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湖源 萬濤 伍永達

　　“過勞死”這個詞，能讓人產生直接聯想的也許只是血汗工廠里沒日沒夜加班的工人，或者最多也就是IT企業的瘋狂癡迷的“技術民工”，與會計師事務所幾乎沾不上邊。

　　不過，近一個月前，這兩者之間卻產生了讓人悲涼的聯系，“普華永道25歲女碩士過勞死”的微博網上被瘋轉。

　　會計師事務所員工“過勞死”？

　　會計所員工，一個看起來如此體面而且高尚的職業，他們意氣風發，專業而又嚴謹，她們青春活力，深沐外資之靈氣，他們薪水高誘，而又學資深厚，更兼雇主深通法律精神，而又“以人為本”，如何能發生如此事情？

　　也許，這里有一個并非人人共知的故事，也許大家只看到了行業的冰山一角。

　　1.普華“多事”

　　普華永道方面只是證實有審計部門入職半年的新員工近日不幸病逝，不過他們否認“過勞死”的說法。公司表示，該名員工于3月31日因發燒開始請病假，隨后在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接受治療。由于病情加重陷入昏迷，于4月6日轉入華山醫院。這些治療的努力未能控制病情，于4月10日晚不幸去世，死因是“病毒性腦炎”。目前，公司已經安排工作小組，幫助該名員工的家人料理后事，也為與其共事的同事提供心理輔導。

　　盡管，尚無權威說法證實此事為“過勞死”，但這一員工高強度工作對病情迅速發展，以及身體產生不利影響的相關性，普華卻難以否認。

　　此外，有消息稱年初，香港一間四大所也出現疑似“過勞死”事件。四大(普華永道、畢馬威、安永和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簡稱)一直在倡導“work-life balance”(勞逸結合)，結果為何如此突兀？

　　“過勞死”疑問只是矛盾激化的一個極點，近幾年四大麻煩不斷，勞資矛盾糾紛明顯上升，而輕生案例更是令人唏噓。

　　3月底，有人在大連森茂大廈頂層跳樓自殺，據內部人士稱此人是在該棟大廈辦公的普華永道大連分所的員工，但這說法目前限于內部員工流傳，未獲得官方證實。被媒體證實的是，2006年一名該所胡姓的員工同樣選擇跳樓方式結束生命，原因不得而知，但結果令人悲嘆。

　　在2004年前后，普華永道亦曾出現過較大的勞資糾紛。在合并了因安然事件而倒下的安達信的中國區部門之后，管理問題導致了勞資關系對立。工作量與收入的不匹配以及高層人員與普通員工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了近乎“罷工”的情況，最終以資方給予一定加班費用并提前發放花紅而暫告解決。

　　2.“四大”薪資不再誘人

　　金融危機前，四大在中國業務發展迅速，占據國內審計行業業務半壁江山。四大國有銀行大單及眾多海外、H股上市國有大鱷審計單子幾乎悉數落入囊中。

　　以中國移動為例，從2005年到2010年，該公司給予畢馬威的審計費分別為5900萬港元(按年末匯率計6137.77萬元)、8000萬港元(按年末匯率計8021.44萬元)、7800萬元、7600萬元、8000萬和8300萬元。同樣由畢馬威審計的中國電信數據則顯示，從2005年到2010年審計費用分別為4576萬元、6100萬元、5800萬元、8000萬元、6750萬元和6700萬元。

　　個中收費不菲，員工勞動報酬一度令新畢業生眼熱，投身者若鶩。

　　一位已經離職的前四大員工表示，隨著晉級連續數年都能拿到30%或以上的薪酬加幅，頗令人滿意。記者在網上獲得的一份前幾年的資料顯示，四大第一到五年工作經驗員工的正常月薪大概為5500元、7000元、11000元、15000元和20000元，多名受訪四大員工證實該資料基本屬實。

