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記者 廖望

　　在安徒生的故鄉哥本哈根召開世界氣候大會，人們無疑會期待這個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會議能有一個童話般美好的結局。但是期望與現實的鴻溝就如同文學和政治的差距。一場牽涉到100多個國家全球責任、經濟利益和發展空間的巨大博弈，注定不會浪漫。

　　悲觀者有理由不對這次會議抱有太高的幻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以及陣營內不同利益格局的團體，各自的訴求與愿望交織沖突難以調和，使得力圖在《京都議定書》基礎上每前進一步的努力都倍顯艱難。但是全球社會強烈要求減排的呼吁和全球變暖的現實又使得哥本哈根與會各國無路可退。

　　我們保守而樂觀地猜想，在如此多紛爭下，要求哥本哈根會議制定一份如《京都議定書》般有強制約束力的減排國際協定可能性很小。一種政治上可行的方案是，哥本哈根拿出一個各國承諾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宣言和行動時間表，這樣至少顯得哥本哈根會議不是一場徹底的失敗。至于之前寄予很高期望的有約束力減排指標將在哥本哈根之后去磋商。

　　不論是哥本哈根會場上還是后哥本哈根時代，氣候談判的兩大焦點無非是減排和資金技術援助。根據《氣候變化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要率先大幅度減排。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會議一定要確定發達國家2012年至2020年的中期減排目標到底是多少。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關注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要比減排承諾更有意義。

　　據統計，占全球23.6%人口的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二氧化碳累積排放量占全世界累積排放總量的79％。如果說碳排放權是地球賜給人類的福利，那么顯然發達國家已經動了發展中國家的那份奶酪。因此，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不是那種可以討價還價的贈予，而更多帶有歷史補償性質，應該是無條件的。即便是現在，占全球23.6%人口的發達國家年均能源消費占全球能源消費總量的64.6%，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總量的65%。發達國家仍然在侵占公共資源中屬于發展中國家的那份。因此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與其說是援助，不如說是為占用發展中國家資源而付費。

　　更值得重視的是，發達國家由于在資金和技術研發上的雄厚實力，在低碳經濟領域已經有相當的技術儲備和社會民意基礎。如果在強大的內外政治壓力下，發達國家承諾大幅度減排并且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可能會對其國內低碳轉型產生強大的倒逼效應。發達國家或許會“因禍得福”，在低碳經濟時代重新獲得長期持續發展的潛力，并且重新拉開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屆時，發展中國家不僅將面對發達國家減排成功之后更大的全球減排壓力，并且將面對低碳經濟時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更大的技術和產業鴻溝。

　　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很清醒地認識到，即便發達國家按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大幅度減排了也是遠遠不夠的。按照《公約》和《議定書》的要求，發達國家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額外、充足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但直到今天，發達國家并沒有作出實質性承諾和切實行動，相對于減排行動，發達國家的援助更像是一張空頭支票。

　　其實，在后哥本哈根時代，發展中國家更迫切需要的，不是發達國家的減排承諾，而是充足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來補償在石化能源時代的“后發劣勢”，換取低碳經濟時代的“后發優勢”。同時，發達國家要想證明應對氣候變化是一場共同挽救人類未來的行動而不是一場遏制發展中國家的陰謀，那么履行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承諾將是證明發達國家誠意最好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