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的“十二五”跨越期
制定中的《國家“十二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將從哪些戰略層面關注未來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瞭望》新聞周刊 記者浦樹柔 實習生董雪
未來5年,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將呈現一幅怎樣的動人圖景?經歷過去10年的“成長期”之后,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仍然“逆勢上揚”的文化產業無疑給人們許多美好的期待。明年就是“十二五”(2011-2015年)的開局之年。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業內專家指出,就文化產業而言,這是落實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第一個完整的五年,我國文化產業勢必迎來新一輪跨越式發展,在調整產業結構、帶動產業升級中發揮重大作用。
據悉,中宣部、文化部等有關部門目前正在組織專家制定《國家“十二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這一規劃將從哪些戰略層面關注未來文化產業的發展?受訪的多位業內專家認為,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將是“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發展的主線。
他們建議道,“十二五”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著眼點,應當以培育文化創造力為核心,以激發公民文化創造力為重點!笆晃濉币詠砦覈暧^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趨向,就是更加注重地方發展。尤其近三年來,中央連續出臺了十幾個專項支持地方發展的文件。因此,文化產業的發展也應該順應時代潮流,發展區域性的重點項目,形成文化產業帶或者文化產業聚集區。
中國社科院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曉明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十二五”期間,文化產業發展要“大中小并舉,側重在中小”。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強調集團化,到現在組建各種集團、實現上市,已經做了很多,但是中小企業強調得還不夠。
把文化產業這把火點起來
業內頗負盛名的《文化藍皮書: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于今年5月6日在京發布,這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和文化部、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合作編寫的第九本年度性國家文化產業報告。
《文化藍皮書》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和課題組的估算,2009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文化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總額約6076億元,政府公共財政文化消費支出1095.74億元,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約700億元人民幣。上述三項相加,2009年我國文化產業國內外市場規模大約為8000億元人民幣。
報告認為,2009年堪稱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轉型之年”——在宏觀經濟復蘇的大背景下,文化產業不負人們的高度期待,在多數領域實現了超常增長,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最為耀眼的領域:文化體制改革繼續保持強力推進態勢;數字新媒體受到經濟危機時期消費者替代性選擇的影響,在3G拉動下出現了多業聯動的發展態勢,繼續高速增長;文化產業和傳統產業實現聯姻,開始展現出一個文化經濟大融合的美好前景。國際金融危機凸顯了文化產業的特殊優勢,文化產業已經登上了國家戰略性產業的位置。
從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正式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到2009年7月22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文化產業走過了不平凡的10年。
文化部產業司動漫處副處長馬力在今年7月關于“十二五”文化產業規劃的一次會議上提到,這幾年來文化部門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宣傳、造勢和鼓動,實際上就是在文化產業發展的起步階段,把文化產業這把火點起來,讓社會充分認識到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經過“十五”、“十一五”的積累,文化產業發展的經濟環境、體制政策環境都更加完善,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獲得共識,文化需求也更為旺盛,為“十二五”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對第三產業影響將逐年加大
從2009年秋季開始,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祁述裕教授接受文化部委托,承擔了“‘十二五’文化產業研究報告”課題研究,對“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發展進行預研究,為文化部擬定“十二五”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提供參考。國家統計局社會和科技統計司殷國俊在其負責的子課題中,利用計量模型對我國文化部門管理的文化產業發展經濟指標前景進行了量化預測。
殷國俊提出,“十二五”期末,我國文化部門管理的文化產業將實現增加值3200億元,年平均增長21.6%,比2007年的795億元翻兩番、占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在1%以上。其中,經營性文化產業增加值實現3008億元,占全部文化產業增加值比重的95%。從文化產業經濟總量發展來看,“十二五”期間我國文化產業將呈現高速、跨越式發展的格局。而文化產業增加值所占比重呈現逐年提高的趨勢,反映出文化產業對我國第三產業的影響會逐年加大。
從就業總量來看,“十二五”期末,我國文化產業就業人數將達344萬人,成為吸納就業人員效果顯著的產業之一,占我國第三產業從業人數比重在1%以上。其中,經營性文化產業從業人數276萬人、占全部文化產業從業人數的80%。
從國內居民消費來看,預計“十二五”期末,我國城鄉居民文化消費總量目標1.5萬億元。這期間,我國城鄉居民的文化消費平均每年遞增1千多億元,城鄉居民對文化消費的需求呈直線上升趨勢,城鄉居民文化消費總量年平均增長11.5%左右。城鎮居民的文化消費量占全部總量的78%以上。
從文化服務出口來看,預測“十二五”期末,我國文化服務出口額目標13億美元,“十二五”期間我國文化服務出口額年平均增長速度接近20%。
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是主線
祁述裕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將是“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發展的主線。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首先要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
祁述裕認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國文化產業的特點,可以用“熱情”來概括。這時期,文化產業主要追求數量增長,追求規模擴張,屬于粗放型增長。“十二五”時期,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最恰當的應該是“理性”。需要更加重視提升產業、企業、產品質量,培育產業、企業核心競爭力,總之,需要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轉為集約型增長。
祁述裕說,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還要重視促進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與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融合,發揮文化產業對其他產業、對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引導、輻射作用。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發揮文化產業對相關產業、對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輻射作用,是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方式的兩大主題,也是“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發展需要解決的兩個最重大的問題。
張曉明對此持相近的看法。他認為,“十二五”時期將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他說:“有的時候過渡階段是很關鍵的,就像漢朝的文景之治,并不很輝煌,但是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我覺得‘十二五’就是這樣,它可能就是要承前啟后。文化產業發展經過一段時期的鼓噪以后,需要沉下來,需要規范,‘十二五’基本的格調應該是這樣!
