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業第三代領軍人物除傅成玉外幾乎全部落馬，震驚之余我們該做什么

　　中國、俄羅斯、委內瑞拉、中東諸國，以“舉國體制”發展石油業的國家，其體制弊端在持續低迷的油價下暴露無遺——腐敗窩案就是其一。但只有在行業危機之際，市場力量才有可能沖破“舉國體制”

　　李毅|文

　　近期，海內外石油腐敗窩案持續發酵。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蘇樹林日前因涉嫌嚴重違紀而接受中紀委調查。蘇是是繼周永康、蔣潔敏、廖永遠、王天普后第五位落馬的原國家石油公司掌舵人。

　　由此，中國第三代石油人的代表人物中，除傅成玉外已幾乎全部落馬。這一結局為中國石油體制和高管選拔機制畫上了驚嘆號——“舉國體制”弊端暴露無遺，資源和權力的絕對集中讓腐敗難以避免。

　　同時，以“舉國體制”發展石油行業并非中國獨有，巴西近期持續發酵的石油腐敗窩案也是體制弊端的集中體現。

　　近日，巴西勞工黨前財務主管瓦卡里及巴西國家石油公司前高管杜克又因貪污、洗錢和共謀罪被判刑。巴西聯邦法官莫羅宣布，瓦卡里曾在巴西石油公司操縱投標和賄賂的過程中收取至少426萬雷亞爾(約合108萬美元)回扣。

　　據悉，瓦卡里受賄被認為與現任總統羅塞夫競選有關，其中不少受賄資金以政治獻金的形式收取。因此，牽扯其中羅塞夫總統也面臨被彈劾風險，這讓巴西石油腐敗窩案的嚴重程度持續升級。巴西聯邦審計法院院長奧古斯托·納德斯此前公開表示，該腐敗案可能是巴西“史上最大腐敗丑聞”。

　　除了兩國政府反腐得力之外，近期低迷的國際油價在暴露體制弊端中也居功至偉。此前，體制痼疾造成的貪腐漏洞，尚被高油價制造的行業繁榮所掩蓋。直到2014年油價大跌，且至今低位徘徊，才使行業形勢逆轉，終于紙難包火。

　　曾幾何時，巴西國家石油公司以其深海油氣開發技術和巨大的石油勘探發現在業界享有盛譽，并被視為拉美最重要的企業之一。然而，這一方面得益于巴西上世紀90年代對石油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另一方面也在于其石油行業的“舉國體制”發展道路。

　　其實，盡管進行了石油行業市場化改革，但巴西并未放棄“舉國體制”，反而是在加強——政府仍然保持著對產業極強的控制。 巴西一直強力地推行“本地化”(Local Content，簡稱LC)政策，在巴西能源局(ANP)主導的歷次對外招標中，LC 承諾都是一個重要評標指標，而且逐年提高。自2003 年第5 輪招標，到2009 年的第10 輪招標，LC承諾都在60%以上，目前已經達到 80%的極高水平。

　　此外，巴西還通過資本控制的方式，塑造國有寡頭。其總統羅塞夫就是在南美“向左轉”過程中走出的左翼總統，奉行國家資本主義和舉國體制。全盛時期，全球曾有半數深水鉆井船為巴西國家石油公司所控制。

　　與所有實行“舉國體制”的國家相同，巴西國家石油公司打著國家的旗號，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油氣資源，卻缺乏有力的監督。

　　然而，曾經強大而高效的體制優勢，也開始在低迷的油價之下暴露弊端。自從國際原油價格自2014年下半年開始“斷崖式”下跌，巴西政府“有形之手”強力扶植起來的石油行業，開始遭受沉重打擊。

　　與此同時，俄羅斯、委內瑞拉、中國以及中東各資源國的石油行業同樣實行“舉國體制”，也均受到低油價不同程度的沖擊。

　　俄羅斯油氣體制的特點是個人的強權獨裁。政治強人普京在清除掉葉利欽扶植起來的一批能源寡頭之后，又反手培養起自己一批新寡頭。其中俄氣素被稱為俄羅斯的“國中之國”，與俄羅斯統治集團關系極為緊密，公司歷任領導中出了一任總統、三任總理。

　　該公司貢獻了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8%，保證了25%的國家預算，控制著俄羅斯65%的天然氣儲量——相當于全世界20%的天然氣儲量。

　　但隨著國際油價的不斷下降，俄氣和俄油業績下跌之嚴重，也已經接近紙包不住火的境地。在2014年底，俄氣的凈利潤已驚人地下滑了86%。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的分析師預計，2015年該公司營收將同比下降近30%。

　　如果國際油價在如此低位再持續兩三年，則兩巨頭的壟斷將被進一步瓦解，從而導致公司高層權力格局的變動。

　　中國自2013年中石油窩案爆發之后，也在持續發酵。“舉國體制”下的政府強力控制，是中國和巴西石油腐敗窩案背后共同的基因。盡管中石油窩案有油價之外更重要的原因，但油價下跌無疑讓反腐風暴中的三大石油公司雪上加霜。

　　沖擊之下，行業改革政策也趁機密集出臺：先是原油進口對民企的放開，后有原油期貨計劃重啟，年底又預計出臺石油行業體制改革方案。而如果油價高企，風調雨順，如此強度的改革恐怕將阻力重重。

　　由此可見，體制的歷史路徑依賴極難改變。無論繼承左翼傳統的巴西，還是傳承前蘇聯衣缽的俄羅斯和中國，都面臨同樣問題。

　　這類似于戈爾巴喬夫當年在西伯利亞秋明油田調研的遭遇。他想要查明蘇聯為什么不能生產更多的石油，他的解釋是，錯誤僅僅部分在于石油工人。由于機器制造者無法生產出數量充足的高質量的設備和材料，即使工人們有正確的態度也寸步難行。另外，該地區的工人們沒有足夠的電力來運作設備。建筑工人不能及時反應，從而導致基礎設施不完備。出現這個問題是由于建筑工人的工具和設備質量低，干勁不足，而這是住房和生活條件低劣造成的。

　　最終，戈爾巴喬夫譴責蘇聯中央計劃者沒能預見和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但這些問題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如此之強，又使得只有動用“舉國體制”才能解決問題，從而陷入無盡循環。

　　因此，只有在行業危機之際，市場力量才能突破行政力量提供倒逼改革的動力。這也是當前低油價或將提供改革良機的原因。三大石油公司在連年虧損之下，將原本利潤微薄甚至無利可言的管網、油田、加油站等向非國資的第三方開放，則既能甩包袱，又可由高效的民企盤活資產。上世紀90年代初，民營加油站和油田崛起的盛況或可重現。

　　綜上所述，如果未來幾年不再出現類似2008年式的大宗商品超級牛市，則國有石油公司在市場力量的壓力和倒逼之下，也許可以激發出某種高層默許的改革舉措，在一定程度瓦解現有體制。但如果牛市重來，則石油公司反而覺得“不差錢”，更難以低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