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導外資在扶持中國弱勢產業、獲得合理利潤的同時，又不至于形成壟斷，這是一個有待尋找答案的問題

　　□記者 袁瑛

　　冬天的溫暖

　　12月底，吉林省松原市乾安縣鱗子鄉，地里已經看不到耕作的身影了，連片的土地被整齊地翻犁過，等待著來年開春的播種。外面的溫度已經降到了-20℃，稱子村農民宋俊福家里卻是熱鬧非凡。

　　宋俊福拿著一張紙仔細地研讀，不時抬頭詢問身邊那位“高經理”。高經理給宋俊福一家詳細地解答著疑問。宋俊福手中拿的，是一份“臘質玉米種植合同”，這是位于松原的華潤賽力事達玉米工業有限公司與乾安縣農民近幾年來開展的一個合作試驗項目。通過與農民簽訂“訂單”生產合同，被當地農民稱為“玉米深”的華潤賽力事達提供包括種子、種植培訓以及銷售輔導的一系列服務。高經理是信誠食品有限公司的高建立，充當“中間人”的角色，組織農民進行臘質玉米的生產，并幫助“玉米深”安排培訓以及銷售。

　　2008年，家里有50畝地的宋俊福種了30畝臘質玉米，平均每畝比普通玉米多收入133元。宋俊福仔細核對過合同上的玉米價格以及相關條款之后，痛快地對高建立說：“明年還種粘玉米，我要多種半坰(約等于8畝)。”

　　臘質玉米，又稱粘玉米或者糯玉米，由其加工出來的支鏈淀粉等產品，在醫藥、化工、造紙、食品等輕工業的需求量不斷增加。但由于種植和加工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包括隔離區、產量以及加工工藝等，臘質玉米在中國一直難以普及。過去的幾年中，“玉米深”通過建立加工企業與農戶簽訂訂單的模式，在松原地區覆蓋了約5000公頃的種植面積，并以乾安縣為中心向周圍的鄉村輻射。

　　就在宋俊福忙著簽訂合同時，同村的徐春波雇了三輛卡車，將自家收獲的30多噸玉米運往百里開外松原市開發區的“玉米深”公司加工基地。徐春波到達時，貨車已經在“玉米深”門口排起了長隊，幾十名裹著棉襖的農民扎著堆，搓著手，來回踱步。他們剛剛將玉米送進去，正等待著檢測結果和發票。

　　“雖然每年都要排長隊，但‘玉米深’的價格能比其他企業高幾分錢，而且錢給的及時，送糧排隊還有暖氣休息，玉米檢測時農民和檢驗員都不能見面，很公平。”徐春波憨厚地笑著，“把玉米送到這里，踏實。”

　　成立于1999年的華潤賽力事達玉米有限公司(“玉米深”)是松原地區最大的玉米深加工基地之一，是該地區收購玉米的主力軍。松原市糧食局副局長高興國告訴《商務周刊》：“作為產糧大市，松原糧食產量的80%是玉米。‘玉米深’的年生產加工能力達到60萬噸，能夠消化掉全市玉米產量的10%以上，是這些年松原地區解決賣糧難問題的關鍵因素。”

　　從一個瀕臨倒閉的合資企業發展到如今的玉米深加工大戶，“玉米深”的背后站著全球農業巨頭——美國嘉吉公司(Cargill)。嘉吉是一家全球性的食品、農業和風險管理產品及服務供應商，成立于1865年，目前在約66 個國家擁有15.8萬名雇員。2003年，嘉吉決定參股巨額虧損的“玉米深”，并將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生產設備引入，“玉米深”逐漸走出低谷，于2005年開始贏利。

　　隨著“玉米深”在當地的影響日漸廣泛，嘉吉的名字也越來越被當地農民所熟悉。在約1個小時車程之外的榆樹村，由嘉吉控股66.5%的美盛化肥舉辦的玉米種植培訓會上，榆樹村的謝連利指著印在美盛化肥宣傳冊上的“嘉吉”字樣告訴記者：他經營的小店每年銷售300多噸的化肥，其中有一半是嘉吉的美盛化肥。美盛化肥的中國區市場經理馬衛民告訴記者：“每年嘉吉都會舉辦這樣的農民培訓，遍布松原市20多個鄉鎮，受益農民上萬。”