　　然而一切在金融危機中戛然而止。

　　金融危機對四大審計收入產生了巨大影響，員工的收入相應調整。一位畢馬威員工向記者透露，從2005年至2008年，新入職應屆本科畢業生起薪分別是從5000元升至5500元，此后便沒有了增長，2010年更降為5200元。

　　不過，四大員工收入并不全部來自于起薪。由于加班是家常便飯，因此加班費就成為了收入相當大一部分。

　　根據多名四大員工的描述，如果有審計項目，根據加班時間不等，加班費甚至成為主要收入來源，高者可占到收入三分之二，即使不濟也至少占到三分之一。因為底薪并不太高，越是基層員工越是依賴加班費的收入。

　　2008年8月，德勤率先公布了取消加班費的政策。其后，安永、普華永道和畢馬威也陸續加入。有四大員工在晚上接受采訪時戲稱：“現在(晚上10點)下班還沒有加班費，一會你買單吧。”

　　此后，凍薪、無薪假期乃至裁員等的政策相繼而至。

　　也許“節流”政策對于度過金融危機很必要，但是“被自愿”選擇無疑讓員工覺得十分寒心。

　　金融危機時及之后，四大為節流做出了許多發明創造。

　　畢馬威的PPL(part pay leave，即公司只給員工交五險一金，除此之外員工無到手收入)以及“彈性工作制”(即沒有項目做的員工可以“選擇”放無薪價，不特定假期長度與時間段)，安永的Leave of Absence Program(LAP)的計劃等，各種名目的減省工時的方案，不僅降低了員工收入，更嚴重打擊員工士氣。而金融危機期間，國內經濟刺激計劃既快又狠，所以國內非出口制造行業企業鮮有裁員和減薪措施。

　　2010年后，盡管加班費均得到了恢復，但實際能否拿到以及量的多少仍取決于項目，難以穩定預期。一位從事金融業審計超過一年的畢馬威員工表示，其每個月的收入基本上就是稅前6600多元的基本薪金，而加班的工時只能“自愿”折算成假期補休。

　　“很羨慕一位入職不久就離開的同事，她的下一份工作是一國企的財務崗位，月收入也能到四五千，更重要的是——準時下班。”他說。

　　據悉，今年應屆本科畢業生入職四大的起薪約為6000元，已經回到甚至超過了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但考慮到CPI的上漲幅度，更不消說房價上漲幅度，實際工資水平不增反減。而普遍也預期薪金隨年資增長幅度也難以回復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如果考慮國內其他行業收入情況，不管國企及民企收入都攀升極快，很多薪酬已經接近四大水平。特別是金融行業，薪酬普遍超越四大。這對四大員工構成了“致命誘惑”。

　　一位即將入職四大的香港理工大學金融學畢業生不無抱怨地指出，若非沒有其他更好的機會，也不愿到四大工作，實習期間早已有所體驗個中艱辛。

　　“12000港元的月薪在香港并不多，只是在四大工作相對更易取得HKICPA資格。如果像內地一樣對于考取CPA資格限制較少，在四大工作并不劃算。”他抱怨說。

　　而有此想法者，不在少數，因此，混一個四大資歷遠走高飛，幾乎成為多數新畢業生的選擇。其結果就是，四大員工忠誠度甚小，流失率之高為其他業內所罕見。

　　根據多位曾工作在四大的員工估計，幾乎每三四年就會換上一撥人。不過這一數字，并未獲得四大官方的證實。

　　而四大的管理層并非不知。因為流失率太高，四大今年招人時，頗在意新招聘員工忠誠度。前述畢業生指出在數輪面試中，反復被問及打算在此事務所工作的年限，而合伙人亦在面試時向她表示，人員頻頻流失其實是因為工作過于辛苦，故而很在意她服務意愿年限。

