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密集型外企撤出同時，以服務業為主的外企卻在積極進入中國 阿迪“東南飛”折射“中國制造”之變

　　短短四五天，“阿迪達斯關廠事件”已引發了多輪關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轉型話題的輿論風潮。

　　是何原因導致阿迪達斯不再選擇中國作為自己的制造基地？類似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的退出，一時留下的空白由誰填補？自主品牌民族企業的壯大，是否預示著中國已開始擺脫“世界工廠”的稱號？

　　不管阿迪達斯工廠撤出中國會激起多少重漣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部分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撤出的同時，另一批以服務業為主的外資企業卻在積極進入中國。而且，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的一些民族企業，已經加入到世界性的市場競爭中來。

　　再引嘩然

　　中國工資漲得快阿迪達斯“東南飛”

　　7月中旬，阿迪達斯中國總部證實：年內將關閉位于蘇州的在華唯一直屬工廠。采訪中，阿迪達斯方面回應，稱此舉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資源的策略考量。”這是在繼2009年耐克關閉在中國唯一一家鞋類生產工廠——— 太倉工廠后，另一體育用品巨頭的遷出。

　　盡管阿迪達斯公司方面沒有明示工廠關閉的原因，但在僅僅數天前，其在回應倫敦奧組委關于柬埔寨“血汗工廠”的指責時稱，阿迪達斯緬甸工廠工人月薪130美元(約828元)，而其蘇州工廠“人均月工資不低于3000元”。

　　7月24日，記者與阿迪達斯中國總部及部分濟南專營商取得聯系，對于其撤廠原因，阿迪方面未作正面回應，只是稱阿迪達斯產品在中國的銷售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然而數據顯示，2011年國內不少城市最低工資都增長了20%到30%，增長是未來趨勢。廣東省東莞市中小企業局副局長劉錦棠在剛剛舉辦的第20屆中國服裝服飾博覽會上對媒體說，單是在東莞市，人力成本就上漲30%。

　　對此，亞洲鞋業協會秘書長李鵬對媒體分析，如果阿迪達斯大規模減少生產線，對于代工和配套的影響很大。受到產品工藝流程完整性的影響，很多代工工廠是很難獨立生存的，在這種情況下，代工工廠如果還想依靠阿迪達斯等企業的訂單生存，就必須跟著轉戰東南亞。

　　記者了解到，在為阿迪達斯代工的300多家工廠中，臺灣裕元集團占到多數訂單份額，在大陸也設有很多工廠，專門為阿迪達斯等做代工，但這家企業近年來已開始大規模向東南亞轉移，留在中國內地的工廠，也開始從沿海地區向內地用工成本較低的地區轉移。

　　法國一家媒體的報道，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點：中國服裝加工業工人工資已漲到每月180歐元到300歐元，與白俄羅斯大致等同，而馬達加斯加僅為50歐元。越來越多的法國服裝品牌，如艾格、西里歐，都開始在馬達加斯加建立加工地。

　　延伸調查

　　勞動密集型企業外遷人口紅利時代終結？

　　采訪中記者發現，撤廠遷址的，并非只有耐克或阿迪達斯。今年年初，美國消費品巨頭佳頓、卡特彼勒等世界五百強企業，紛紛將部分產品從中國代工工廠撤回本土生產。最近，在華有分支的美國公司正考慮通過各種措施來抵消升高的勞動力和出口成本，有些公司在考慮將工廠搬出中國。福特汽車(微博)要把1.2萬個工作崗位從墨西哥和中國遷回美國；咖啡連鎖企業星巴克，也把它的陶瓷杯制造，從中國轉回美國……

　　服裝行業的撤離也非常明顯，據了解，伊藤洋華堂的功能性內衣生產95%在中國，2012年，企業計劃將部分產能轉移至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預計在華生產占比降至75%。愛世克斯(ASICS)和水野(MIZUNO)也要降低在華運動鞋等運動用品生產比例，擴大在越南、印尼生產規模。

　　除此之外，6月21日，韓國大宇國際公司宣布將位于山東的大宇水泥工廠以750億韓元(約合4.14億元)的價格，出售給中國建材集團。另外，華潤水泥收購了新加坡三德水泥在福建和云南的水泥企業；西部水泥則以5.04億元收購了意大利水泥集團在華業務……

