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六十歲華誕前夕，對中國企業股份制改作出重要貢獻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家中接受了新浪財經獨家訪談。(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張健攝)

　　共和國六十歲華誕前夕，對中國企業股份制改作出重要貢獻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其家中接受了新浪財經獨家訪談，“已經很久沒有接受媒體專訪了。” 79歲高齡的厲以寧說。

視頻：厲以寧談中國第三次大轉折 媒體來源：新浪財經

　　為了近距離觀察中國經濟復蘇和發展情況，厲以寧最近親自去廣東和遼寧作了考察，獲取了第一手資料。在與新浪財經的獨家訪談中，厲以寧不僅回顧了中國經濟改革過程具有重要意義的股份制改革，而且對中國經濟復蘇和中國在未來全球經濟競爭、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微觀和宏觀上作出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建議，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重要參考價值，這無疑是厲老給共和國六十周年的一份大禮。

　　厲以寧提出，新中國從建國開始，經歷了三次大轉折，而第三次大轉折正開始，中國有望在第三次大轉折過程中引領世界。

　　股份制的必然

　　在厲以寧看來，企業所有制是經濟最核心的環節。

　　“要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到市場經濟體制，最關鍵的問題在什么地方呢？” 厲以寧問道。

　　他的答案是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是行政部門的附屬，不能自主經營，一定要重新構造社會主義經濟的微觀基礎，就是從企業做起，把企業改革放在首位。

　　厲以寧是中國最早提出“股份制”的經濟學家之一，中國剛剛轉到經濟建設之路的1980年夏初，厲以寧作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副教授，參加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的勞動就業座談會。在這個會議上，厲以寧第一次提出了股份制，以及企業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擴大經營，以此來解決就業問題。

　　厲以寧對股份制的認識來自于其從1978年開始與恩師羅志如一起研究二十世紀英國經濟的“英國病”，研究結果表明，英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根本問題是所有制問題，厲以寧因此認識到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轉換具有關鍵意義的是所有制改革，必須以新型所有制取代傳統所有制。

　　“大家都在設想，如果國有企業體制不改，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當時對企業改革有很多設想，比如承包制和租賃制，但這些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產權依然不明確，要明確產權，確定投資主體，股份制是最好的方式，股份制問題就這樣提出來了。”厲以寧說。

　　但改革是有阻力的，阻力在什么地方呢？因為存量很大，厲以寧他們提出增量先股份化，存量后上市，比如原來10億股存量，增發3億股在市面上流通，存量股不流通，股份制就是這樣啟動的。

　　但過大的存量國有股不流通也帶來問題，厲以寧表示，這容易形成董事會一種聲音、一個面孔，沒有討論，一家說了算，股份制單純成了一個融資手段，股份制面臨第二次改革，要轉變運行的機制。這件事2000年以后開始討論，這就是股權分置改革，也就是變成全流通的改革，現在基本上已經結束。

　　“中國的股份制經過增量股份制改革和全流通改革，終于走上了正軌。”厲以寧說。

　　1992年，厲以寧個人文集《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出版，1994年，其專著《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問世。

　　但厲以寧認為股份制被采納并非他一人之功，“當時提出股份制的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有一些人，包括已經去世的蔣一葦、董輔礽，以及還健在的王玨、蕭灼基、曹鳳岐等。”

　　股份制還有三個工作要做

　　厲以寧一直關注和推動股份制改革發展，他認為中國的股份制還有三個工作要做。

　　第一個要做的是完備金融監管體系，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備容易出現一些問題，小股東的利益可能會受損害，可能出現操縱股價和內幕交易等。

　　第二，要充分利用證券市場平臺加快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中國要經濟轉型，還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想發展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問題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問題，都要通過證券市場來做，創業板的推出是好事，有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有利于這些企業進一步實現經濟轉型。

　　第三，要實現真正完善的金融體系、資本市場體系和企業經營方式，人才是不夠的，在金融危機期間從國外引進人才，這是可以的，但立足點仍然應該放在國內，讓國內這些學有專長的本科生、研究生能夠找到用武之地，要大力培養他們。

