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我為什么不贊成重啟內陸核電

　　——我國核電發展必須穩中求進、確保安全

　　編者按：今年上半年，我國領導人關于核電發展的數次表態，讓中國核電 發展成為中外關注的熱點之一。核電的發展關乎國家發展和安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任何以犧牲安全為代價的核能發展都難以 持續，都不是真正的發展。如何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發展核能事 業，如何把握我國核電產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等問題，成為政府 、企業、學界思考、探索的重點。歡迎就此問題發表您的觀點。

　　一、核電安全事關“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貫徹落實

　　今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海牙國際核安全峰會上首次闡述中國核安全觀時，強調“要使核能事業發展的希望之火永不熄滅，就必須牢牢堅持安全第一原則”、“任何以犧牲安全為代價的核能發展都難以持續，都不是真正的發展”。4月，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內容除了政治、國土、軍事、經濟、社會、生態等10方面的安全之外，還特別提出了“核安全”。

　　核電作為核能利用的重要途徑之一，確保安全的重要性已然超過其他所有能源品種。人類歷史上三次重大核事故的嚴重后果表明，核電安全直接關系著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國土安全、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和生態文明。

　　1979年美國三里島事故導致20萬人在驚恐不安中大撤離，卡特總統視察事故現場時宣布“美國不會再建核電站”。其后30多年時間里，盡管美國幾度經濟低迷和能源緊張，但從未啟動新的核電站建設。這個僅為5級、堆芯僅是部分熔毀的核事故已經讓美國人深受傷害：三里島事故耗時11年才完成燃料碎屑的回收，而損毀的機房在去除放射性物質后被封鎖起來，至今還處于嚴密監控之中，拆除時間未定。

　　切爾諾貝利事故20周年時，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承認“這場事故是壓倒蘇聯的最后一棵稻草，民眾對政府產生了極度不信任感和幻滅感”。今日的烏克蘭仍然無法擺脫核事故的夢魘：一個方圓30公里、總面積約3000平方公里的無人區，當年的石棺已無法阻止核污水流入湖泊，烏克蘭不得不斥巨資集全世界之力，設計建造一個巨大拱頂來包裹石棺。而要讓這座災難遺址真正安全，工程人員預計至少需要100年時間。在此期間，如何防止放射性物質滲入地下水、危及基輔300萬居民的供水，始終是懸在烏克蘭政府頭上的利劍。

　　日本福島核事故已經過去三年，至今也無法止住核污水以每天400噸的速度激增(目前廠區和機房核污水量已高達52萬噸)，31萬難民無家可歸。面對諸多難題，東電公司不得不坦承“處理核事故的核心工作至少要到2045年才可能完成(還不算反應堆機房和核廢料的安全處置)”、“電站報廢至少需要40年時間，今后任重而道遠，將是一場終點遙遠的馬拉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核電安全事關重大，不僅關系著“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貫徹落實，更關系著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核電發展不僅要確保當代人的安全，還要保證子孫后代的安全！對核事故的風險和嚴重后果不能有任何低估和輕率。

　　二、發達國家的核電實踐于我國是寶貴的前車之鑒

　　我國核電建設起步比發達國家晚得多，目前以“運行堆年”為指標的實踐經驗尚不及美國的1/33、法國的1/15、日本的1/14、俄羅斯的1/11。在保障能源安全、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態環境等多重壓力下，對于“核電該在我國能源轉型中擔當何種角色”這一重大問題，我們完全有條件通過發達國家的多年實踐和最新認知，結合國情來權衡利弊、審慎抉擇，以免把人家已經得到教訓、證明是彎路的路再重走一遍。

　　發達國家核電大規模發展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水電資源已基本開發完畢，風能太陽能還十分昂貴，為解決能源問題，幾乎都選擇了發展核電。然而幾十年實踐下來，隨著三次重大核事故的發生，以及核廢料處理、核電站退役成為沉重負擔，發達國家對核電的“雙刃劍”效應認識得越來越深刻：核電雖然有能量密度高、無火電污染物排放等優點，但也有遠遠超乎人們想象的無窮后患；隨著可再生能源技術突飛猛進，核電并不是“安全、清潔又經濟”的能源。