　　但意愿是一方面，要在四大長久工作必須要有資本才行。網上內部員工戲言，在四大脫穎而出的都是身體最好的。

　　“進四大，必須要有好身體。”這不知是共識還是戲謔。

　　“其實大家只是各取所需。公司需要人力來應對忙季大量業務，而員工需要時間積累工作經驗并考取CPA資格。”一位準備辭職的四大員工如此看待四大的工作。

　　多年前，對于國內各大財經院校應屆畢業生來說，進“四大”可謂是心中的夢想。問及投報四大的原因，大凡得到的回應多為“鍍金”或“經歷”。

　　然而，隨時間的推移，“四大”曾經的光環也漸漸淡去。即便如此，每年依舊有成千上萬應屆畢業大學生爭著搶進“四大”，據了解，僅2010年，普華永道中天北京分所就招進了近500名應屆畢業生。

　　3.“四大”何以為大？

　　“四大”之稱，在于其頭頂外資光環，兼一時“獨立客觀”名聲極大；更在于四大審計業務在國內四家獨大，幾乎壟斷，地位無與倫比。

　　一名資深的業內人士感嘆道，“四大”為何尤其獨大地位，其實是國內會計師事務所“拱手相讓“的結果。

　　1998年，以脫鉤改制為契機，以北會和京都兩家會計師事務合并成立北京京都會計師事務所為標志，揭開了國內注冊會計師行業合并、重組的序幕。1999年以后，中國注冊會計師事務所為了提高競爭力，改變規模小、實力分散的狀態，掀起了第二次并購浪潮。

　　通過一系列的并購，國內出現了幾家比較大的跨地區跨行業的會計師事務所，然而，在銀廣夏、藍田股份和鄭百文等一連串上市公司審計舞弊案不斷爆出后，以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為首的一批國內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轟然倒下。

　　2002年2月，財政部、證監會聯合發文批復，吊銷中天勤、華倫、中聯信、深圳同人、深圳華鵬五家會計師事務所及有關注冊會計師證券許可證。

　　一時間，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風聲鶴唳。

　　據業內人士稱，2000年左右，中天勤深圳曾排名第一，全國位列五強。

　　中天勤等倒下后，大批的業務客戶成為各事務所的必爭之地。在這些上市公司聘任的新會計師事務所中，包括出事前的安達信在內的“五大”面孔開始頻繁地出現。

　　此后，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經歷過一段相當混亂的發展時期。一向很少題詞的原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亦為國家會計學院題詞“不做假賬”，在業內也是引起軒然大波。

　　“國內的注冊會計師審計起步比較晚，行業制度等各方面不規范，業內的一些從業人員魚目混珠。”國內一位高校的會計學教授表示，“當時連續幾起上市公司舞弊案，帶來的影響確實惡劣，也導致國內的審計行業道德遭到外界的質疑，本土所出現了嚴重的信用危機”。

　　由此而引發的，則是一連串的惡性循環，大量政策也開始向外資所傾斜。

　　2001年12月，證監會發布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5、16號》文件中規定，公司在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上市或再籌資時，財務報告除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法定審計，應聘請獲證監會和財政部特別許可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按國際通行的審計準則，對其按國際通行的會計和信息披露準則編制的補充財務報告進行“補充審計”。

　　此外，一些銀行也相繼規定，貸款的公司必須到指定的外資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信用審計。并且，國內大的央企和國企海外上市也紛紛攜手“四大”(即彼時的“五大”)。

　　“由于當時我們要和國際的會計制度接軌，國企到境外上市也要符合國際準則，而境外的機構只認可‘五大’的審計結果。所以，所有的大型國企都要用‘五大’來進行審計。”該人士表示。

　　亦有業內人士指出，這些外資會計師事務所自身也“都有虱子”，不然也不會從“五大”變成了如今的“四大”。

　　從安達信到畢馬威國際，從普華永道到德勤、安永，“五大”在2002年的誠信危機中紛紛落馬，名噪一時的安達信更是因為“安然一案”從此銷聲匿跡，安達信中國業務亦被普華永道收購。此外，普華永道被美國SEC罰了款，畢馬威國際也因“施樂案”吃了罰單。