　　股份制不是唯一形式

　　目前與股份制并存的還有股份合作制、合作制以及私有制等多種所有制形式。

　　厲以寧表示，股份制并不適合所有企業，小企業不一定要采取股份制形式，因為資本太小，可以采取有限責任公司形式，也不一定發股票。家庭經營和家族經營也不一定全要改，因為各企業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如果規模做大了可以改，小而精的企業不一定要改，他有他的優點，小企業獨資經營、家族經營完全是正常的。集體入股的形式也是股份制，是另外的股份制，帶有股份合作的形式，也不一定要上市。

　　平等和融資是民企要解決的兩大問題

　　中國經濟要更快復蘇，需要啟動民營資本。

　　厲以寧近幾年也非常關注民營企業，2007出版了《論民營經濟》。

　　厲以寧表示，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歸根到底是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公平待遇問題，包括市場的準入、以及其他各種待遇，所有的企業應該站在一條起跑線上，不能有所歧視，民營企業不要求特殊照顧，但是要求公平待遇，有一些領域只要法律沒有禁止就可以準入。民營經濟經常是在夾縫中生存，這是不正常的，無論國企、外資、民企，都應該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發展。

　　第二要解決融資難的問題。銀行稱中小企業貸款任務完成了，但厲以寧最近在廣東和遼寧兩個地方的調查中發現問題沒這么簡單。中小企業范圍太廣了，過了兩三千人的也是中小企業，過了十個人的也是中小企業，而小的占多數，得到一些貸款的都是中等偏上的企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是沒有解決的。

　　對于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厲以寧提出了四點寶貴意見：第一，要允許成立更多的中小銀行。大銀行對大企業，中等銀行對中等企業，小銀行對小企業。各得其所；第二，一定要建立公共擔保體系，包括擔保公司、擔保基金。民營企業貸款難，往往是沒有擔保和抵押物；第三，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自己必須健全財務制度，得有清清楚楚的賬，這不僅有利于銀行貸款，對企業的長遠建設也很重要；第四，要建立社會誠信，建立個人資信制度。

　　促進消費的核心是住房

　　經濟危機后，在投資、出口中、消費三駕馬車中，消費越來越重要。

　　厲以寧早年曾專門研究過消費經濟，著有《消費經濟學》。對于促進消費、擴大內需，厲以寧也從四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第一，必須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沒有購買力就難以消費，勞動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應該適度和逐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標準應該逐步提高，其中包括提高農民收入，“我一直主張適當的時候糧價逐步地上升，糧價太低，農民感覺種糧劃不來，收入怎么提高。”

　　第二，加快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從長遠來說是解除民眾后顧之憂，可以安心消費，但會有一個過程，比如小學實行義務教育了，但家長還要考慮孩子上大學的費用。但像醫療保障這種類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是必要的，一定可以慢慢緩解百姓的后顧之憂。

　　第三，提供老百姓需要的東西。舊產品百姓不急于更換，但假定有一種新型的比如節約能源的電動小汽車，既安全速度又快，還有利于環保，肯定會吸引更多消費。產品一定要有新意，設計要創新，原材料要創新，使用方便、價格合適就會帶來消費。

　　第四，從消費長遠角度看，住房消費仍然是最重要的。住房銷售會帶動很多相關商品的消費，但是房價這樣高一般人買不起，因此政府要在這方面想辦法。政府應大量地蓋廉租房，讓低收入家庭能夠買到房子，這樣消費就起來了。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中國經濟回升基礎還不穩固

　　在經濟危機后的復蘇進程中，中國的回升是最快的，但厲以寧認為，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固。

　　厲以寧表示，這次回升是靠投資拉動的，不是靠擴大內需帶動的，在投資中，又是以政府投資為主，應通過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的。但回升是好事，而且看來回升的勢頭還在持續。不過厲以寧認為，中國經濟要真正回升，出口還是很重要，因為歷來出口對經濟貢獻的比例比較大，出口復蘇不僅僅取決于中國自己，也取決于歐美市場的恢復情況。這個問題得到下半年再看，現在還不能下斷言。

