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在波恩舉辦的“哥本哈根前奏”—— 聯合國氣候談判會議，再次牽動了世界的神經。在碳商業1.0(京都議定書時代)到碳商業2.0的演進中，中國企業家如何看待未來的低碳世界？如何重新抉擇碳戰略？如何搶占碳金融的制高點？

　　本刊研究部進行了一項專門的調研，我們認為：

　　未來幾年全球碳市場將出現爆發性增長，很可能出現一個規模超過目前石油期貨市場的碳交易的全球統一大市場；

　　低碳戰略會成企業未來競爭優勢所在，企業家應該形成低碳思維，中國企業現階段應引入碳資產管理的概念；

　　金融機構日益將碳金融作為中國金融市場的增長點和制高點，綠色項目將較前更易于獲得金融支持。

　　“碳變”時刻：中國企業家的碳抉擇

　　碳環境將是企業未來存亡的新關鍵，碳減排相關的政策和市場環境的變化已經使中國企業家面臨又一個U形轉彎

　　文 | 本刊研究部  關鑒

　　“現在是‘碳變’的時候，寫文章的時候，要把這兩個字放在標題里。”接受《中國企業家》調研采訪時，黃杰夫如此強調。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全球副總裁黃杰夫在美國多年從事碳交易，如今兼任天津氣候交易所董事長助理，在他看來，和碳減排相關的政策和市場環境的變化已經使中國企業面臨又一個U形轉彎。

　　事實上，不管哥本哈根談判的具體結果如何，中國企業都已經無法繞過碳抉擇這個十字路口，歐盟下一階段碳排放總量控制將覆蓋航空運輸業，屆時在歐盟國家起降的中國航空公司同樣要面臨碳排放的硬性約束；美國新一屆證監會正在醞釀要求上市公司強制披露其碳資產管理信息，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有可能也被強制要求公布自己的碳信息。

　　不管在年底的哥本哈根談判中國是否承諾具體的碳減排指標，中國企業今后都勢必面臨更加嚴格的環保標準和排放要求，與其被動拖延，無所作為，使自己在未來面對更狹小的企業生存空間，不如利用目前難得的緩沖時機，提升企業碳價值鏈條每個環節的內在價值，力爭成為未來低碳經濟的領跑者。(見圖1)

　　抉擇1

　　“碳變”：中國企業能否進入“主賽場”？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加入《京都議定書》時并未承諾具體的溫室氣體減排指標，主要是通過開發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接受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支持，將項目產生的核證減排額(CERs)出售給發達國家，并沒有直接參與全球碳市場交易。中國是全球目前開發CDM項目最多的國家，占全部注冊的2200個項目的三分之一以上，核證減排額2008年占全球84%，通過CDM項目減排1.3億噸二氧化碳，中國企業出售核證減排額獲得了超過10億美元以上的收益。科爾尼咨詢公司全球合伙人黃荻認為，今后CDM機制是否保留可能將成為哥本哈根談判的一個焦點問題。按照多數人看法，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后，在沒有更好的替代機制產生之前，CDM機制的主要原則還將繼續存在。而當美國加入全球碳市場，CDM的市場需求有可能明顯擴大，中國CDM項目開發或許會出現新一輪機遇。(見圖2)

　　但通過CDM項目，中國企業最多只是參與了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外圍賽”。碳交易的基本原則是“Cap and Trade(總量控制下的配額交易)”，即通過總量控制創造了排放權的稀缺性，再通過配額買賣的方式，擁有多余配額的企業將配額賣給配額不足的企業。

　　由于不承諾具體減排指標，中國國內缺乏總量控制下創造出的排放權的稀缺性，國內碳交易市場難以形成。中國國內目前已經建立的北京環境交易所、天津氣候交易所和上海能源交易所三個交易平臺，但主要是作為信息平臺，為CDM項目買賣雙方提供信息服務，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碳交易市場。鑒于國際碳交易市場未來的規模和地位，一些學者認為作為全球碳減排最具潛力的國家，中國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加入國際碳交易市場，獲得游戲規則的參與制定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副院長楊志認為，由于沒有自己的交易體系，中國無法獲得定價權，無法建立自己的碳市場，在未來的全球碳市場中，中國同樣面臨著在國際石油市場中喪失定價權的前車之鑒。此外，像中投這樣的主權財富基金應該考慮將國際碳交易作為其投資配比的一部分。

