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周凱

　　上海交通大學(微博)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周祖城教授有一門面向MBA學生的課程——“管理倫理”，這在國內商學院里并不多見，他在最近上課時講了一個案例，引起MBA學生的熱烈討論。

　　這個案例就來自于學生，有一個企業的A女士經過自身的努力，晉升到高級經理的職位上，后來新總裁走馬上任，要對公司的戰略做調整，A女士的部門在裁并的范圍內，A女士要被裁掉，但是合同期沒滿，公司把她裁掉要賠償一筆不菲的費用，于是新總裁就讓A女士做初級經理，讓A女士的下屬當高級經理，讓A女士向她匯報，A女士受不了這口氣提出要離開，于是公司就省掉了一筆賠償費，而被提拔上去的人后來也被裁掉了。

　　“大家覺得這個企業好像對員工不夠負責任，有同學困惑了，現在這樣的情況蠻多見的，他們又講了好多類似的做法，有的甚至比這個還要惡劣。”周祖城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履行社會責任和規劃企業發展兩難選擇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好的辦法、好的措施可以給大家一個示范，“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企業社會責任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詞語，也越來越成為人們衡量企業優劣的重要標桿。當前，國內也正在興起新一輪的企業社會責任浪潮，越來越多的企業、社會團體相繼投入到履行社會責任活動中，政府機構也開始積極參與社會責任推進方面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和實踐引導工作。而我國社會處于又一個新的轉型期，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社會公眾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和期望越來越高。

　　周祖城專門做了一項關于中國上市公司500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研究，結果顯示，截至2011年12月1日，在中國上市公司500強中，有274家在2011年發布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其中，125家是強制發布的，149家是自愿發布的；有221家發布了獨立報告，53家整合在財務年報中發布。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報告中提到利益相關者主要有八大類，基本上都會提到員工、環境、股東、客戶、社區，而且員工提的最多，“幾乎所有的報告都會提到企業對員工是怎么怎么負責任的”，周祖城說，相對來說，供應商、政府、競爭者提到的比較少。

　　周祖城認為，從這個結果來看，企業界對社會責任的理解比過去全面得多，“一開始我們把社會責任理解成做慈善，現在大家已經意識到企業社會責任不等同于做慈善，更多是對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對員工、環境、股東、客戶都要負責，這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

　　從自愿發布的報告來看，西北地區發布報告的比例最高(50.0%)，東北地區最低(18.5%)，其他地區介于26.6%與36.2%之間。從企業類型來看，中外合資企業的發布報告比例最高(40.0%)，國有企業其次(38.8%)，民營企業最低(24.8%)。不難看出，中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仍然參差不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不過周祖城解釋，之所以國有企業發布報告的比例遠高于民營企業有一個原因，因為國資委對中央企業發布過一個規定，要求中央企業發布社會責任報告，“一般來說，中央企業是會去發布的，而對民營企業沒有這樣一個機構給他做明確的要求，這會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周祖城認為，實際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跟外資企業相比，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面對的利益相關者都是一樣的，所以他們都需要尊重利益相關者，“當然，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有獨特的責任，另外，國家對他的要求和投資者對他的要求不一樣，所以他承擔的責任會有所不同。而民企跟外企沒有特別大的差異。”

　　不過，身為民營企業的代表，伽藍集團公關總監陳涓玲認為，民營企業做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非常大的挑戰和困難，這是一個平衡的關系，她舉例說，伽藍集團有一個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的項目，合作伙伴是聯合國(微博)開發計劃署，但是聯合國任何組織在中國不能落地，必須通過中國政府某個機構才能落地，“在這之間存在著彼此的妥協，在妥協之前需要一種信任”。

　　在周祖城的研究中，中國上市公司500強企業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采用標準的比例還不足50%，“46%的企業發布報告中會說采用了什么什么標準”，周祖城介紹，現在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標準有很多，有國際上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中國社科院也有一個指南，上交所、深交所都有一些指南，“有相當一部分還沒有明確指明，大部分篇幅比較小，1頁到15頁的比較多，16頁到50頁相對少一些，50頁以上更少。”周祖城認為，一方面可能特別適合中國企業發布社會責任報告的標準還比較缺乏，另一方面企業對這些標準關注不夠。

　　有意思的是，研究還專門看了這些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的領導致詞，“這274份報告當中有82份報告有領導致詞，說明領導關心，我們也分析了領導致詞，這里面可以看出來大部分領導對企業社會責任理解還是比較全面的。”周祖城說。

　　周祖城還注意到另外一個現象，有13家企業2009年以前發布過報告，但是2010年不發布了，“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我們原來一直認為這個報告是持續地在增長，2007年、2008年增長很快，2009年也在增長，但是現在看來有放緩的趨勢，這可能反映出一種情況，大家對發布社會責任報告的認識還是有待提高的。”

　　周祖城認為，發布社會責任報告對企業來說對提升企業形象還是很有意義的。“我們曾經做過一項研究，發布社會責任報告對企業聲譽改善有什么樣的影響，發現有很好的影響，這是通過研究可以證明的。”他覺得，從社會角度考慮，發布社會責任報告有助于社會責任觀念的傳播和強化，“我們覺得企業發布社會責任報告這樣一件事情應該受到更多的重視，社會各界也應該來關注企業發布社會責任報告。”

　　周祖城說，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開展基本上是從2002年開始，從2004年開始各種論壇、各種評獎陸續出現，2006年開始企業發布社會責任報告逐漸增加，“10年過去了，應該說在中國大地上，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初步確立起來，企業社會責任成為大家談論的熱門話題。”但是他強調，推進企業社會責任依然任重道遠，“從各種各樣的企業丑聞可以看出，10年時間要樹立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并且落實到實踐還是比較困難的。履行社會責任和企業發展能不能統一起來，如何真正推行企業社會責任等這些問題還是不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