　　無獨有偶，在美國“五大”深陷會計丑聞的時候，本土的會計師事務所又一次遭遇了誠信危機的挑戰，這種危機遠遠超過了當時的“五大”。

　　記者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數據計算的結果顯示，2002年-2007年間，“四大”在全國百強會計師事務所總收入中占比逐年增長，從2002年得38.22%一直攀升到2007年得55.45%，2008年金融危機后雖有回落，但一直維持在將近一半的水平上。

　　“近些年，內地會計師事務所雖處在高速發展時期，但與‘四大’相比，在審計流程的設計、服務網絡的覆蓋、品牌影響力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前述會計學教授指出，雖然“四大”收取的審計費用較高，但很多公司仍將其作為外部審計師的首選。

　　不過，“ 四大”收費之高是有“底氣”的。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主要原因還是憑借‘四大’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和壟斷的地位，而國內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發展歷史總體上還比較短，尚難以與‘四大’相抗衡。”

　　由于專業技術的先進和市場的壟斷，四大在審計行業基本上處于“各占一山”的局面，因此可以“坐地起價”。記者查閱了注會協會2002-2009年度的會計師事務所前百家排行榜，排名前四鐵打不動的是“四大”，而其他數百家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則分享剩下的“半塊蛋糕”。

　　以2009年度國內百強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情況為例，前百家事務所共實現收入206.1億元，其中，僅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就實現收入91.3億元，占比達到44.3%。

　　我國四大國有銀行的上市審計之時，“四大”很默契地各分得一杯羹，其中安永審計工行，普華永道審計中行，畢馬威審計建行，德勤審計農行。

　　公開資料顯示，僅四大國有銀行的上市審計，四大就分別賺取了工行2.1億元、中行1.36億元、建行1.51億元和農行1.51億元。

　　事實上，每年四大行的年報審計，“四大”更是賺得盆滿缽滿。建行、工行、中行的2010年年報顯示，2010年，普華永道從中行收取審計費2.13億元，安永從工行收取審計費1.78億元，畢馬威從建行收取審計費1.4億元，德勤從農行收取審計費1.3億元。

　　4.“四大”往事

　　然而，獨撐半邊天的四大是否真的在審計質量上較本土所略勝一籌呢？如果這個問題放在十年前，答案不言自明。但是今天來回答這個問題卻未必能一言概之。

　　四大雖然聲望極大，但卻并非沒有丑聞，甚至一度麻煩不斷。只是當時國內幾乎所有中介機構包括會計所底線全失，表現的更為糟糕。

　　2001年當時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因參與安然財務舞弊而導致破產，并沒有給剩下的四大敲起警鐘。

　　2005年，科龍案件浮出水面后，中國證監會直指德勤“審計程序不充分、不適當，未發現科龍現金流量表重大差錯等。”

　　德勤在2001至2003年擔任科龍審計師，這三年德勤向科龍電器收取的年度審計費分別為350萬港幣、420萬港幣和550萬港幣，平均每年以100萬港幣的速度遞增。增長速度和科龍本身的規模變化并不同步；但身為審計師的德勤，并沒有對這一異常現象提供任何解釋。

　　通常而言，上市公司非常規改聘會計師事務所，或者審計費發生重大波動，都可能是上市公司財務問題的預警信號。

　　2005年，普華永道被外高橋告上法庭，后者稱普華永道在對其2003年及2004年度財務報表進行審計過程中，并未嚴格執行《獨立審計準則》，造成公司超過2億多元人民幣資金被非法挪用。

　　2007年，普華永道在日本的分支機構中央青山普華永道因為日本化妝品巨頭嘉娜寶做假賬，而被日本金融廳處以停止大客戶審計資格兩個月的嚴厲處罰。此后該機構更名為Misuzu審計公司。

　　2008年，美國第二大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的破產案也揭露出了畢馬威在審計過程中，允許新世紀篡改會計數據，使其賬面數據“扭虧為盈”。

