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執行“周休一”制度 新華社發文反思富士康員工墜樓事件，稱是賦予“中國制造”尊嚴的時候了

　　★有一些傷痛我們本不想觸及；有一些問題我們卻無法回避。★在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加速推進的時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團員工墜樓事件所引發的震動，特別是帶給人們的思考，已遠遠超越了事件本身。

　　富士康員工每周至少休一天

　　針對連續發生的員工跳樓事件，富士康科技集團近日推出了一系列關愛員工措施，化解危機。措施主要包括：

　　建立24小時通報機制，針對員工工作、生活、交友、情感、心理等異常狀況，建立信息員制度；構建關愛平臺，設立員工關愛熱線；建立聯席會議制度；推動“富士康心靈之約”系統工程；執行“周休一”制度，即員工每周至少休息一天；開展加班管控保護稽核；推動員工救助工作。

　　此前，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對5044名富士康員工的抽查顯示，72.5%的員工超時加班，人均月超時加班28.01小時。

　　不加班掙錢沒有資本，超時加班沒時間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員工陷入兩難。而這樣的現象絕非富士康獨有，記者在沿海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采訪發現，超時加班并不罕見。

　　“用員工超時、超量、超強度的勞動追求利潤，旨在壓低成本的薪酬游戲常常被演繹到極致。”中央黨校研究員曾業松說，表面“自愿”的背后，其實是不得已和無奈。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維持生活都難，我必須加班！”在蘇州華碩電子廠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說，“持續加班，我有時嘴里含著飯就睡著了。”

　　是賦予“中國制造”尊嚴的時候了

　　富士康的飛速發展始于1996年。——8億元，40億元，400億元，4000億元……他們創造的銷售紀錄不斷刷新；

　　富士康員工的工資水平卻一直“低飛”在當地最低工資線的邊緣。

　　——310元！600元！900元！他們的工資增長“步履艱難”。

　　統計顯示，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在規模和效益逐年增加的情況下，一線工人的平均收入現在也只有1000元上下。

　　“根本原因在于，一線員工沒有分享到企業發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調解仲裁司司長宋絹說。

　　以富士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國際為例，2009年公司財報顯示，當年員工數量11.87萬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員工成本總額卻從上年的6.72億美元減少至4.85億美元，同比減少28%。

　　為了以低附加值勞動換取市場競爭優勢，企業一再壓縮生產成本，壓縮工資成本，進而壓縮著員工業余空間。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員工的高流動性。深圳市工會副主席王同信介紹說，深圳富士康45萬員工中，工作5年的員工只有2萬人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員工高達22萬人，每年員工流失率達35%以上，這意味著富士康幾乎每3年就要完全換一批人。

　　“如果企業的業績始終建立在員工超負荷且喪失尊嚴的勞動上，企業的生命力和競爭力將貶損殆盡，發展將不可持續。”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說。

　　富士康宣布，6月1日起，員工的薪資水平整體提升30%。這無疑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現在，是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為‘中國制造’賦予尊嚴的時候了。”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員吳奕新如是說。

　　“中國早晚要走出廉價勞動力時代，但由于人口眾多等因素，勞動密集型時代還將長期存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傳媒學教授鮑威爾認為，這里存在一個兩難的選擇——工資過高會削弱企業的成本優勢，工資太低則與體面勞動尊嚴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兩者平衡點，堪稱一個“可比肩諾貝爾獎水平的難題”。

　　近1億新生代農民工期待關注

　　在我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正在發生一次歷史性的變化，勞動力已經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際替換，“80后”員工成為主體，“90后”員工大規模擁入。這一變化在富士康得到了充分印證，新生代農民工構成了富士康財富創造的主體。

　　和他們的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心懷夢想，希望通過勞動獲得更多報酬，希望盡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會的認同。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殺者，全部是這一群體中的成員。悲劇，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新生代農民工。

　　調查顯示，新一代農民工不是因為“生存理由”而進城，而是將進城看做改變生活方式的機會，把個人的成長與發展看得比“飯碗”更重要。“他們屬于發展型農民工。”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經濟學院教授朱信凱認為。

　　然而，當他們懷揣夢想投身城市化工業化大潮后，理想與現實的反差，又使他們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與困惑。

　　——他們發現，除了每天在機器旁邊勞動外，城市，其實并沒有給他們留下更多的位置。

　　——他們發現，低微的工資只能維持簡單的物質生活，與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貧乏。

　　——他們發現，為脫離“農門”跳入“城門”，幾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難以逾越的門檻。

　　——他們發現，一遇到合同、扣薪、傷殘等問題，公平維權難之又難。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夢”變得有些模糊。

　　既不愿重返農村，又無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這個缺乏歸屬感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成為一個疏離于城市和鄉村的“夾心層”。

　　“但事實上，城市的建設和運轉早已離不開這群人。”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麗華說，我們再不能漠視這個群體的人生訴求了。

　　中國目前擁有近1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動者。

　　“但從認識、制度到措施，我們都還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說。

　　盡管為解決農民工問題，國家已出臺大量政策措施，但一些突出矛盾和障礙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現在需要的是，以更強有力的手段破解矛盾，消除障礙。”北京大學王錫鋅教授說。

　　在努力為新生代農民工爭取城市文明一席之地的同時，還要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培養給予更多關注。中華全國總工會近日發出通知，強調要加強對青年職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疏導。

　　社會建設和管理凸顯滯后和缺失

　　在2.3平方公里、45萬人的富士康，“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對員工關系的貼切描述。在深圳市總工會的問卷調查中，黨團、工會組織被富士康員工列為“最少求助”的對象。

　　“在社會建設和管理方面，我們確實存在跟不上、不適應和需要改進的薄弱環節。”深圳市政府這樣反思。

　　“在一個封閉的企業型社會里，員工壓力隨處可見，精神需求無法滿足，迫切需要建立社工組織、心理咨詢等一系列社會服務體系，增加人文關懷。”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危機干預委員會主任委員肖水源說。“富士康事件是一個標本，表明政府和企業在職能上還沒有完全厘清。圍墻之內，企業的員工實際上成了企業中的社會人，8小時內外的事企業都要管，但又管不好。”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朱國仁提出，當務之急，是政府和企業合力，盡快補上“短板”。

　　記者注意到，“富士康事件”后，深圳市公安、勞動、文化、衛生等多個部門進入廠區，有針對性地提出強化、改進和彌補措施。

　　但在很大程度上，這還是臨時性的治標之舉。要使社會建設不留盲區和死角，還需要在治本上下大力氣，花大工夫。“我們正處在發展轉型的關鍵點上，不同群體利益訴求多元化等矛盾更為劇烈，更加頻繁，管理和協調難度更大。”孫立平指出，但這是一道繞不過的難題。“富士康事件”的一個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轉變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也同樣包括社會層面、人文層面。只有通過進一步落實“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加快推進社會建設，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和尊嚴生活，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加和諧。　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