　　碳排放政策將對中國企業的盈利情況產生影響。瑞銀集團在其《碳定價機制如何影響亞洲公司的盈利》的投資報告中，按所有國家承諾碳排放總量控制、美國對不承諾具體減排指標的國家征收碳關稅、美國對不承諾具體減排指標的國家征收懲罰性碳關稅三種情況下亞洲公司的盈利狀態分別給予預測，其中鋼鐵行業企業每股收益將分別下降74.2%、33.5%和164.4%。該報告持筆人Simon Smiles表示，“一旦中國引入旨在控制碳排放量的碳定價機制，我們預計中國企業將增加相當于目前GDP1.6%的成本。”(見圖3)

　　對具備遠見的中國企業而言，未雨綢繆、由淺入深，提前熟悉國際碳交易市場的游戲規則非常重要，這樣可以避免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突然面對國際碳交易市場時措手不及。實際上，即使在國際上不承諾具體的減排指標，中國也有可能在自愿加入的基礎上建立國內的碳交易市場。在美國國內未批準《京都議定書》，企業不承擔國際減排義務的情況下，2003年，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的14個會員自愿設定強制減排指標，規定2003-2006年，每年強制減排1%。由于實現了總量控制，企業就可以實現碳交易，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美國自己的碳交易市場。

　　這些美國企業為何自設規矩，會員之一的IBM認為，通過自愿碳交易，企業可以搞清自身碳資產狀況，整理成經過審計的碳資產，明確哪些碳資產可以買賣，摸清家底，為美國未來強制性的碳減排做準備。

　　一些中國大型企業已經多少表達過在自愿減排基礎上，參與國內碳交易市場的意愿，如果能充分發揮企業協會的作用，由大型能源企業和制造企業率先參加，中國就有可能提前形成國內初步的碳交易市場，為未來建立國內統一的碳交易市場和參與國內碳交易創造條件。

　　印度的實踐某種程度上證明了發展中國家主動構建本土碳交易市場時可能存在的空間，在同樣不承諾具體減排指標的情況下，借助本國較為發達的金融服務業，印度建立了初具規模的碳交易市場，成立了兩個具備金融意義的碳交易所。

　　北京環境交易所總經理梅德文表示，該交易已經著手產品設計、渠道布局等先期準備，準備未來條件具備時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碳交易平臺。

　　抉擇2

　　是碳戰略先機，還是碳負債黑洞？

　　在中國，“低碳戰略”是一個新鮮詞匯，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炫酷詞匯。

　　本刊調研發現，前瞻性的中國企業，特別是有大量能源生產或者消費的企業，應該預先引入企業碳資產管理的概念，進行企業碳資產審計，建立自己的碳資產負債表，并成立相應的碳資產管理機構或外包。

　　首先，低碳戰略會成企業未來競爭優勢所在。未來隨著歐美企業承擔強制性的減排指標，企業碳資產狀況必然成為企業主要的財務信息，超過減排要求企業形成碳資產，達不到要求則形成碳負債，就需要去碳交易市場購買減排額度。上市公司勢必被要求批露這一信息，中國大量公司在海外上市，很可能面臨同一要求。

　　第二，綠色消費正在形成一股新浪潮，低碳企業必是人心所向。隨著低碳經濟的概念在國外消費者中普及，未來像綠色食品一樣，在商品上標識全壽命周期二氧化碳消耗情況的碳足跡將變得越來越普遍。詳盡掌握企業碳資產狀態，能夠對產品進行碳標識更有利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國內鋼鐵企業中，重慶鋼鐵公司已經在做這方面的嘗試。