　　2009年，香港安永因在雅佳控股審計中竄改審計底稿和審計失職，遭雅佳控股清盤人索賠巨款，市場傳聞雙方最后以安永賠償2.5億美元達成和解。

　　2010年初，香港安永又因牽涉泰興光學虛報關聯方利潤一事，損害債權人利益，被清算組要求賠償2.5億至3億港元。

　　而在雷曼破產案中，安永也被美國證監會指對雷曼將500億美元資產以“回購105”手段不正常劃至表外，以隱藏負債和降低杠桿的事件沒有盡職。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會計與資本運營研究中心主任盧銳副教授不久前則對本報記者表示，四大最大的優勢還

　　是品牌和聲譽，因為審計強調的是第三方鑒證，公正獨立的立場和會所的聲譽很重要。

　　至于審計質量，盧銳表示“學術界的研究認為四大并不見得審計質量比本土所高，很多時候環境會影響審計質量，比如說四大在美國會嚴格執行審計程序，但在中國則會做一些程序簡化。”

　　本土所信永中和的一位高級審計師也對記者表示，在審計程序和方法上，四大與本土所并沒有什么區別。

　　而且有時候企業選擇四大審計也是沖著聲譽去的，會計師事務所甚至成了企業舞弊的擋箭牌。

　　在2001年底，格林柯爾被揭發涉嫌銀廣夏式欺詐時，顧雛軍的唯一抗辯理由就是“公司業績經安達信審計”。雖然彼時安達信已是搖搖欲墜、即將倒閉。

　　不過，青葉浩勤會計師事務所總監何志威也表示，內地本土會計師事務所也有許多審計丑聞，只不過四大發生的丑聞被放大得更多。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教授吳毓武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大所與小所的區別主要在于兩方面，一為其審計師有沒有能力發現問題，二為會計所有沒有獨立性。”

　　“從這兩方面綜合來看，四大所雖然也出現過種種事故，但總體仍比其他所更具專業性和獨立性。”吳毓武認為，首先四大所很大，客戶很多，有能力跟質量不好的客戶“say no”，這能使其保持更好的獨立性；另外，由于四大本身規模很大，無形資產很多，所以會更注重由于客戶出問題而引致的自身風險，安達信的破產就是最好的警示案例了。

　　不過，以上種種丑聞也并非全是會計師事務所之過。

　　“公眾審計的根本原則是會計師事務所根據審計準則判斷被審計對象的會計報表是否符合會計準則，”吳毓武表示，“這里面涉及兩個準則，而這兩個準則在全世界都一樣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像審計署審計一樣什么都能查。”吳認為，如果公司刻意作假，很多時候會計師事務所并不能察覺。

　　而公眾審計最大的悖論是，很多時候是上市公司高管花錢聘請會計師事務所來審自己。這在根源上就妨礙了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

　　5.“四大”變局

　　不過，隨著本土所的崛起，以及一些機構有意打破四大之間默契，與其他行業一樣，國內審計行業也打起了“價格戰”。

　　一位“四大”工作的人士透露，“四大”收費高，但為了爭奪市場份額，也不惜通過“降價”來吸引客戶。

　　從2007年起，四大當中就有一家開始通過低價競爭來挖客戶，客戶增多了，又去其他家高薪挖審計人員，結果導致行業內的惡性競爭，審計費用不斷被壓低，優質團隊也被不斷挖走，造成了審計質量的下降。而該所在經歷了短暫的市場份額激增后，又開始大規模降低成本。

　　而作為人力極為密集的服務行業，降低成本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降低員工的支出，因此降薪、取消加班費以及無薪休假等就成為多數所的共同選擇。

　　除了競爭導致審計費降低之外，金融危機也造成了一些企業無法拿出原來那樣高額的審計費。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有些企業在2009年的審計費用甚至打了五折。

　　此外，作為國有銀行大股東，匯金公司有意打破“四大”四分天下的壟斷和長時間審計可能產生的“審計無效”。2009年底，匯金提出對已經上市的三大行實行外部審計師“輪崗制”，2010年初提出由建行開始試行。

