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萍報道

　　吳英案并非孤例，它的背景與浙江的整體金融環境息息相關。“目前浙江一帶民間借貸糾紛比較多，這和浙江商人的運作模式有很大關系。前幾年經濟很好的時候，企業成長性很好，資金回籠快速，可以應付到期的高額利息。從去年開始，經濟不景氣，以前依賴快速回籠的資金操作模式遇到了很大瓶頸，企業或個人也沒辦法歸還按時到期的債務。另外，那些借出資金的人對經濟的預期不樂觀，這也是一個原因。”熟知民間金融市場、長期接觸浙江民營企業的浙江六和律師事務所律師郎立新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

　　郎立新說：“浙江本身對民間集資一直存在強烈的市場需求，從改革開放后就一直存在。針對這樣一種強烈的需求，關鍵是國家到底要‘堵’還是‘疏’。”

　　“與其讓民間集資私下里生長，造成像浙江民間目前吳英這樣集資的瘋長、蔓延，造成非常壞的后果，還不如把它納入到一種監管里來。”郎立新表示。

　　此外，關于民間集資案，郎立新亦認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方面，關于民間集資造成的爛攤子，不同的地方的法院處理不太一樣。“建議最高法院做一個指導性的意見。”郎立新表示。

　　另一方面，對于集資所構成的詐騙嫌疑人是不是被判死刑，也值得商榷。“這類案件中的嫌疑人往往并不是一開始就要設局騙人，一開始也是一個正常的商業操作，慢慢到最后，他承諾的利息太高了，后來資金鏈就斷掉了。這和目的性很強的、一次性的詐騙操作還是有很大不同。”

　　“比如吳英案中，整個過程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即一開始，吳英可能并不存在惡意欺騙，只是想借錢來運作一下，但是到后來，她還不清了。此外，判死刑帶來的問題可能會更嚴重，導致債權人利益受損失。”郎立新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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