　　眾多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撤廠，是否意味著中國正在告別人口紅利？

　　當地反應

　　勞動密集消耗太大走了不一定是壞事

　　24日，談及阿迪達斯工廠撤離事件，蘇州市負責招商引資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就目前蘇州經濟發展的層次來講，勞動密集、消耗較大的產業的遷出未必是壞事。“當地也可借機引進先進裝備制造業、服務業等產品附加值較高的產業。”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法國際管理學院院長劉寶成認同這一觀點。上月，他去蘇州調研時，當時蘇州相關方面透露，要花45億元把這些高污染、高勞動密集型、質量一般、消耗大于產出的企業請出去。“我國部分產業發達城市如蘇州已經具備自主選擇企業的優勢，可以有選擇地接納外資企業、甚至是有選擇地把不符合當地發展戰略的產業‘請’出去。”

　　新一輪全球制造業的爭奪和轉移已經展開，富士康總裁郭臺銘此前發表言論，中國要繼續以“世界工廠”立足，需將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智”造。提高生產力、品質和產品質量的穩定性，是企業轉向自動化、特別是高科技的主要推動力。隨著后工業時代的來臨，進行產業升級，進入更高端的制造業，已成必然。

　　那么，中國應該如何吸引“智”造企業進入？劉寶成建議，一是建立國內外專利信息庫，并及時進行更新，甚至可以對國外已經過期或將要過期的專利“撿回來”；二是與國際機構進行技術聯盟，共同分享和投入技術，避免文化沖突；三是對國內外技術進行改進和突破，把已有技術轉化為生產力。

　　對此，濟南市天橋藥山科技園的一位負責人也有同感。之前，該產業基地的名稱為“藥山工業園”。“改名就是明顯的信號，原來是工業園，現在是科技園。現在，藥山科技園也試圖調整產業結構，要解決園區企業質量問題，先要給科技園準確定位，目前藥山科技園入園企業的定位是高科技、高稅收、低能耗、低排放。”

　　畸形利潤

　　中國人力成本太低大錢都讓別人賺了

　　山東浙江商會一位經營一家外資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在“中國制造”的利益鏈條中，外商拿走了大部分利潤，中國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費而已。一雙售價800元的耐克鞋，材料成本不足百元，渠道成本不到300元，耐克公司要賺400元，中國的生產工廠每雙只賺不到20元。如此畸形的成本利潤結構下，中國只能在代工過程中解決富余勞動力，或者在隨后的原始設計制造中山寨出自己的品牌，但只要人力成本一上漲，外企立刻轉身就走。

　　他這樣概括在中國的外國投資商：他們拿出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潤。而對于OEM這種“貼牌生產”的方式，有專家估計，外國人拿走了92%的利潤。因此不少人將中國企業比作“國際民工”，所賺取的不過是微薄的加工利潤。

　　僅僅如此倒也罷了，更嚴峻的問題是，世界工廠的角色所帶來的工業污染，威脅著中國民眾的生活品質。對此，著名的環保問題專家梁從誡形象地比喻說，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成了世界的廚房，成了世界的泔水桶。我們把做好的美味端上世界餐桌，讓外國人享用，但是，做飯過程中產生的垃圾，卻留在了自己的廚房里，留在了自己的泔水桶里。

　　科技含量低、利潤低，是“中國制造”幾乎“與生俱來”的特點。不少行業內人士將“勞動力成本低”視為優勢，并以龐大的“產量”數值引以為豪。但，不掌握核心科技，只付出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制造”，其內在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可以通過以下數據來衡量。

　　在最新公布的《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制造業企業上海汽車集團排名第130位，營業收入672.54億美元，凈利潤只有31.28億美元，凈利潤率4.65%；聯想集團(微博)排名第370位，營業收入295.74億美元，凈利潤4.73億美元，凈利潤率只有區區1.6%。

　　同為汽車制造企業，擁有強大研發實力的德國大眾公司營業收入2215.5億美元，凈利潤214.25億美元，凈利潤率接近10%；三星(微博)電子營業收入1489.44億美元，凈利潤120.59億美元，凈利潤率8%；創造派代表蘋果公司則更夸張，營業收入1082.49億美元，凈利潤卻達到259.22億美元，凈利潤率達到驚人的24%！

　　以上數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中國制造”的最大特點就是勞動力成本便宜，由此成為全球知名品牌轉移落后生產力的世界工廠。耐克在中國開設生產工廠，就是因中國勞動力成本便宜，而其設計總部絕對不會設在中國。2001年中國工廠生產的耐克產品占其全球產量的40%，到2010年則下滑到了34%，越南的產量卻在2010年達到37%，原因就是越南的勞動力成本更低。