　　第三，中國企業也應當未雨綢繆，為一旦國內執行強制性的碳排放指標提前準備。黃杰夫認為，一家企業只要有碳排放，就會形成潛在的碳資產或者碳負債，管理得好是潛在的資產，管理得不好就可能是隱藏的負債，未來會對企業帶來不利影響。

　　企業在節能減排和技術升級的投入，都可以形成潛在的碳財富，理論上都可以變現。但前提是企業必須摸清自己的碳資產情況，并按照成本收益的比較對碳資產的使用做統一安排，確立企業的碳資產管理策略。

　　第四，最重要的是，企業家如何形成低碳思維。從更廣闊的角度看，中國企業為迎接必然到來的低碳經濟時代，需要用低碳思維重新考慮企業的生存和競爭力問題，包括怎樣應對未來更加嚴厲的環保和碳排放的政策法規要求，怎樣應對未來產業內部低碳的標準，怎樣應對未來消費者對低碳產品和服務的購買傾向。

　　氣候變化資本集團總裁路躍兵認為，一旦企業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對該企業有低碳方面的要求，企業就必須從戰略上調整其商業模式，這表現在方方面面，在公司使命上就需要對公司存在的目的進行修正；評估產業環境時，需要考慮競爭對手是否有更加低碳的產品，供應商是否低碳也將影響到自己；企業流程研發、采購、制造、銷售的各個環節都需要采用低碳思維加以改造，比如在銷售上更多地采用低碳的網上銷售而不是開設更多的門店。同時，中國企業應當利用金融危機中出現的并購機會，購買歐洲的清潔技術，并利用中國是清潔技術最大市場的優勢，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應用，用市場的規模效應反過來進一步完善清潔技術，最終提升中國制造的核心競爭力。

　　“在低碳技術領域，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沒有在傳統技術領域大，低碳經濟為中國企業創造了一個難得的趕超機會。”

　　抉擇3

　　碳金融：爭奪激烈的制高點

　　拯救地球的行動將會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創新。

　　在中國的碳交易格局中，金融機構是一個主要的參與方。英國氣候變化資本集團掌管著8.5億歐元資產，是全球最大的一只碳基金，將一半以上的資金放在中國。

　　而對國內金融機構而言，碳金融的含義也在不斷豐富。興業銀行最早定義了“為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所提供的各種金融活動”的碳金融概念，在其專門設立的可持續金融中心，碳金融是主要的業務組成部分。其碳金融的實踐也從最初為CDM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和結算、清算服務，逐步擴大到為整個流程提供金融增值服務。

　　興業銀行的轉變則說明，今后中國企業在融資中不僅將面對環保方面更嚴厲的行政性審查，在市場中，也將面對金融機構提出的更高的環保標準。而另一方面，那些在傳統金融概念中因缺乏擔保而難以融資的環保和節能減排的中小項目，獲得融資的可能性將明顯增加。

　　碳金融市場很可能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中被爭奪的制高點，即使存在諸多外部限制條件，金融機構也努力在碳金融方面有所創新。比如，擁有近150年歷史的南非標準銀行，2006年在中國開展碳交易業務，并采取了將一組CDM項目進行資產整體打包的金融創新工具。

　　我們的調研發現，一旦中國國內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場，各種相應的金融創新將層出不窮。興業銀行表示，針對哥本哈根談判結果的每種可能性，都分別研究了相應的商業模式。而對于碳交易的金融衍生產品，興業銀行也已經在研發，如果國內碳交易市場出現，與之掛鉤的金融產品將很快推出。

　　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管清友認為，未來碳交易市場金融創新的活躍程度恐怕是今天難以想像 的。

　　本刊研究部調研認為

　　★未來幾年全球碳市場將出現爆發性增長，很可能出現一個規模超過目前石油期貨市場的碳交易的全球統一大市場，機會巨大；

　　★中國企業現階段應引入碳資產管理的概念，成立相應管理機構或者外包，建立企業碳資產的資產負債表。碳減排是企業的一筆財富，處理得當將成為企業潛在的碳資產，處理不當就是潛藏的碳負債，未來有可能變成企業運營中的黑洞；

