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 梁鐘榮 深圳報道

　　2010年12月25日18點，山西焦煤集團原煤產量突破億噸大關，成為繼神華集團、中煤集團后全國第三個年煤炭產量超過億噸的企業。

　　“‘十二五’期間，產量過億噸級的企業數量榜單可能要擴充到13-15個。”2010年12月30日，煤炭專家黃騰對記者分析，榜單組成企業不單有煤企，五大發電集團中至少有四家也將入列。

　　從2010年年初開始討論的中國“十二五”煤炭工業發展規劃，于11月9日正式成型：到2015年，我國煤炭產量的上限將是37億噸；形成10個億噸級、10個5000萬噸級特大型煤炭企業。

　　但多位煤炭、電力企業人士均對37億噸的限量目標持保留態度，認為被突破的可能性極大。“更重要的是，各地煤炭資源整合及跨區整合的加速，到2015年或許80%以上的煤炭都集中在30個最大的煤企手中，如果市場煤’、‘計劃電’的體制在‘十二五’期間得不到理順，煤電之間的矛盾將會更加激化。”五大發電集團一位燃料部負責人表示。

　　三方博弈

　　2009年，全國煤炭產量29.73億噸，自2005年起年均增長1.92億噸。煤炭分別占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的77%和70%，且占全世界煤炭總產量的46.7%。

　　據一位煤炭企業知情人士透露，參與起草“十二五”煤炭工業發展規劃有數家機構，如中國工程院、煤炭工業協會信息中心、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等，上報了幾個不同的數據，38億噸、40億噸、42億噸，但最終國家能源局選定了所有數據中最低的38億噸，以此滿足煤炭占一次能源比重下降7個百分點到63%的規劃。

　　與這個目標相悖的是，在地方和企業的規劃里，總數已遠高于這一目標。

　　“如果我不增加，其他公司也要增加。”一位煤企人士表示，不增加沒有更高利潤，意味著企業或被兼并，同時企業員工也不會同意。

　　“投資500億元，建成億噸級煤炭集團，2015年煤炭產量達到15260萬噸。”山西潞安集團董事長任潤厚提出了未來五年集團的發展目標。

　　而煤炭央企目標更為遠大，神華集團提出“五年再造一個神華”，至2015年煤炭產量達到6.4億噸，中煤集團也寄望在未來五年達到2億噸。

　　站在億噸級大門外，則有眾多第二梯隊的“舞者”：同煤集團、陜西煤化工集團、山東省能源集團、兗礦集團、河南煤化工集團、龍煤集團、淮南礦業集團、晉煤集團等。

　　讓眾多煤企提出億噸級目標背景的是：2010年中國將煤炭產量達到32億噸，距離37億噸的限制產量僅有5億噸的增產空間，留給他們的時間并不多。

　　黃騰解釋，根據各煤企規劃內容，前面四五家的增量已超過5億噸的規模，全國約千家煤企，“如果統加起來，增加的產量應該都會超過10億噸”。

　　各省自身的規劃同樣令人咋舌。山西稱，2015年煤炭產量目標確定為10億噸，較之2010年增加近3億噸；新疆方面則計劃2015年產量達4億噸以上，較之現今產量增加至少3億噸規模。兩省區規劃增量早已超過國家規定全國5億噸的增產規模。

　　中國煤炭經濟研究會秘書長趙家廉認為，地方規劃與國家規劃往往脫節，各資源大省之所以爭相組建大型煤炭企業集團，目的是把資源優勢快速變成經濟優勢。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投資研究所汪文祥承認，對于中西部地區，目前推行的主要還是加快發展的思路。對于西部地區來說，“發展還是硬道理”。

　　“煤企有擴產沖動、電企有挖煤動力、地方有GDP崇拜，如何剎得住車？”前述五大發電集團燃料負責人提出如是疑問。

　　在中國煤企爭相擴產的門外，眾多的海外煤企亦在虎視眈眈中國市場。數據顯示，2010年前11月我國累計凈進口煤炭1.3億噸，這一數字已超過去年全年的凈進口量即1.03億噸，而眾多分析師已將中國2011年煤炭凈進口量調高至1.65億噸。

　　“這就面臨一個兩難。”黃騰解釋，國家原希望2015年的煤炭消費量在38億噸，37億噸自產，1億噸進口，但現今進口向2億噸挺進，“如果維持2015年的消費量，那么又會削減煤企的增量”；如若限制進口，又違悖于煤炭市場化改革的目標。

　　如何解題

　　據統計，2009年，全國煤炭消費總量已經達到30.2億噸，遠超過“十一五”能源規劃的25億噸的指標；2010年消費總量又比2009年增長17.4%，達到5億噸；2011年雖然需求增幅將減緩，但仍將比2010年增加3億噸左右。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巨大的節能減排壓力，2003年制定“十一五”規劃時，預計2020年國家煤炭消耗量達30億噸，但2009年實際早已達到了當初2020年的目標。

　　問題在于，與最有可比性的“十五”、“十一五”相比，“十二五”煤炭產量增速降低了一倍，而前十年的增速平均為每年2億噸，國家能否讓火熱的煤企、電企及地方剎住車。

　　“以前做規劃，比如‘九五’、‘十五’，做完就放在那不管了，這一次不同，國家的重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控制總量的決心很大，當然，難度也成正比。”煤炭“十二五”規劃的研究和意見匯總收集者之一，煤炭工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賀佑國表示。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顧問烏榮康提議，應該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把這個戰略規劃上升到法律層面，現在國務院應該給予‘十二五’規劃以法律效應，就有法律依據了。只是制度，并沒有法律效力，執行起來會很難。”

　　根據我國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我國2020年碳排放量將比2005年降40%～45%，而增產的煤炭產量對實現此目標無疑是巨大挑戰。

　　“一次能源比重中，煤炭下降的7個百分點需要由清潔能源來彌補。”黃騰解釋，如今國內火電機組的耗煤水平已與日本、美國不相上下，惟有在水電、核電上下功夫。

　　根據國家規劃，“十二五”常規水電開工目標從6300萬千瓦上調到8300萬千瓦；核電2020年的裝機容量或將達8000萬千瓦，較之先前的6000萬千瓦，將之前規劃已有30%左右的擴容。

　　黃騰認為，清潔能源的發展，需要國家在信貸、財政補貼方面給予更多扶持，如光伏則需要較多的財政補貼，“需要將清潔能源的電價降低到與常規火電能源相同，甚至更低的價格，才是抑制煤炭產量不斷突破規劃的怪圈”。

　　而除產量問題之外，煤炭產業的另一問題在于煤電矛盾一直未解，由于改革不同步原因，煤炭市場化改革遭遇瓶頸，煤炭價格在這幾年也多次受到國家行政干預。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對記者表示，煤電之間的矛盾焦點在價格，煤電矛盾的化解最終必須依靠電力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