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大會的棘手挑戰

　　第21屆聯合國[微博]氣候變化大會(COP21)將于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召開。195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簽約國及相關非政府組織、企業和科學家將出席。許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將赴巴黎與會，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會議。這是繼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努力十分關鍵的一次會議，各國有較高期待，同時會議挑戰棘手，重大分歧依存。

　　巴黎會議的核心是控制碳排放

　　巴黎會議的核心簡而言之是抑制或控制碳排放，即完成哥本哈根大會提出的目標，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后，達成一項抑制全球氣候變暖、具有約束力的多邊協定，確保地球升溫不超過工業革命前2攝氏度。

　　巴黎會議想做的，其實2009年底那次備受矚目和爭議的哥本哈根會議都已涉及。事實上《哥本哈根協議》維護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CBDR)，就發達國家實行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緩行動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長期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持、透明度等難點問題達成共識。這其中，中國和美國發揮了重要作用。只是哥本哈根會議沒有如歐洲國家所愿，強迫中國接受減排目標。

　　2015年6月30日，中國正式公布《中國國家自主貢獻預案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INDC)，明確了中國2030年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目標，確定203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新目標。中國減排目標力度大、科學務實。若以2010年不變價格計算，實現上述目標需投入41萬億元人民幣。

　　2015年3月，美國政府在自愿減排計劃中承諾，到2025年，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溫室氣體26%到28%。該計劃系奧巴馬2014年11月訪華時發表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的后續行動。歐盟減排目標是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40%，同時將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27%。

　　難題一：各國合作意愿難協調

　　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之所以曠日持久，難以達成一致，首當其沖的是如何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問題。這方面的分歧一直沒有解決。各國往往考慮自身利益多于全球共同利益，也就是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錯配和矛盾。這是客觀存在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根本性矛盾是由歷史和現實決定的。雖然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現在排放量大，但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是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累積起來的，約占80%。這就是歷史責任，不容推卸。

　　發展中國家目前面臨兩難境地，既要發展經濟，又要應對、減緩氣候變化。在現有技術條件下，如果減少碳排放，就意味著它們要承擔經濟放緩甚至停滯的巨大成本。這無論從現實和道義上都講不通。

　　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發展差距依然較大，經濟社會發展和消除貧困始終是發展中國家最緊迫的難題。2020年后，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國情、發展階段和實際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方面的差距不可能縮小。因此，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能動搖，只能加強。

　　如何才能堅持CBDR呢？這要看巴黎會議達成的協議能否具有法律效力，取決于各國的政治意愿。目前看，各方已釋放了不少利好巴黎大會的信號。首先表現在許多國家表明了政治決心，并且紛紛公布減排措施。中美和歐盟在減排和降低能源消耗強度方面都有明確的表示；其次是波恩6月談判中，196國代表達成共識，承諾在巴黎會議開幕前拿出先行方案；再就是近年清潔能源等技術進步和各國對全球變暖的擔憂使巴黎大會取得成果迫切性加強。

　　其次，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合作意愿和今后將采取的實際行動是巴黎會議成功的關鍵。政治意愿如前所述，已經初步形成勢頭。在具體行動方面，中美作為排放大國已經帶頭提出行動計劃，正如哥本哈根會議一樣，中美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始終起著領頭羊的作用。

　　根據2013年華沙會議和2014年利馬會議決議，各國應在2015年底巴黎大會前盡早通報2020年后的INDC。迄今為止，已有40多個國家向聯合國提交了2020年后國家氣候行動計劃，其中包括中國、美國、歐盟三個最大排放體，還有俄羅斯、加拿大、日本、巴西、韓國等。這方面的進展為巴黎會議就減排達成共識創造了條件。

　　各國合作意愿的困難還在于國家間缺乏互信和透明。各國按聯合國要求提出INDC，一方面可以表明國家層面減少排放的決心和具體行動，同時也是希望通過各國自主方案的透明來加強相互信任，推進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

