品領域取得過領先優勢。所以，越南制造與其說要取代中國，不如先將當年的日本或者韓國作為對標對象。

　　其次，越南的工業結構已經嚴重失衡。正如格申克龍準則所總結的，要成為“世界工廠”，必須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而重化工業必不可少。這是因為，重化工業約等于現代經濟的基礎設施，制造了大量原料、材料和工業器件等生產資料。然而，越南現有工業結構以輕工業為主，重化工業占比非常少。

　　縱觀全球，后發國家重化工業往往依靠國家支撐，難以在自由市場中發展起來。中國、韓國與日本就都是在“大政府”推動下，才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但越南如今的改革和發展路徑，貌似早已投入了所謂“自由化”的一套體系之內，并不具備不計成本推動工業化的決心與魄力。只要這一局面無法改變，越南的工業發展就只能嵌合在美歐主導的經濟秩序中。

　　最后，越南缺乏自主而完善的產業鏈。目前，越南制造業的主要運行模式，呈現兩頭在外的“半體外循環”狀態，即零部件、半成品供應主要來自中國，制成品主要銷售市場在美國。這使越南的產業發展異常依賴外貿，在“半體外循環”模式下，越南發揮的主要作用僅是組裝、制造成品。因此，越南在全球產業鏈中獲取的價值非常低。

　　據世界銀行數據，2019年，越南制造業增加值為431.7億美元，僅為中國的1/90。相對而言，中國之所以能相對獲得產業鏈上的更高附加值，是因為產業運行模式類似樹狀的“雙循環”結構。基于完善的產業結構、豐富的國家資源及龐大的市場，這種生態模式孕育了全球最大的供應鏈網絡，既可以實現“無孔不入”的專業化分工，又能彼此配套及生產不同產品。

　　由于先天資源和后天建設發展的局限，越南顯然無法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既然如此，為什么三星、索尼、耐克等外國企業還要把在中國的產能轉移到越南呢？

　　越南承接制造業產能有自身的限度

　　伴隨著經濟轉型發展，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環境較往日已大不相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土地成本快速增長，以及產業升級趨勢愈發明顯等。這導致部分外資企業制造產品的成本優勢逐漸被“稀釋”。

　　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電子企業迅速崛起也大大沖擊了外資品牌。比如，三星在2013年登頂中國手機市場后，就遭到一眾國產手機廠商包夾圍攻，并迅速淪落至國內二三線地位，最終其在中國僅剩不到1%的市場份額。既沒有市場，成本又在上升，三星再在中國生產手機已經沒有多大意義。

　　于是，三星就瞄準了在經濟發展、政策優惠、人口紅利和地理位置上有一定優勢的越南。那越南的具體優勢是什么？在經濟方面，近20年來，越南幾乎一直是東南亞地區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吸引了日本、韓國等國許多企業前去“淘金”。

　　在政策方面，為了吸引外資，越南多次修改了外國投資法，將企業稅率降至20%，同時對部分企業實行“兩免四減半”等政策，即頭兩年全免、后四年繳稅減半。

　　在人口方面，2010年越南人口數為6200萬，而如今人口為9875萬，十余年暴增3600多萬。當前，越南全國人口的中位年齡是30歲，35歲以下青壯年占一半以上，勞動力充足。

　　在地理位置方面，越南與中國云南、廣西接壤，距離珠三角地區也很近，這使它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獨厚，能最大程度分享中國制造和產業鏈的利益。

　　經過十余年精心耕耘和布局建設，三星已經在韓國本土之外建立起一個規模龐大的“越南基地”。目前，越南三星擁有涉及手機、電腦、顯示器等產品的8家工廠和1個研發中心，產值占三星集團總產值近30%。從越南角度來看，越南三星的產值占越南GDP的25%以上，三星產品出口額占越南出口總額的1/4。在韓國有句流傳頗廣的話：“韓國人一生逃不開的三件事：死亡、稅收和三星。”如今，想必這句話也適合放在越南人身上。然而，僅僅“吞下”一個三星就成這樣，越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接中國制造業轉移？

　　結論可能并不樂觀。可以做一個假想：東莞的地區生產總值相當于越南一半以上，而且工業占經濟結構的比重遠遠高于越南。如果東莞地區的制造業在短時間內都轉移到越南，結果很可能是越南制造業迅速膨脹：土地價格暴漲，人力成本大增，同時大量熱錢也會涌入，從而導致嚴重的資產泡沫，人民財富被洗劫一空，最終引發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危機等。

　　這樣的“經濟高燒”，恐怕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承受。因此，越南制造承接的“容量”有著難以突破的自身局限，勢必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越南對外經貿大學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阮德成曾對外表態：越南發展的最佳狀態是，介于中國臺灣地區和馬來西亞之間的水準，完全不可能取代中國。雖然這位越南專家的表述比較謙卑，但定位還算準確。