　　目前除個別國家有少量在建機組外，發達國家呈現出明顯的“棄核”態勢，紛紛轉向技術難度更小、建設周期更短、環境代價更小、成本也并不比核電高的能源品種。

　　一直以來擁護核能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福島核事故后感言：“即便日本這樣的高科技國家，都無法避免核電風險。如果政治家有這個認知，就該負起責任。”并毅然決定“2022年前德國全面棄核”，開始以可再生能源為核心的能源大轉型。意大利、瑞士隨后也決定棄核。法國總統奧朗德明確表示，不希望法國繼續保持對核電的依賴，承諾在2025年前將法國核電比重從75%降到50%。瑞典最新民意調查顯示，50%以上民眾對核電持懷疑態度、希望淘汰這種有爭議的能源，瑞典正考慮效仿德國、瑞士和意大利，逐步取締核電。

　　發達國家所遭遇的種種難題是我國思考核電發展走向時不能忽視的寶貴前車之鑒：

　　1.現階段的科技水平還未能使核電“已經安全可控”。核電在現階段之于人類，“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經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認識”不等于“已分析、已認識”，“可駕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駕馭、已控制”。美國、蘇聯和日本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人們：直到目前，人類的核安全是建立在核電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礎上的！盡管技術進步把核事故發生概率一降再降，然而一旦天災人禍導致核電站出了“萬一”，最先進的核國家也沒有好辦法！連控制污染擴散都很難，更別提徹底消除核污染了。

　　日本作為核電強國和機器人最發達的國家，至今無法接近高放射性污染的機房，無法阻止地下水不斷流入，無法取出熔毀脫落的堆芯，除了不斷注水冷卻反應堆，別無他法。真正控制住污染、完成機組報廢，還有太多科技空白。日本已向全世界征求方案，但至今無解，未來何時能有，不得而知。

　　關于號稱“安全系數比第二代提高了百倍”的第三代核電技術，目前在全世界尚無運行實踐，所謂的“更安全”仍然是概率安全，而且只是理論計算結果。“實踐”才是判定核電安全與否的最重要標準，正如國際核電界早已形成的共識：“核電安全性完全依靠經驗，技術先進并不能代表更可靠和更安全，除非有若干堆年經驗證實”、“核電技術創新風險很大，必須從若干實驗試點開始，經過若干年實踐證明后才能推廣。”

　　2.核廢料處理已成為全世界無法擺脫的危險重負。如果說重大核事故只是小概率的極端恐慌事件，那么核廢料污染則是一直伴隨人類的難以卸掉的危險重負。目前全世界443座核反應堆已積累了36萬噸致命的高放射性核廢料(致命放射性污染可持續10萬年以上)，而且還在以每年1.2萬噸的速度增長。

　　目前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找到了絕對安全、永久處理高放射性核廢料的方法，核廢料泄漏事故更是時有發生。今年2月14日美國位于地下655米深處的軍用中低放核廢料儲藏室就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泄漏事故。因許多存放乏燃料的冷卻池已飽和，存在比福島核電站更大的火災隱患，美國核管理委員會2012年決定“新核電站無法獲得許可，現有的許可也不能更新，直到美國想出處理核廢料的辦法”。德國“棄核”后電價暴漲，然而大部分德國民眾仍鼎力支持，因為“不想留下核廢料給小孩，不想讓后代再面對核電廠的風險”。

　　由于核廢料處理壓力越來越大，國際社會公認“核電能否復蘇，先決條件之一是乏燃料安全處置”，歐美科學界頻頻發出警告：“核廢料處理已成世界性天價難題”、“核廢料為后代造成的隱患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并特別提醒當前積極建設核電站的國家“不要忽視核電站退役和核廢料處理等可能遺患無窮的重大問題”、“核電要發展，前提是想好核廢料處理，否則這個問題最終會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