　　從“訂單生產”、化肥直到玉米收購，嘉吉與松原農民合作的程度已經非常之高。宋俊福、徐春波等近200多萬松原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也因此與嘉吉有了密不可分的聯系。當然，伴隨著嘉吉在中國經營活動的逐步開展，這家美國頂級農業集團的影響遠不止于此。

　　共贏的玉米圈

　　農民渴望解決“賣糧難”問題，實現增產增收；政府渴望招商引資，獲得財政收入，解決就業；公司則渴望實現贏利，這樣一個圍繞“玉米”生產和加工的“共贏”局面，不僅是松原市政府、農民和嘉吉的共識，而且也正在成為現實。

　　在松原市糧食局副局長高興國看來，嘉吉這樣的企業無疑是個“寶”。“過去幾年，吉林一直存在著豐收不增收的困境。歉收了發愁，豐收了也發愁。”他有些激動地告訴記者，“2006年，‘玉米深’擴產之后，年生產能力達到了60萬噸，這就解決了松原近1/4的余糧。松原地區的賣糧難問題這幾年都不存在了。”

　　面對今年出現的“暖冬”和東北地區的“糧改”，松原市政府副秘書長孫長義也表示，“今年松原地區的玉米可能會出現‘余糧過剩’的問題”。“玉米深”的總經理劉軍則表態說，“今年賽力事達的計劃玉米收購量沒有變化，依舊是60萬噸。”這無疑給在座的孫長義和高興國吃了一顆定心丸。

　　不過，賽力事達開出的1350元/噸的價格還是讓劉軍感到有些吃力。面對源源不斷過來賣糧的農民，劉軍顯得既高興又有些無奈，他對《商務周刊》說：“按照這個收購價，今年肯定是虧損了，因為市場的銷售價格已經低于或很接近這個價格，利潤已經被嚴重擠干。好在我們不是上市公司，暫時的虧損并不影響我們與農民的長期合作，虧損還是要收，我們跟農民的合作絕不是一錘子買賣。”

　　過去幾年里，嘉吉不僅使賽力事達獲得了資金和先進的管理，其產品也開始進入到雙方股東的營銷網絡。嘉吉著手調整了產品結構，利用自己在全球的客戶如美贊臣、惠氏、雀巢等大舉進軍中國之機，開始在這家公司發展玉米加工的高端產品，如麥芽糊精。此外，賽力事達有20%的產品借助嘉吉的全球資源外銷。2007年賽力事達完成60萬噸擴能之后，其產值達到10億元人民幣，產品出口創匯3000萬美元。

　　相比起來，嘉吉近年的全球業績表現更為顯著。公開報道顯示，以2006—2007財年為例，嘉吉全球的銷售收入達到752億美元，同比增長6%，凈利潤17.27億美元，同比增長13%。2007—2008財年，其全球收入又劇增到1204.39億美元，同比增長36%。

　　當然，在這個農業收益鏈條上，更重要的是如何讓農民利益分享。從松原這個“標本”來看，“玉米深”在解決農民“賣糧難”問題上起到了關鍵作用。由于“玉米深”的收購價格相對較高，全市農民每年因此增收3000萬元，與此同時，“玉米深”安置當地就業上千人，這些原來的松原本地農民實現了人均年收入24000元。在以乾安為中心的“臘質玉米”種植試驗，也“輻射”了8000多公頃的種植面積，增加農民收入1600萬元。

　　不過，在這樣一個看似完美的“公司+政府+農戶”的共贏模式下，困擾中國農村發展的關鍵問題依然存在。無論是在糧食加工流通環節，還是“訂單農業”的嘗試下，農民的短期收益確實有了提高，但他們提供的仍然是沒有附加值的初級農產品。在談到此問題時，孫長義副秘書長也無奈地表示，松原有些地方曾經試點過“土地入股”，讓農民積極參與到農業生產的其他更具附加值的鏈條中去，但事與愿違，現實的中國農民更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

