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志

　　參與中船重工年報審計的注冊會計師透露，中船重工突然通知先不要出審計報告，2008年的利潤要調低一點。他被告知：這是“上級”的要求，“2009年是個困難的年份，把國企2008年的利潤調低一點是為2009年繼續保持增長打下基礎”。(3月14日《經濟觀察報》)

　　這件事暴露出兩大問題。首先，統計數據上，是“這個可以有”，按需要定數據，如同《不差錢》里趙本山同小沈陽的約定。利潤低點，這個可以有。現實生活中，一些會計事務所并不能遵守自己的職業操守與道德，在出報告時總是算計自己的收益和風險。做假賬，尤其是為保集體利益而做假賬，已經成了行業潛規則，并且可以在本企業內部獲得“情有可原”的廣泛民意，因而是可以公開操作的；而在上級部門官員那兒，因為同是一條線上的螞蚱，因為關系到這個行業的被動運行軌跡，關系到從上到下一系列企業官員的政績評價，因而也都心照不宣，要么將少的利潤“注水變大”，最極端的就做到“有多大膽就有多大產”，要么將多的利潤“庫存備用”，留到明年可緩和一下利潤指標壓力，確保持續增長。所以，出現像中船重工這種由上級授意調低利潤額的操作，就不難理解了。坊間稱此行為是 “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統計數據變成橡皮筋，可長可短彈性操作，這種操作多了，必然妨礙其行業評價的準確性與科學性，也對高層決策帶來誤導。

　　其次，在激勵機制上，是“鞭打快牛”，為什么今年做出了多的利潤要留存起來當明年的“儲備糧”，說明我們的國企，至少在一種成績評價與確定激勵方面存在問題，因為一些行業，尤其是像中船重工這種由中央管理的特大型國有企業，一定程度上還存留著濃重的計劃經濟的影子，上級行業管理部門，會對下級企業，每年會有一些利潤指標任務數，而決定獎勵的有無與獎賞的力度，便由這些任務的完成情況來確定。于是，下有對策的應對就是，做到差不多，就放棄努力了，將原本今年完得成的利潤指標，留存到明年去，如果一不小心將利潤做大了，就在統計報表上做變更。這讓筆者想起了那個屢破世界紀錄的撐桿跳高名將布勃卡，他的搞法便是這樣，布勃卡通常每次都將世界紀錄提高1厘米，因此也有人稱他為“一厘米先生”。按他的實力，他完全可以一次性將世界紀錄提高數厘米，但他因為每破一厘米便能獲得高額獎金，他便每次破一厘米就歇氣了——獎賞制度讓他鉆了空子。同理，我們的激勵機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使本來可一鼓作氣拿下的目標，悠著點，明年再來——

　　所以，與其說中船重工是“調低基數保增長”，還不如說是“玩數字游戲保指標”，甚至是“保官位”。將今年利潤留給明年，可能會因為其有一些“為國家爭面子”的貌似合理的成分，而使這種為國家保增長而造假的行為變成可以諒解的操作。這實在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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