　　★碳環境將是企業未來生存環境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國企業應當從目標使命、產品研發、渠道布置、投融資安排等各個環節發掘碳價值，整合自己企業的碳戰略；

　　★金融機構日益將碳金融作為中國金融市場的增長點和制高點，綠色項目將較前更易于獲得金融支持；

　　★中國金融機構正在為碳金融市場做前期的產品和市場準備，一旦政策允許，中國金融市場碳金融的金融創新將層出不窮，甚至有可能出現各類碳金融衍生產品。

　　碳戰爭：大國的博弈

　　中國屬于“碳戰爭”中的“第四極”——歐盟、美國、發展中國家之外的力量

　　文 | 本刊記者 胥曉鶯

　　“時間不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德布爾(Yvo de Boer)說，他的身后是一個巨大的倒計時鐘表，顯示著距12月的哥本哈根會議還有118天。

　　8月10日-14日，來自約180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在波恩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談判會議，約2400名代表將努力縮短一份約200頁的協議草案。

　　在氣候與環境問題的談判中，沒有鳥語花香，它更像一塊燒得通紅的鐵板，每一滴水都激起熱烈的蒸騰。

　　發達國家應設立何種水平的減排目標？如何確定基準年？發展中國家怎樣達到排放峰值？在可用技術和資金的支持下，還應履行哪些額外的義務？

　　氣候變化的關鍵詞匯是碳，氣候談判的核心內容就是如何分配減排責任。為了拯救地球——將二氧化碳濃度控制在450ppmv至550ppmv之內。這意味著，到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0%。(見圖4)

　　氣候談判是WTO后最重要的國際談判，它將決定著商業社會未來的經濟形態、競爭格局。

　　這是一場圍繞碳排放權、碳戰略以及未來競爭態勢的碳戰爭。

　　三國鼎立

　　這場“碳戰爭”，主要角力的是三方：以歐盟為代表的積極減排的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代表的消極減排的發達國家，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

　　歐盟走得最遠。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卻讓歐盟二戰后第一次在國際重大事務中擔當起了老大的角色，率先減排、推進談判等方面不遺余力。這一方面起源于歐洲的綠黨政治，在英國、德國和法國以及一些歐洲小國，環保就意味著“選票”，氣候談判的場外壓力巨大，執政者承擔不起談判失敗的政治后果。另一方面，歐盟確實嘗到了率先減排的甜頭。歐盟利用其在低碳領域領先的技術優勢，獲得了巨大的全球商業機會。(見圖5)

　　美國雖然姍姍來遲，但還是受到熱烈歡迎。當今世界還是大國治理的模式，美國的參與對解決氣候問題至關重要。但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認為，人們無法奢望美國作出任何令人驚喜的承諾，“京都議定書”的教訓太深了，美國的國內政治程序決定了克林頓也好，奧巴馬也罷，他們的意愿不能決定一切。眾議院勉強通過了在2005年的水平上減排17%，相當于重回1990年水平，這個目標離1990年目標上減排25%-40%相去甚遠。“即使如此，法案在參議院通過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美國重返氣候談判，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

　　象征意義之一可能會對包括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挪威等“傘形國家”形成一定的影響。同時，韓國、新加坡、沙特等在京都議定書中沒有減排承諾的新興工業國家也將加入到減排隊伍中來。“但是他們在談判的利益鏈條中起不到什么作用。”氣候組織大中華區總裁吳昌華表示。

　　現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同一個對象上，那就是中國。7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訪華時說：“中國掌握著決定氣候談判成功的鑰匙。”

　　中國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歸屬的陣營叫“77+1”。 “1”與“77”相提并論，這本身已彰顯了中國地位的重要，中國毫無疑問是發展中國家的老大。但現在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再能接受中國躲在“77”的大眾里。發達國家急于區分快速工業化、緩慢工業化和異常貧困的國家，要求前者承擔減排義務。而一些小島國家和最小、最窮的發展中國家，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他們也認為發達國家和大的發展中國家都應該減排。