　　3.核電站退役周期漫長且成本非常昂貴。廢棄的核電站若不進行“退役”處理，遇到海嘯、地震、恐怖襲擊等天災人禍，核威脅仍在。然而直到有核電廠需要退役時才發現，“安全退役”耗時又耗錢！從停止反應堆到徹底完成“退役”的時間長達10～80年。

　　荷蘭多德瓦德核電站1997年關停，要到2047年才能完成退役。原來人們估計一座核電站的退役資金只占最初投資的10%～15%，而法國布雷尼力核電站退役金從2001年占最初投資的26%升至2008年的59%，總金額超過原始預算的20倍，且還在上漲。俄羅斯僅為5兆瓦的奧布寧斯克核電站從2002年開始退役，目前仍在進行中，僅2008年卸載核燃料、2013年拆卸廠房和設備就耗資人民幣0.897億，相當于核電站投資成本至少要增加1.8萬元/千瓦。

　　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個國家的138座核反應堆已關閉，但目前只有17座核反應堆的退役工作徹底完成，而未來10年全世界還將有80個民用核反應堆面臨關閉。所以聯合國[微博]開發計劃署說：“數目不斷增長的到期核反應堆的退役問題，正成為令全世界擔憂的問題。”

　　4.內陸核電因為缺少冷卻水而運行困難、前景黯淡。歐美國家建設了很多內陸核電站，跨國科學家團隊耗時10年對這些內陸核電的運行情況進行跟蹤調查，于2012年6月發表了研究報告《核電、火電面臨氣候變化的風險研究》，指出“在氣候變暖趨勢下，缺少冷卻水正成為歐美在運核電站的嚴重約束。2003—2009年的夏季，歐美多個內陸核電廠出現了因為缺少冷卻水而被迫停運的狀況”，該報告同時預測“因為冷卻水的缺乏，2030—2060年核電和火力發電能力將在美國下降4%～16%、在歐洲下降6%～19%”，并特別強調“嚴重的水資源約束使內陸核電難以持續發展，建設新的核電廠時，選址放在海邊是應對氣候變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

　　三、亟須高度重視的、影響我國核電安全的“短板”

　　核電產業發展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一是產業鏈包含前端天然鈾資源的勘探儲備、中端核電機組建設和后端核廢料處理，三個環節需要同步發展；二是每個環節特別是對核電機組建設而言，選址再可靠，技術再先進，如果管理跟不上去，一個小小失誤都可能100%導致一場核事故。國際經驗表明，技術并非萬能，隨著核電設備軟硬件水平的提高，人為因素已成為最重要的潛在事故源。

　　習總書記在核安全峰會講道：“一個木桶的盛水量由最短的那塊板決定。”因此，我國核電產業應該以什么速度發展、應該發展到什么規模，不能取決于第幾代核電技術的先進性如何如何，而應取決于核電產業鏈各個環節以及核電設計、制造、調試、運行、管理維護、事故處理等各方面的能力能否協同發展。只有穩中求進，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核事故風險，才能讓“核能事業發展的希望之火永不熄滅”。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和“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我國核電產業尚有以下幾大“短板”亟須高度重視和解決：

　　1.核廢料處理已成為我國核電產業最薄弱的環節。因為在運機組數量較少且絕大部分投運時間不長，所以當前核廢料數量有限。但是在建的29臺機組2020年全部投入運行后，乏燃料處理壓力將馬上凸顯出來，大亞灣核電站到2018年就將面臨乏燃料無法外運的難題。根據中國核能協會的數據，現有48臺機組將使我國2020年乏燃料數量累計達到1萬噸，并以每年1200噸的速度繼續增加，而我國乏燃料運輸能力僅為每年需求量的16%。雖然我國計劃2030年建設一個年處理能力800噸的核廢料儲藏水池，但這遠遠不能滿足需要。

　　而且，將乏燃料從東部沿海地區長途運輸到西北，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必須確保運輸容器在任何“天災人禍”下都安然無恙。目前我國還沒有相應技術和設備來滿足這種高難度的運輸要求。如果購買國外技術，又要面對成本奇高的問題。所以，2020年已經離我們很近，現有48臺機組的乏燃料處理——誰來取、怎么取、運到哪兒、怎么處理已是無法回避、迫在眉睫的難題，如果核電規模繼續擴大到80臺機組甚至更多，又該是何種壓力呢？