培育核心創造力和個體自主性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十二五”文化產業發展研究報告》課題研究組成員、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莫建偉說,“十二五”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著眼點應當以培育文化創造力為核心,以激發公民文化創造力為重點。文化產業的業態是以個體創作者、中小企業為主要形態,因此,提升、促進個人創造力,將有助于文化產業邁向優質化、多元化之路。
他介紹說,跟西方社會相比,我國大眾文化市場的形成期來得較晚,大抵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市場才開始進入跳躍式的增長期。在高速發展期,過往長期壓抑的文化創造力和消費需求一并爆發,社會充斥著未及細嚼的進口文化、急于摸索新路向的情緒、表達創造能力的強烈訴求、追求文化新體驗等多股巨流,牽動起文化創意活動、產業結構和文化市場渦輪式的更替變革。
與西方國家文化產業重回到個體性創作主導的發展階段不同,我國文化產業現階段的核心價值——創造性和創新精神——在不同領域仍受一些制度性因素制約。要提升個體活力和創造力,建立新時期的物質文化,政府需要投入更大力度改革文化體制及相關體制、減少不必要的限制、確立公民的文化權利、鼓勵多元的創作文化。
莫建偉強調說,若“十一五”或此前時期是我國文化產業的始發階段,下一階段文化產業的發展不應該只著重產業體積和經濟總量的提升,盲目追求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鞏固文化產業的核心創造力和個體自主性,為下階段文化產業專精化和迎接質的變化作好準備。
文化產品兼備一體兩面的價值,擴大文化產品在消費市場的銷售份額體現了產品的商品經濟價值,但必須認識到,可從文化產品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體現出的藝術性、個性、創造性和精神內涵,來判定它的社會和文化價值。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會和文化價值才是彰顯個體創造力和文明階段性發展的最佳指標。兩種價值本質上并不分割,在現實里卻不一定同軌并進。
莫建偉舉例說,精致的文化作品如昆曲《牡丹亭》,縱使表演門票賣不上千萬元,但其藝術性和承傳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不會因為門票收入比不上好萊塢電影而讓它的藝術性和文化精神褪色;一部深刻反映當前社會現況和問題的紀錄片,其引發社會思考的文化價值也不一定低于票房收入以千萬元計的流行歌曲演唱會。
因此,從政策層面過于強調市場價值的重要性,往往患上忽視維護有利于文化創作的環境的毛病,因為文化精神價值不容易顯現,往往跟政府如何保育傳統、保護文化資源、推動創意教育、維護最低約束性的政治社會條件有莫大關系。
簡言之,從政府角度而言,設定下階段文化產業政策的目標,不應單純講求經濟效益,應當把打造有利于創作和創新的社會環境,保障、鼓勵個體創作權,放在政府政策議題更高的位置。
更加關注區域文化產業發展
“十一五”以來,我國整個宏觀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趨向,就是更加注重地方。尤其近三年以來,中央連續出臺了十幾個專項支持地方發展的文件。文化產業的發展也應該順應時代潮流,發展區域性的重點項目,形成文化產業帶或者文化產業聚集區,這樣能引起地方的共鳴,既有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也有利于推動地方的工作。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齊勇鋒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現在改革發展已經到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階段,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把文化產業發展跟區域城市化進程、新農村建設和旅游、電信、體育以及制造業、農業等其他行業充分結合起來。
齊勇鋒說,以河南為例,河南要建設八個文化改革發展實驗區,包括一個地級市(開封)和七個縣級市。這個方案基本上是以文化產業發展和文化體制改革為核心,帶動整個縣域和區域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不僅是一套文化產業規劃,更是一套綜合改革方案。