　　曾經赴美國對其農業進行了“田間考察”，并合作撰寫了《糧食戰爭》一書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周立，進一步強調說，“糧食承載的功用遠遠不只是生產，它還涵蓋了生態功能、生活功能、糧食安全功能等。”因此，在他看來，農民的增產增收，僅僅是糧食生產功能的體現。如何在“合同農業”、“訂單農業”這些所謂“公司＋農戶”的模式下，實現真正長期的可持續的共贏，是政府、以及嘉吉這樣的外資企業在未來更需關注的問題。

　　資本的本質是為了賺錢，這無可厚非。然而，面臨今年 WTO關于外資企業進入我國糧食流通領域的過渡期結束，如何引導外資在扶持弱勢產業、獲得合理利潤的同時，又不至于形成壟斷，這個至今尚未找到正解的問題無疑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嘉吉“巨人”真相 □記者 袁瑛

　　“玉米深”是嘉吉在亞洲投資的最大合資企業，注冊資本達到13億元人民幣，其中嘉吉集團持有公司51%股權，中糧集團持有剩余49%，1996年經國務院批準建廠。然而，倘若追溯嘉吉在中國的腳印，則可以回到1971年，嘉吉在中國臺灣的高雄設立了第一家飼料加工廠。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發布后不久，嘉吉就是第一批來到中國大陸進行貿易合作的美國公司。

　　嘉吉公司對自己的定義是：一家全球性的食品、農業和風險管理產品及服務供應商。“嘉吉的業務非常多元化，很難表達成一種模式。”嘉吉中國與韓國區谷物油籽總裁安博泰曾經這樣對《商務周刊》解釋說。

　　在嘉吉的網站上，其業務被主要概括為5個方面：農業(動物營養、化肥)、原料采購及加工(谷物油籽、棉花、糖、海洋運輸)、食品配料(淀粉與甜味劑、專業食品配料等)、工業(聚氨酸)和風險管理。具體來看，這家有著141年歷史的老牌私人企業，在時間的累積和沉淀下，已經形成了從農業到食品加工，從能源到工業貿易的一個龐大而交錯的業務體系。這些業務在中國也已紛紛“試水”。

　　除卻谷物加工及其他農產品加工，嘉吉目前在中國的業務還包括：作為世界最大的動物營養公司之一，嘉吉在中國14個省擁有18家飼料廠，提供普瑞納、嘉吉、安億科、樂恩貝等品牌產品，目前還有幾家飼料廠在建；美盛化肥在中國的業務歷史則更為悠久，目前嘉吉在江蘇、煙臺、秦皇島以及云南都建有化肥廠。在棉花、糖等大宗商品的進出口業務中，嘉吉一直是中國貿易市場的領頭羊。以棉花為例，嘉吉棉花自1972年以來，就開始將世界各地的棉花引進中國；嘉吉位于上海的中國食糖小組，在過去的25年里向中國各地的工業用戶、批發商以及終端用戶供應食糖。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嘉吉在中國還涉足貿易結構融資和投資金融領域。其中嘉沃投資是嘉吉控股的一家子公司，其在全球管理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四類資產：貸款組合、房地產、公司證券和特殊機會，在華管理的資產主要是不良貸款與房地產。

　　在國際大宗商品方面，嘉吉的國際鋼材貿易部一直是中國大型鋼鐵廠的礦砂和生鐵重要供應商之一。2005年，嘉吉成為中國第一家獲得鋼材進出口許可證的外資公司，拿到了為國內鋼鐵客戶提供全程物流和分銷服務的資格。嘉吉石油于2001年就進入了中國，成為上海期貨交易所的積極參與者，目前已經獲得批發許可證。

　　嘉吉的業務鏈條甚至延伸到了海洋運輸領域，嘉吉海洋運輸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干散貨物運輸商之一，每年承接超過1.6億噸的貨物運輸。在中國，嘉吉海洋運輸的身影活躍在鋼鐵、煤炭和谷物運輸業務中。

　　一個以提供食品和農業產品與服務為主，擁有多元化業務，并具備類似日本綜合商社架構的龐大“帝國”，愈來愈清晰地浮現在我們面前。然而，這個龐大的“帝國”在中國的身份一直被稱為“糧商”。它真正被中國大眾和媒體所知曉，也是起源于那場“大豆之戰”。