　　在經濟復蘇中完成增長模式轉型

　　此次全球經濟危機的發生既是西方主觀的犯錯，也是全球舊經濟增長模式遇到了瓶頸。

　　厲以寧特別強調，中國在經濟復蘇過程要爭取實現增長模式轉型。如果經濟是V字型波動，到底后馬上起來，對于經濟轉型沒有什么作用，將來可能舊病重犯。如果別的國家經濟轉型了，中國沒有轉型，在未來的競爭中將處于被動。“所以說，寧肯下面呆的時間稍長，U字型的過渡，完成經濟轉型的過程。”美國很注意經濟轉型，一再強調還要保持世界技術的領先地位。因此，中國一定要注意，經濟不轉型的回升，基礎是不鞏固的。經濟轉型還包括擴大內需，因為即使國際經濟開始好轉，但如果他們的消費觀念發生變化，比如美國儲蓄率上升，不像以前那樣消費，對中國將來的出口還是有影響的。對于中國的長遠持續增長來說，出口是必要的，投資也是必要的，但促進消費、擴大內需以后，將帶來長遠的增長機會。

　　厲以寧同時指出，經濟轉型的主體是企業，政府起的是規劃、指導和服務的作用，不能倒過來。因此，政策應適于企業的轉型，有利于企業的自主創新，要在這方面多做文章。“政府成為服務者就好了。”厲以寧認為創業板的推進就是件好事，創業板能起到示范作用，讓廣大的相關企業，比如科技型企業，都看到這是有前途、有奔頭的，未來的前景很明朗。不僅高新企業會更有激情，傳統行業也會被激發起創造和創新力，比如建筑業和紡織業的原材料創新，讓大家住得和穿得更舒適、環保，在全世界都會受歡迎，前途更高遠。通過創業板，掀起一個創業和創新的高潮，對于中國經濟轉型也非常重要。

　　中國第三次大轉折正開始

　　中國經濟、金融一直以西方為老師，這次西方老師犯了一個大錯，未來中國經濟該向誰學習，是否可以自己引領世界呢？

　　厲以寧表示，西方有不同的學派，說西方經濟學導致了金融危機是不準確的，應該說西方某些經濟學派的觀點，影響了這幾年西方的經濟政策，流動性擴大、利率低，但不是所有西方經濟學都是這樣。經濟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監管制度放松了，這不完全是經濟學家的責任，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會說不要金融監管，西方經濟學家有一些觀點是對的，有一些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他們自己在實踐中也不斷地修正和改正。

　　厲以寧認為中國的經濟學跟西方是不一樣的，中國在60年之內經過了三次大的轉折。第一次大轉折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主義會代替了過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次大的轉折叫做制度更替。第二次大轉折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30年的改革開放意味著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進行了體制轉換，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工作完成以后才有今天這樣快的發展。第三次大轉折現在正在開始，從2000年以后，更確定一點說是從2003年以后，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增長模式的轉變，過去的增長模式是單純的重速度而不是重效率，重數量而不是重質量，粗放型而不是集約型，在當時認識不到今天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今天要求不但是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質量要提高，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要保護環境，要節約資源，要走循環經濟的道路，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是一個大轉折，剛開始。

　　厲以寧表示，中國的經濟學應該是在第一次大轉折之后，肯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制度的更替是一個前提，接下來，體制如果不轉換，中國富不起來，而現在經濟增長方式不改變，來就可能影響整個經濟的持續發展。環境不是我們這一代獨有的，是和我們的子孫萬代共有的，資源也不能這一代全部消耗掉，是要和子孫萬代共享的。這是第三次大轉折，但第二次轉折還沒有完，因為體制改革中城鄉一體化還要搞，社會保障制度還要搞，金融制度還要深化。可以說第三次大轉折和第二次大轉折在同時進行。現在第三次大轉折剛開始，中國的經濟學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這在全世界是沒有的。(文會 發自北京)

    新浪聲明：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