　　“我們甚至不能和所謂的金磚四國相提并論，”李俊峰指出，“中國的人均排放量是印度的4倍，印度要達到中國的排放水平還有10-20年的時間，巴西還有熱帶雨林產生的巨大碳匯，他們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中國卻被要求馬上采取減排措施。”

　　一直以來，中國在氣候談判中奉行和其他國際政治和外交談判一致的方針：韜光養晦，絕不出頭。但中國的迅速發展如今被視為全球氣候變化最大的潛在威脅。中國必須面對幾個事實：第一，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即將或已然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第二，現在全世界每年新增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中國占40%左右；第三，中國人均排放已達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中國：能否在碳舞臺上長袖善舞？

　　問題是：中國是否做好了在世界舞臺中央長袖善舞的準備？

　　本刊調研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張海濱教授認為，“中國現在就好像處在火箭上升階段，是摩擦最大、最容不得失誤的時期。這個發展時期最需要良好的國際環境，而只有美國有能力破壞中國的發展，只有氣候問題可能阻礙中國的發展空間。”

　　沒有人懷疑中國必須積極參與談判，參與規則的制定。正如氣候組織的報告分析：中國的低碳轉型對于從發展中國家邁向一個中等發達國家都是至關重要的，然而這一轉型還面臨著比較高的產業技術門檻和社會經濟成本，這些都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相對缺乏和難以支付的。

　　因此，中國在當前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迫切地需要得到有利的國際氣候制度的支持，通過合理制度安排一定規模的資金和技術支持，跨越這一發展過程。

　　找準中國在氣候談判中的位置至關重要。國內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說，中國舉著盾牌時間夠久了，現在到了亮劍時刻。“中國不應該繼續打發展中國家的牌，僅僅以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己任。氣候變化是展現大國作為的好機遇，中國應該為人類發展有所作為，展現一個道德大國的風范。”張海濱持這種觀點。

　　另一種觀點是，冷靜！現在做領導者，中國準備好了沒有？

　　“中國做領導者起碼早了十年時間，十年后能不能做成還要看現在的基礎打得怎么樣，氣候變化是其中的關鍵問題。”吳昌華卻認為。

　　而李俊峰則把中國定位于“第四極”——歐盟、美國、發展中國家之外的力量。這意味著中國既不具備發達國家的減排能力，也不具備不采取任何行動的條件。

　　張海濱將中國采取的談判策略，稱為“硬的更硬，軟的更軟”。

　　“硬”就是堅持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堅持在聯合國框架下，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中國不會在現階段承諾減排，這不公平更不現實。按照聯合國標準，中國還有1億多貧困人口。

　　“硬”還包括主動出擊，發達國家第一階段減排任務還遠沒有完成，發達國家也沒有兌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支持，這些都是談論下一階段減排義務分配的前提。

　　“軟”指現有政策與不減排之間的空間。比如技術合作。中國一直在談判中強調技術轉讓，但發達國家馬上以知識產權的名義拒絕。談判無從進展。今年早些時候，中國就提出了更具建設性的方案，正式向聯合國提出共同開發合作、共同分享知識產權的方案，探討一種更復雜的技術轉讓的機制。又比如碳排放消耗強度目標。發改委官員曾表示可能將在十二五計劃中納入能源或碳強度目標。也有樂觀者估計中國會接受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歐盟等向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建議，到2020年，相對于增長預期減排15%-30%的目標。外界普遍期待中國會在哥本哈根之前公布具體的目標，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表示，“如果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前就減緩氣候變化影響的行動發出強有力的信號，這將有助于推進談判進程。”

　　“軟”的另一層含義是改變宣傳策略。中國正在積極改變氣候談判中MR NO。的形象，開始主動向外界宣傳在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新能源發展方面的工作成效。比如胡錦濤在去年G8會議上全面介紹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立場和措施。

　　除了在國際談判中為自己的可持續發展爭取時間和空間，爭取更為有利的資金和技術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國內變壓力為動力，加快經濟增長方式向低碳轉型。