　　有出有進

　　以服務業為主的外企進駐“中國制造”走上高端路線

　　勞動密集型企業撤離后，一時間在就業需求、資金需求等層面產生的空白，有沒有后來者填補，會由誰來填補？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在部分外資企業生產線撤離中國的同時，另一批以服務業為主的外資企業卻在積極進入中國。例如聯邦快遞、UPS兩大國際快遞巨頭正在苦苦等待國內快遞牌照獲批。就此，中國快遞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達瓦透露，這兩家快遞巨頭想拿到的不僅是區域性牌照，還包括全國性牌照。

　　業內人士認為，幾大國際快遞巨頭這幾年一直有意收購國內大型民營快遞公司，一旦一家被收購，其網點與員工將為之所用，屆時國際快遞巨頭的國內網絡可以立即鋪開，并與國際網絡相連。

　　與快遞服務業積極進入中國類似，金融服務業也在積極“本土化”。財政部上周五發布《財政部關于同意設立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批復》，意味著其成為“四大”中首個進入轉制期的會計師事務所。這要求他們的員工也要“本土化”，安永華明審計服務大中華區首席營運官張耀樑向媒體透露，截至2011年末，安永華明審計部的中國內地員工占96%以上。這不僅是因為政策的要求，更多的是市場使然。

　　此外，對技術要求較高的電子信息制造業，則選擇把廠房遷到中國中西部，而不是東南亞國家。成都、重慶在2010年，就迎來戴爾(微博)、德州儀器、惠普(微博)等國際IT巨頭的入駐，為這些企業以及為蘋果代工的富士康、仁寶、緯創、廣達也接踵而至。值得注意的是，GE、甲骨文(微博)、賽門鐵克等跨國科技企業還把研發中心設在成都。

　　觀點碰撞

　　“中國制造”逐漸褪色“中國智造”能否崛起

　　談及阿迪達斯從中國撤廠，社會經濟學家高洋表示，縱觀整個中國市場，外資企業已經不再像十幾年前一樣蓬勃發展。經濟危機，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還有某些國際形勢，導致外資企業萎靡不振，中國的流水線工人開始大量失業，外來務工者開始重新選擇將戶口遷回農村，中國經濟將準備翻開新的一頁。

　　他分析，從當年的國企大批改制，到現在的外企逐漸退出，中國工人的就業將面臨新的挑戰。仔細思考一下，其實外企退出，是有道理可循的，并不是毫無征兆的。

　　首先中國引進外資，只是給外企提供了最低廉的勞動力市場。當年外企之所以在中國蓬勃發展，是因為中國當年還沒有現在科學發達，大批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使外企獲得了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其次，隨著中國的逐步開放。很多打工者都開始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逐步向世界看齊，這樣不合理的工資水平就會引起外企工人的不滿，外企罷工的大規模擴大，加上經濟危機的作祟，外企開始考慮退出中國，選擇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東南亞國家。這樣，外企的工人開始大量失業，相信在一段時間后，外企不再是打工者謀生的首選，也許回老家謀職是更實際的選擇。

　　高洋稱，看了2012年中國500強企業排名，感覺中國國企還是比較穩定的，加上民營企業的突飛猛進，中國現在應該是時候獨立開發自己的產業了。希望中國以后不再依靠外企解決老百姓就業，而是通過自己的企業讓更多的打工者得到機會。也希望有識之士能帶領更多的人自己創辦企業，開創一個嶄新的就業市場。

　　但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必須進行產業升級，但同時也要保留低端產業鏈。對于高端服務業外資企業和傳統制造業外資企業在華一進一出的現象，西南財經大學副教授劉璐表示，跨國公司的產業轉移一般遵循先制造業后服務業，然后是研發中心的遞進過程。

　　劉璐分析，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一把雙刃劍，“事實上，勞動力成本上升，一方面導致外資制造業撤離中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中國人的收入在不斷增加，這對外資服務業來說，也意味著中國將有更大的市場。”

　　不過，對于中國內地能否從這次外資制造企業撤離潮中實現從勞動密集型的“世界工廠”向更高端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劉璐仍持有保留意見。

　　他指出，“中國人口基數太大了，很難像過去的日本、韓國與中國臺灣一樣輕裝上陣，將外資留下的低端勞動力轉向高端。”雖然目前中國既要考慮產業升級，也需要保留大量低端產業鏈的勞動力。而對于這部分勞動力的吸納，他認為主要靠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將影響中國的就業好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