　　自哥本哈根會議以來，中國的作用一直備受關注。這里有兩個因素，一是中國超過美國成為第一排放大國，二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聯系密切，中國與77國集團、“立場相近的發展中國家”關系緊密，同時與美國、歐盟、法國等發達國家有眾多對話與合作機制，可謂作用特殊。2011至2013年，中國每年提供1000萬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并宣布從2016年起翻一番，建立南南合作基金。

　　難題二：“配額交換制度”遭質疑

　　再則，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關于氣候變化談判的主要內容“配額交換制度”遭到質疑。主要原因是以印度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不可能接受任何阻礙經濟發展的減排目標，然而應對氣候變化又需要這些國家的參與。發展中國家的首要目標是減少貧困和經濟發展。配額交換制度在國際談判中之所以陷入尷尬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

　　當前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資助發展中國家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發達國家不能“口惠而實不至”，應履行在《哥本哈根協議》所作的承諾，即到2020年每年籌資1000億美元，支持發展中國家遏制排放和采用清潔能源，以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

　　盡管氣候談判困難重重，我們對巴黎會議期望值也不要過高，但畢竟哥本哈根過去5年了，時代在變，各國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在變，共識在擴大，巴黎氣候大會還是有可能取得一些成果的。

　　這主要因為，一是科學界對氣候變暖成因雖仍有爭議，但已普遍證實氣候變化的事實；二是綠色技術的發展降低了減排成本，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承受減排成本；三是國際社會政治意愿逐步凝聚，歐盟自然積極，美國和中國認識到在全球治理方面開展合作的重要性，發展中國家態度也有改變。

　　有了上述因素尚不足以支撐巴黎會議整個“大傘”。CBDR是UNFCCC核心原則，即發達國家率先減排，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支持。“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個核心問題處理得好壞將決定會議的成敗。歷次氣候大會上均為決議形式重申，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資金技術支持下，采取措施減緩或適應氣候變化。這個核心議題可從兩方面著手： 一是敦促各國以不同能力和國情做出相應的減排目標，要求發達國家設立更大的強制性減排目標，并無償提供綠色技術；二是在融資上為發達國家總體設立新目標，同時，肯定和鼓勵有能力的國家自愿出資，繼續向不發達國家提供幫助。

　　目前，發達國家公布的INDC離實現2020年減排目標還有差距。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規定第一承諾期2008-2012年內，主要工業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須在1990年基礎上平均減少5.2%；第二承諾期將于2020年到期。發達國家除了兌現《京都議定書》承諾外，還需在巴黎會上對2020年后減排力度高于此前水平做出承諾。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將根據各自國情，加大節能減排的力度，為實現長期溫控目標做出努力。

　　難題三：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與堅持CBDR密切相關的是如何解決能源問題，也就是化石燃料問題。化石燃料能源生產和利用的排放占溫室氣體排放2/3，而能源又是經濟增長基礎。既要確保世界經濟增長和能源安全，解決70多億人的衣食住行，又要顧及各國不同國情逐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責任與現狀”都要兼顧確實是巴黎COP21大會的難題。

　　使用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顯然是出路，但一國的能源結構涉及的因素太多，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目前有跡象表明，全球經濟增長和能源碳排放掛鉤的現狀開始轉變。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約3%，而能源的碳排放基本持平。同時，2014年可再生能源占新增發電產能一半。中國、美國、日本和德國繼續在投資可再生能源方面占領先地位，全球一年投資達2700億美元，成本持續下降。全球GDP能源強度2014年下降2.3%，速度快于過去十年平均數兩倍多。國際能源署(IEA)提出，將對可再生能源技術投資從2014年2700億美元增加到2030年4000億美元；到2030年逐步淘汰對終端用戶的化石燃料補貼；減少油氣生產過程中的甲烷排放。如能實現，能源消耗狀況將會有較大改善。

　　現在離巴黎會議時間已經不多，各國能否堅持不懈地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達成有實際意義，又有效力的協議，尚需進一步凝聚共識，從全球主義出發，積極務實推進談判，消除障礙，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