　　一個流傳甚廣的數據是：目前中國70%的油脂加工廠屬于外資，80%的大豆壓榨能力被跨國糧企尤其是所謂的“四大糧商”——嘉吉(Cargill)、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和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所控制。

　　大豆由于被視為非糧食作物，國家對其貿易關稅控制一向較松，這就為外資糧商提供了機會——從巴西、阿根廷等地低價收購南美大豆，運至美國港口，然后美國糧商將這些大豆銷售至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國，一時在中國的大豆進出口領域出現了“巴西人種大豆，中國人用大豆，美國人決定轉手利潤”的格局。

　　從幾年前開始，“四大糧商”在中國大規模收購和建立下游壓榨廠。目前嘉吉在中國主要設有4家飼料蛋白和植物油的油籽加工廠，其中兩家位于廣東東莞，一家位于廣東陽江，一家設在江蘇南通(該廠也是嘉吉全球最大最先進的油籽加工廠之一)。四家工廠的日壓榨能力約為13500噸，占據了近17%的國內市場份額。而排名前兩位的益海嘉里和中糧集團兩家的市場份額則超過一半。

　　國內壓榨企業普遍使用進口大豆進行壓榨已是不爭的事實。伴隨著進口大豆逐漸獲得競爭優勢，國內豆民和壓榨企業處境堪憂。一時間，包括嘉吉的“四大糧商”被推到了公眾指責的風口浪尖。嘉吉投資(中國)有限公司主席兼總裁葛諾仁說他一直認為所謂的“價格操控說”有些荒謬，直到他發現針對嘉吉的指責和質疑聲愈演愈烈。“我在糧食行業已經摸爬滾打了30多年，我看到的事實是，從芝加哥到大連交易市場，看看每日的交易量有多大，你就會明白，單憑一家或幾家公司是難以控制市場價格的。”葛諾仁對《商務周刊》說。

　　孰是孰非，曾經參與撰寫《糧食戰爭》一書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周立對《商務周刊》表示，“我從來不曾站在嘉吉這些跨國公司的反對者立場上。公司要追逐收益，服從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無可厚非。但有一點，我們要十分清楚糧食的特殊屬性：就糧食本身而言，是很容易被操控的，無需控制產業鏈，只需改變或者影響決定供需平衡上的那一點關鍵產量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這場“豆爭”中，嘉吉的身份被模糊了。無論從業務的構成和組織結構來看，嘉吉遠非“糧商”這一身份能夠概括完全。這個擁有141年歷史，業務領域涵蓋農業至工業貿易的龐大農業“巨人”已在中國市場行動起來。

　　“全球農業市場是一個    極其開放的市場，那里沒有敵意”

　　——專訪嘉吉(中國)投資公司主席兼總裁葛諾仁

　　《商務周刊》：關于撲面而來的嘉吉等外資公司操控國際大豆價格的質疑聲，您的回應是什么？

　　葛諾仁：當你置身事實的真相之中，卻又聽見局外人的討論，說實話，很多時候，他們的討論會讓你感到荒謬。關于大豆價格操控的問題給我的感覺正是這樣。我已經在糧食產業里待了30多年，坦白講，根本沒有任何公司可以控制得了糧食價格，因為這個市場太大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每天的平均交易量為5億美元，面對如此大的交易量，你就會明白，單憑一家或幾家公司是難以控制市場價格的。這也是為什么從一開始，面對這樣的置疑，我們沒有回應，覺得沒有人會相信。直到有一天，中國的朋友告訴我說，有些人對“控制論”深信不疑，我才意識到我們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所回應。在糧食領域的貿易商們極具競爭力，因此，競爭也很激烈。我們知道，在石油業，OPEC能夠控制油價；但在糧食領域，沒有OPEC這樣的組織。在美國，如果你與競爭對手談論價格，這都是非法的。