　　此外，我們還需要為核廢料的天價處置費用做好資金準備：目前國際上乏燃料后處理成本為1000美元/公斤，按全壽命周期產生量折算后，一個百萬千瓦核電機組的投資要增加9000美元/千瓦。乏燃料后處理后仍需要尋找高放廢物永久處置庫，美國和日本的高放廢物處置計劃分別耗資575億美元和3萬億日元。而遺憾的是，由于全世界尚沒有一個永久處置庫建成，人們至今也不知道在目前天價投資基礎上還要再投入多少才能封頂，而美國尤卡山地下永久處置庫工程在2010年累計燒錢高達400億美元后正式終止。

　　2.我國核電安全監管能力建設嚴重滯后。核電天使與魔鬼身份的突變，關鍵因素之一是安全監管系統。美國、日本、法國、德國、瑞典、瑞士于2009年聯合進行的大規模核電廠事故調查顯示，人為因素失誤造成的核電廠事故占比平均超過60%，最高則達85%。法國原子能委員會和核安全局反復強調：“技術進步固然重要，但杜絕人為操作隱患更是核電安全的關鍵。”所以法國核安全局每年對大型核用戶的700～800次核查中，除了涉及核電站的設計、設備，更重要的是檢查評估核電運營商的組織管理、操作程序等反映核安全文化水準的指標。

　　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核電安全監管能力建設嚴重落后：監管人員數量不足且普遍缺乏實際經驗，安全監管經費投入也嚴重不足。根據環保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的數據：1990年我國每個核電機組監管人員33人，達到國際平均水平，但隨后逐年下降，2009年已降至3.8人，僅為國際水平的1/10。2009年我國單臺核電機組的監管經費是233萬元人民幣，而法國是983萬美元、日本678萬美元、美國788萬美元。我國核電安全監管能力亟待提高。

　　3.核電人才培養速度跟不上核電規模增長速度。核電站高級管理人員的短缺正嚴重制約著中國核電發展。基于安全考慮，核電人才培養一般周期很長。一個符合條件的核電站主控室操作員通常需要8～10年時間，除參加各種嚴格培訓外，正式上崗前需要3000個小時實踐操作。一臺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需要人才上千，如果1年建設10個機組則需要1萬人。目前國內有核電專業的院校僅30來所，每年畢業2000余人，遠不能滿足需求，而且專業嚴重不平衡，學核電廠設計的多，學設備制造、工程建設、運行管理的少。據了解，我國目前施工力量和人才數量僅夠支撐每年建設4～5個機組。人才培養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如果跟不上核電發展速度，沒有足夠合格的管理人才上崗，無異于給核電安全埋下了巨大隱患。

　　4.天然鈾資源嚴重依賴國際市場使我國受制于人。目前全世界可經濟開采的鈾資源(開采成本低于130美元/公斤)僅夠530座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運行60年，而我國鈾資源情況更不樂觀，已探明的經濟可開采儲量僅供40座核電機組使用60年。目前48臺核電機組已經使我國天然鈾資源年需求量的對外依存度超過85%，遠遠超過了當前石油進口依存度和50%這一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雖然利用海外鈾資源發展本國核電是目前國際通行做法，但在國際鈾資源儲量有限且市場一直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核電規模繼續擴大將使我國的資源能源安全嚴重受制于人。天然鈾是稀缺的戰略資源，我國有限的鈾資源應優先保證國防艦艇、海島防御所需的核動力，而沒必要像法國等國家那樣，為核電背上沉重的包袱。

　　四、我國不應冒內陸核電建設的巨大風險

　　目前除新疆、內蒙古、青海、西藏等7個邊遠省份外，我國所有內陸省份均已部署了核電站(總共26座，其中長江沿岸有22座)，福島核事故使這些項目審批在“十二五”期間擱淺，我國核電發展也從之前的追求規模與速度轉向安全與質量。但是，核電企業希冀重啟內陸核電的呼聲卻從未停止，甚至有意無意地通過輿論把這種希冀演繹成“國家既定戰略方針”。