　　既然越南無法成為“世界工廠”，也無法承接中國制造的巨大體量，那么國內熱炒的“制造業外流”本質又是什么？

　　第一，“制造業外流”的核心本質，實際上是國內供應鏈規模以及生產網絡不斷擴大后的“溢出”。從工業增加值的巨大差異來看，中國真正轉移到越南的是部分制造流程中的簡單生產和組裝環節，即對人力成本較為敏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無可厚非，因為資本會遵循“冷酷”的成本計算規則。但是，中國其他高技術制造業或環節，比如高鐵、大飛機、核潛艇、半導體等幾乎不可能轉移出去。此外，雖然對外貿易相對興旺，但越南的貿易主要嵌合于美國的消費網絡，而生產主要嵌合于中國的生產網絡，因此越南極易成為中國供應鏈網絡的“外溢”以及通達世界市場的“中介”。基于此，長遠來看，越南制造業之于中國制造業并不會形成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而是一種相互支撐、優化配置以及協同發展的模式。

　　第二，低端制造業向越南轉移，本質上也是中國持續多年產業升級的結果。早在2012年，中國經濟雖然仍在持續飛奔，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壓力已經日益凸顯。此后，隨著中國開啟“騰籠換鳥”“清理過剩產能”等產業政策調整，不少外企紛紛將低端產能轉移到海外，同時加碼國內高端制造業的布局。比如，三星2018年年底關閉天津手機工廠后，隨后立即宣布投資24億美元在天津新建全球領先的動力電池生產線。與此同時，三星西安存儲芯片工廠二期如火如荼。這一項目投資總額達150億美元，建成后將使西安成為全球最大的閃存芯片生產基地。除此之外，很多跡象顯示，對三星等眾多國內外企業而言，中國正在從低端的勞動力工廠，轉變成承接高端制造業的重要地區。

　　第三，中國制造向越南等新興經濟體轉移，也是中美貿易摩擦以及區域交流合作加強的產物。早在2008年，深圳國資就在越南海防市傾力打造了中越經貿合作區。經過十多年聯合推動，目前中越合作區內已有多家中國行業龍頭入駐，涵蓋電機、安全氣囊、電子元器件等領域。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9年，60多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了對越南的相關投資。這使中國成為越南主要的外資來源國之一。

　　面對低端制造業外溢考驗的是國家智慧

　　無論如何，中國部分制造業正在向越南等國轉移是既定事實。在具體產業門類方面，中國的家電、家具、紡織、制鞋、電機、電子元件以及通信設備等行業企業均有在越南投建產能。這些相對低端的產業越來越多地向越南等國轉移，中國應該如何審慎對待？

　　目前，中國中西部仍有不少經濟欠發達地區，存在大量低收入群體。相比東部沿海地區，這些地方還有許多剩余勞動力、廉價土地等資源。東部地區產業向西部轉移，有利于促進當地就業、經濟發展以及產業鏈完善等，從而改善國家發展不均衡的狀況。與此同時，隨著《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RCEP）的簽訂及推進，國內產業鏈轉移到東南亞，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和國際合作同樣有著重要意義。作為有擔當的大國，中國在產業轉移上“達則兼濟天下”，還是“獨善其身”推進中西部發展，屬于多維議題。

　　綜合來看，中國正在發生的低端制造業轉移，是經濟、資本、人力以及政治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要如何去把控調整，考驗的是國家智慧。

　　至于中低端產業轉移是否會倒逼產業升級，或許只有通過實踐才有答案。在本質上，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是一個賽跑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應該做的是減緩產業鏈向外轉移步伐，以及加快相關核心技術研發；更重要的是，全力降低生產要素成本，尤其是完善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以降低生產成本。

　　另外，在當前日趨嚴峻的全球貿易環境下，中國還應制定相關應對措施，減少國際政治因素引起的低端制造業外流，以及保護高端制造業不被迫遷出。畢竟不少低端制造業對當地經濟發展等仍有不小貢獻，高端制造業則一直是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訴求。

　　從歷史上看，近一兩百年全球發生了三次產業轉移浪潮，即從英國到美國，到日韓，再到中國，而且基本是從低端制造業轉移開始。

　　如今，中國已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但在部分低端制造業外流的情況下，一味渲染越南等國的威脅、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浪潮開啟，或者一味強調中國制造的優勢，都不可取，而應該將眼界和格局放在全球、全產業鏈層面，更加冷靜客觀、立體動態地辯證看待中國制造業的未來走向。

　　至于誰將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正如前文所述的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經濟學教授戈登·漢森坦承：這仍是一個謎題。但一種可能是，“中國將取代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或將分散到中國其他地方；抑或“中國+1”戰略興起，即一些公司繼續將大部分制造業留在中國，而部分業務分散至越南等地。

海量資訊、精準解讀，盡在新浪財經APP

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