　　張海濱將中國的實干策略稱為“鴨子政策”，表面上不動聲色，實際上中國已經并將繼續加大各種技術研發力度，不斷翻新新能源比例，開展碳交易市場的試驗，碳稅政策的研究。最關鍵的是，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從高能耗、重化工的增長方式轉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

　　“中國的發展模式是獨特的，尤其對于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作用將非常重要。至少有20億人在看著中國，如果中國真正按照最理想的狀況走，到2020年，中國應該成為一個全球尤其對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典范。這也正是中國的壓力所在。”吳昌華說。

　　由黑到金：碳的商業模式進化

　　在遙遠的未來，甚至可能出現將碳貨幣作為本位貨幣的全球“碳本位”

　　文 | 本刊研究部  關鑒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認為“做正確的事決定正確地做事”，解決問題時選擇何種方法路徑優先于具體的執行。碳交易市場的進化圖譜正演繹了這一觀點，通過碳交易這種市場機制和金融手段，西方國家找到了通過市場方式，低成本解決環境問題、應對氣候危機的手段，而碳市場產生的價格信號又引領著企業向低碳運營轉型。

　　碳交易機制源于美國的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1990年代美國開始采用市場手段解決二氧化硫污染問題，這其中的關鍵是引入了“Cap and Trade(總量控制下配額交易)”的原則，即對容許企業排放的二氧化硫總量實施封頂，并將排放配額度在企業之間分配，實際排放量低于容許排放量的企業就產生了剩余的排放額度，可以將其有償轉讓排放量高于容排量、需另外購買排放額度的企業，從而獲取經濟利益。引入這種利益驅動后，二氧化硫減排不再僅僅是企業社會責任和政府的行政約束，而成為市場機制主導下的、可持續的解決環境問題的手段。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到21世紀初美國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二氧化硫排放問題。

　　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的實踐給更多人以啟示。美國的理查德·山德爾博士是利率期貨的發明人，被西方稱為“金融期貨市場之父”，他率先注意到將“Cap and Trade”的原則應用于溫室氣體減排的潛力，并大大開掘了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的金融屬性。1992年，山德爾在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第一屆氣候變化大會上宣讀了關于建立碳交易市場設想的論文，此后，碳交易逐步從理論變成現實。

　　1990年代末，在《京都議定書》談判中，美國提出了實現碳交易的三種具體制度安排，即清潔發展機制(CDM)、聯合履約機制(JI)和排放配額交易，其中后兩種機制主要針對發達國家。

　　《京都議定書》2005年生效后，碳交易市場出現了爆發性增長，2008年規模超過1000億歐元。

　　另一方面，美國雖然未簽署《京都議定書》，但在國內企業自愿減排和地方政府的推動下，也構建了自己的碳交易市場。

　　在亞洲，印度在不承擔具體減排指標的情況下開始探索建立本國的碳交易市場。

　　由于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政策上轉向，很可能在年底哥本哈根談判后加入全球碳交易市場。世界銀行預計碳交易市場規模將在近期超越石油期貨市場，而山德爾認為其最終規模將高達14萬億美元。

　　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管清友認為未來將形成碳交易的全球統一大市場，其交易中心將和目前全球金融中心重合，美國將成為主要中心之一。而碳交易排放額作為一種非常容易標準化的商品，留給金融創新的空間可能是現在難以想像的。

　　在未來碳交易巨大規模和金融創新的基礎上，一些學者已經在設想未來的“碳貨幣”和“碳本位”。歷史經驗證明，一國貨幣崛起成為國際貨幣，基礎是該國國際貿易在國際商品貿易中的比重，而能源貿易又是商品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在能源市場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貨幣的國際地位，比如“英鎊——煤炭”、“美元——石油”之間的相互關系。由于未來碳交易很可能成為最重要的能源貿易，那么掌握了碳交易市場主導權的國家其貨幣將獲得強有力的支持。

　　在本輪金融危機中，各國都認識到美元一國貨幣充當世界貨幣的缺陷，而碳交易一方面基于能源商品貿易，一方面具有極強的金融屬性，那么在遙遠的未來，甚至可能出現將碳貨幣作為本位貨幣的全球“碳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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