　　盡管李克強總理和習近平主席分別在今年4月的國家能源委員會會議和6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上，講的都是“在東部沿海地區啟動新的核電項目建設”，并特別強調“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但卻被力主內陸核電大發展的人士曲解為“內陸核電項目建設迎來新的曙光、核能產業新一輪快速發展定調”，甚至7月14日媒體發布了“中廣核集團與貴州省發改委、能源局簽訂投資意向協議，擬投資380億元在貴州銅仁等地建兩座核電站，建設時間從2014年至2020年”的重磅新聞。內陸核電破土動工儼然已迫不及待！

　　從安全性、清潔性、經濟性任何一個角度來說，發展內陸核電都不是我國能源結構轉型的優選，而且與歐美相比，我國內陸省份發展核電有三大“先天缺陷”：

　　1.我國是世界上地震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的地質研究和歷史記載表明，我國是三大板塊交匯地，是世界上地震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20世紀以來共發生6級以上地震近800次，破壞面覆蓋到除浙江、貴州、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我們以占世界7%的國土承受了全球33%的大陸強震，是全球大陸強震最多的國家。福島核事故后，國內外核電專家都認同“日本的地質條件不適合建設核電站”，同理，在地震頻發的我國內陸，核電站也將面臨同樣的危險。很多業內專家現在主張“核電廠選址應該在1000年歷史上沒有4級以上地震的地方”，按此標準，則更沒有適宜建設內陸核電的場址。

　　2.我國是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我國人均淡水擁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圍和程度愈發加大，江西、湖南、廣西、云南等多地大旱，很多湖泊出現干裂。發展內陸核電必須“萬無一失”、“絕對可靠”地保證源源不斷的冷卻水供應(為火力發電站的數倍)。即便停止運行，核能熱量仍然在釋放，仍要不斷注入冷卻水。一旦斷水，就可能發生福島那樣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幾億人賴以生存的水源。在缺水地區，第三代核電技術并不比當前依靠電源驅動的第二代技術更安全。歐美國家水量充沛、風調雨順尚且出現內陸核電的水資源困境，我們不應重蹈覆轍。

　　3.我國內陸核電廠址的大氣彌散條件與美國差異很大。大氣彌散條件是核電環境影響評估的重要指標之一。美國要求內陸核電廠址年平均風速不能低于3米/秒，靜風頻率僅為1%～2%(即每年無風期僅一周左右)，大多數內陸核電廠半徑80公里范圍內人口較少，與我國人口稠密度相差甚遠。根據中國核能行業協會2013年5月發布的報告《內陸核電廠環境影響的評估》，我國目前選定的17個內陸核電廠址，有11個廠址的年平均風速低于2米/秒(其中包括湖南桃花江和江西彭澤核電站)，14個廠址的年靜風頻率高達10%～30%，相當于每年無風期長達37～100天。按美國標準，我國絕大部分內陸核電廠址均不符合大氣彌散要求。因此，拿美國密西西比河沿岸建有21座核電廠來佐證我國長江沿岸布局22座核電廠的合理性，是站不住腳的。

　　三次重大核事故殘酷地證明了墨菲定律——“只要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存在，不管這種可能性多么小，這個事故遲早會發生”、“災難的發生往往不是在意料之中而是在意料之外”。在我國內陸核電問題上，不能因為“第幾代技術發生事故概率已低至××”而心存任何“小概率事件”的僥幸。

　　核事故的嚴重后果非任何其他事故可比，所幸蘇聯地廣人稀、日本福島地處海邊，如果發生在我國內陸地區，災難性后果不堪設想！嚴重而持久的放射污染和心理恐慌，將是我們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生態保護所無法承受之重。

　　因此，在人類對核能還未達到“已控制、已馴服、已安全”的現階段，在發達國家已認識到內陸核電運行困難的今天，在可再生能源已能做到“物美價廉”的形勢下，我國不應冒內陸核電建設之巨大風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