目前,文化旅游實驗區在國內的建設和發展方興未艾。例如海南國際旅游島,云南文化旅游綜合改革實驗區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安徽以黃山為中心的“皖南國際旅游文化示范區”,廣西的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湖南大湘西文化旅游戰略等,大都是依托當地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和區位優勢,通過發展文化旅游產業,結合生態文化建設,探索一種適合國情、區情的新的區域發展模式。
張曉明也提出了產業振興要和區域平衡并重的觀點,并且要更加關注空間布局。他對《瞭望》新聞周刊說,經濟發展總是一個個產業更替的前后順序,但是區域是一個空間結構,現在可能是到了更加關注空間結構的階段。我國文化產業在前一階段的發展中已經開始出現東部地區文化資本效益下降的情況,而西部一些落后、偏遠的少數民族聚居省份,比如說四川、西藏,文化投資的效益反而要比東部地區高。這樣的趨勢說明我們國家的文化產業需要強調空間布局上的平衡,使得一些支柱產業有伸展空間。
他還提出,我國文化產業從空間布局上太受行政區劃的影響,不夠合理。所以應該提出一個跨行政區域的全國性空間布局的設想,以實現跨區域、跨行業的新的文化產業的合理布局。我國一些不發達地區的文化資源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更為明顯和突出,而消費者愿意花錢購買的內容恰恰是這些原創的、差異的、不可替代的部分。因此我們要更為關注如何將這部分資源轉化為產業,不僅僅是產品,還包括服務。城市和農村,東部和西部,傳統和現代,“十二五”期間應該更加注重如何規劃這些層面的文化產業發展。
要“大中小并舉”
據學者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好萊塢最具活力的電影生產者仍然是獨立制片公司;2008年美國電影市場共上映了610部電影,獨立制作占了444部。當然,眾多具規模的獨立制片商事實上與六家電影集團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個別中小型獨立制作公司也是電影集團的控股附屬公司。這種網絡結盟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延續著好萊塢電影市場繁榮的局面。
我國內地文化產業市場的發展雖然和發達國家的情況有別,但文化企業“大小并存”的局面卻普遍存在,與西方國家的情況并無二致。例如,盡管外資跨國廣告公司已打入內地廣告市場超過十年,但這些4A級的集團仍面對大批土生土長的中小型廣告公司的挑戰,大小并存的局面反而有助于促進競爭。
張曉明說,文化產業領域既需要大企業又需要小企業,要防止過分壟斷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消極影響。他提出了“不要被資本綁架”的觀點,好的文化創意需要經年累月甚至是幾代人的積累,要有一種比較好的心態,一旦被資本市場過度綁架,把所有的東西都折算成錢,并不利于文化產業的長遠發展。
莫建偉認為,過去一段時期由于政府鼓勵文化企業“做大做強”,而且在文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推動國有企業走向集團化、面向市場,使得一批又一批的國有文化企業成為政府政策扶持的重點對象。傾斜政策的效果雖然達到促進國有文化企業走向市場,以確保這些企業在經濟轉型中保持活力的目的,但鐘擺過于傾斜,反過來在為民營文化企業創造環境、兼顧促進多樣化文化發展的政策目標上出現問題,容易造成民企創意活力不足、市場發展不均衡的狀態。在這種資源和培育環境嚴重扭曲的格局下,文化多樣性和均衡發展的目標將更難實現。
他表示,文化產業內部個體創作者、中小企業、企業集團三者的角色和作用,往往隨著產業門類及市場環境條件產生不同的組合、分工和合作。我國文化產業政策以往把重點放在發展企業集團化的方面,雖然是順應國有體制邁向市場化的總趨勢,但要提升文化產業的活力和能力,必然要促進個體創作者和中小企業的創造力和競爭力,這是理順文化產業結構不可或缺的重大政策趨向,也應該是“十二五”時期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工作議題。(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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