　　2010年12月，財政部發布《金融企業選聘會計師事務所招標管理辦法(試行)》，其中規定所有國有及控股金融企業，必須定期通過招標等方式輪換會計師事務所，而這一期限，被定為三年，并且連續聘用同一會計師事務所年限不得超過五年。

　　建行“換所”之前，畢馬威已連續擔任其審計師達7年，其間經歷了建行從壞賬剝離、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革、IPO至內部戰略轉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業內人士稱，近年來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激增，審計一家大型中資商業銀行需要的人力、勞動時間等成本也在不斷攀升。而畢馬威作為第一家服務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審計的國際事務所，從建行處收取的審計費用卻相對其他兩大上市銀行較低。

　　作為試點，建行更換了為其服務七年的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自2011年開始與普華永道合作，打破了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均分”四大國有銀行的格局。財政部發布的《管理辦法》，則意味著包括各類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擔保公司等在內的所有國有金融企業，都將面臨審計師的“大輪崗“，包括普華永道審計同樣長達七年的中行等。

　　6.本土所擠壓

　　另外，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中國會計市場高端業務的格局正在逐步發生變化。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郭晉龍稱，財政部在戰略上著力支持本土事務所做大做強，且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中國政府也開始注重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的保護。

　　而本土事務所要壯大并走出去，首要條件便是內地會計準則要與國際趨同，如此才有對接的平臺基礎。

　　何志威也表示，財政部和中注協這么多年來一年在向外學習，準則上不斷的與國際趨同，國內審計行業總體來說進步很大。

　　2010年4月19日，財政部公布了《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持續趨同路線圖》。

　　目前，國際上已經有一些地區開始接受內地會計準則。

　　歐盟在2008年12月宣布，會把中國內地會計準則視為等同于歐盟采納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而香港交易所在2010年12月10日宣布決定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內地注冊成立公司(H股)采用內地的會計及審計準則以及聘用內地會計師事務所時，給出的理由便是“因為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明確指出，內地會計準則已與公認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本趨同。

　　在此之前，H股上市公司和所有香港上市公司一樣，一般只準采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A+H股上市公司更需分別根據兩套準則，聘請兩地會計師事務所，出具兩份報告。

　　但是，港交所這一新規實施之后，最直接受益的是A+H股公司，將省去兩套準則的約束。這也為直接采用內地會計和審計準則，并聘用內地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了可能和基礎。

　　這一規定頒布后，第一個嘗鮮的是青島啤酒，這個最老牌的A+H股公司在去年底便公布將采用內地準則，并且僅保留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為其審計機構，解聘羅兵咸會計師事務所。前者為普華永道在內地的機構名稱，后者為其在香港的機構名稱。據統計，目前已經有約17家公司選用中國內地準則報告，大多屬中型公司，占H股公司總數約一成。

　　行業政策變革之下，本土所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而行業的競爭格局也在悄然起著變化，四大獨占半壁蛋糕的局面正在逐步瓦解。

　　以前國內大型企業主要給四大審計，這幾年國內一些大型本土所成功奪回了一些大型企業的審計。

　　中注協公布的2010年年報審計快報披露，2010年度中不再續聘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而改聘本土所的上市公司有：大唐發電、萬通地產、怡亞通、興蓉投資和晨鳴紙業等。

　　目前，國內所與四大開始在中端客戶上短兵相接，并被國內所蠶食市場份額。2007年，四大份額達到頂峰為55%，此后開始逐漸降低，2008年降為53%，2009年則降為44%。

　　不過，何志威也表示，四大以及像青葉浩勤一樣的外資所始終在國際化業務上面處于優勢地位中，在機構分布、對國際業務的熟悉程序以及語言上的多樣化都較本土所有一定的優勢。對于審計的高端市場，四大仍然處于壟斷地位，特別是500強的業務，仍無人撼動。

　　但黃金歲月已經消逝，競爭對手壯大，特別是定價能力的下降以及勞動報酬日益喪失吸引力，四大在國內由頂峰回落似乎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而“四大”如何重振雄風，應對新生變化可能仍需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