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正豪
要從此處過,留下“買路錢”。
一位貨運公司的老板對《中國經營報》記者透露,他耳聞目睹的“買路”經歷包括:不到600米就收費5元錢,25公里之內設置5個收費站,一條高速公路的收費年限高達756年等。
相關文件規定,我國高速公路收費站之間的最低間距為40公里,最高的收費年限可達30年;但有些地方20公里就有一個收費站,很多公路的收費年限都超過了100年。
記者調查發現,“買路”成本在我國物流業運營成本中的比重約為30%~40%,有些企業甚至更高,這讓高油價時代的物流業者更加不堪重負。
成本重負
上海新杰貨運服務有限公司是一家擁有600多臺車輛的中型物流公司,在上海、廣州、武漢、成都、西安、北京、沈陽七個城市擁有轉運中心。該公司副總經理錢凱南告訴記者,公司擁有自己的司機隊伍,司機收入包括基本工資和運輸里程數超出一定范圍以后的津貼、運輸過程中產生的路橋費由公司支出,總體規模在運營成本中的比重占到4成左右。
該公司一位負責運營的高管向記者抱怨——路橋費和高價油使公司不堪重負,“運費再不漲,搞貨運的公司就要死光了”。這位高管透露,該公司希望合作伙伴能夠接受5%~10%的提價,但“與甲方的談判很艱難”。“我國物流市場非常分散,物流公司還不具備與甲方的議價能力,高企的運輸成本蠶食了公司的利潤,也限制了公司的擴張”上述高管表示。
號稱國內最大的公路零擔運輸公司的德邦物流每年的“買路錢”占總成本的1/3左右。該公司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該公司擁有1900多臺運輸車輛,已經覆蓋到全國30個省市,營業網點和轉運站點更為密集,貨物在不同省份運輸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使用本地車輛,這有助于控制路橋費的支出。
據北京工商聯物流商會秘書長田明介紹,物流企業分為純貨運企業、綜合物流企業以及第三方物流公司,路橋費在物流行業運營成本中的比重大約在30%~40%,而包括燃油費等在內的整體運輸成本在總運營成本中的比重,三類企業分別為80%左右、60%左右、50%左右。
“雁過拔毛”
雖然“買路錢”蠶食了公司的利潤,制約了行業的發展,上述物流企業人士仍然不太愿意過多地談及名目繁多的路橋費用。
公安、交通、路政甚至一些民營的高速公路投資主體都“混跡”路橋費的隊伍中。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我國公路主要通過融資、分段招標的方式建設,政府投資只占其中一部分,民間資本早已參與其中;公路建成之后,政府和民營機構都需要收回投資成本,因此收費站越設越多,也越建越密集,收費的年限也不斷延長。
推高企業物流成本的,還有為了創收隨時可能攔車檢查的各路執法人員,以及超載行駛產生的過站“小費”。據一位貨運公司的內部人士透露,由于貨運車輛“不超載不賺錢”,而收費站又是按重量計費的,司機往往需要塞上“小費”,收費站的工作人員才會少稱重量。
該人士認為,公路已成為相關利益團體和個人的斂財工具,大家只能接受“雁過拔毛”的結局。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的高速公路通行費是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歐洲的收費標準僅僅相當于我國的1/9;同時,我國是全球收費公路里程最長的國家,全球共有14萬公里收費公路,其中的10萬公里在中國。
我國公路涉及很多部門的利益,收費過高的內在原因也很復雜。田明表示,其中有法規不健全的問題,也有相關部門執行不力的問題,好的現象是二級公路的收費已在逐步取消,希望有一天大多數公路通行費能像以前的稽查費一樣一下子消失。
另外,由于“買路錢”推高物流成本,物流成本又轉移到商品的價格中。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首席顧問丁俊發估算,“買路錢”在商品價格中的占比大約為4%~10%,這種傳導在農副產品上的表現尤甚,比例也會更高,因此,路橋費用也是CPI不斷高漲的罪魁禍首之一。
來自該協會的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社會物流總體費用占GDP的比重在18%左右,大約是發達國家的兩倍。
融資模式之弊
交通部近日披露,1984年“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政策出臺以來,我國公路網中95%的高速公路、61%的一級公路、42%的二級公路都是集資建設的。由于參與集資的政府以及民間機構的資金大部分來自于銀行,因此就有了所謂的“政府還貸公路”和“經營性公路”。顯然,這種模式容易引發延長收費年限的尋租沖動,同時也為銀行業帶來一定的金融風險。
據丁俊發介紹,與我國“貸款修路”不同,美國《聯邦資助公路法案》規定,該國州際高速公路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1的比例出資建設,其中聯邦政府的資金來自于“聯邦公路信托基金”,而這個基金的資金87.6%來自于機動車燃油稅。在美國,作為公共實施的高速公路免費對民眾開放,不過美國也有收費高速公路,但它會提供附加值較高的服務。
田明認為,希望短期之內取消公路收費、摒棄“貸款修路”模式并不現實,但我國公路建設必須回到政府投資為主的軌道上,這樣才能逐步擺脫對“還貸公路”和“經營性公路”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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