　　《商務周刊》：面對國產和進口大豆的價格差距如此之大，很多壓榨企業可能會停產，生產非轉基因的豆農可能會破產。一些人提出應該對壓榨企業進行補貼，或者應該提高大豆的進口關稅。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葛諾仁：我們還是從目前的大豆供需水平出發來看這一問題。中國目前有5000萬噸的大豆需求，而自己的產出大約只有1600萬噸，中間的缺口是3400萬噸。這1600萬噸中，約1200萬噸是用來做食品的，例如豆制品，剩下可用于壓榨的大豆量僅為400萬噸左右。目前中國的大豆主產區在黑龍江，只有在那里，大豆可能有剩余的產量，而這里豆農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將大豆運輸出去。我的建議是政府應當給這些黑龍江的豆農提供補貼，改善物流，讓農民直接受益，而不是補貼大豆壓榨企業。目前政府的做法是在市場大量購買大豆，以保護大豆價值一直維持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而一旦政府不再收購大豆，世界大豆價格隨之降低，導致進口大豆的競爭力更強，國內大豆更處于劣勢。

　　而對于關稅提高這個辦法，我們同樣可以計算：中國每年所需5000萬噸大豆中，用于壓榨的只是其中400萬噸，提高的關稅必將影響到其余用于食品或其他用途的大豆價格，例如飼料和食用油。誰將承擔這部分代價？是養豬養雞的農民，是普通的消費者。油會漲價，豆制品會漲價。坦白的說，如果關稅提高，所受惠的人群將很少。

　　《商務周刊》：嘉吉一直強調“糧商”的說法不準確，可事實上，糧食進出口貿易一直是嘉吉在中國開展的主要業務。

　　葛諾仁：的確，在中國玉米多余并且鼓勵出口之時，嘉吉代理了中國2/3的玉米出口量，同時，我們也是中國最大的濃縮蘋果汁出口商。目前，嘉吉與中國的年貿易額約為50億美元。可以說，1999年之前，嘉吉更多注意大宗商品的貿易，沒有更多側重客戶。但那之后我們改變了觀念，希望通過深加工等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這也成為利潤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嘉吉的糧食貿易也不是如其他糧商一樣在期貨市場上“一手出，一手進”，我們更多地是將看得見的糧食從世界的一個地方運輸到另外一個需要的地方。在期貨市場上，嘉吉只涉足一些遠期風險的對沖活動，目的是為了進行風險管理。我們不是為了獲得貿易利潤而進行糧食貿易，我們完全不同于炒家，這是根本的區別。

　　《商務周刊》：經過30多年的努力，嘉吉如今已經成為了中國農民不可分割的親密伙伴，在提供化肥、糧食加工等傳統的農業服務以及產品之外，嘉吉希望未來在哪些環節上更深入與中國農民的合作？

　　葛諾仁：目前可以看到，嘉吉在養殖領域與中國農民的合作是最緊密的。但我們遠遠還不滿足，我們能為農民做得更多。例如，在美國，嘉吉有自己的收購站，在種植、化肥等方面都有相應的組織結構給農民提供服務，甚至還包括給農民提供例如“糧食換保險或者教育基金”等等項目，我們可以幫助農民和保險公司談判。但在中國，出于種種限制，我們還沒有開展這些服務。當然，這取決于中國政府的需要。如果撇開政府的限制不談，阻礙嘉吉更多業務在中國開展的另外一個主要因素是中國的農戶規模都太小，極其分散。無論提供何種服務，與分散的農戶一個一個進行溝通都是比較困難的。

　　中國政府目前正在大力發展合作社，我很期待這一政策能在不遠的將來看到成效。這樣就意味著嘉吉可以與更大規模的農民經濟組織合作，將農民集中起來，我們就能夠開展更有效的培訓和服務。

　　在其他方面，我們正在嘗試為一些國內的農業公司提供風險管理服務等等。目前，我們還沒有開展諸如農業融資等業務。在風險管理方面，嘉吉有著豐富和先進的經驗，當然，前提仍然是需要有農業合作社這樣的基礎，才能保證我們更好的為中國農民服務。

　　《商務周刊》：目前對于嘉吉的指責不光來自媒體，有部分來自國內的農業集團和國有企業，在您看來，嘉吉與這些國內企業的矛盾主要存在于哪里？

　　葛諾仁：能感受得到，這種敵意，或者說對于外資企業的擔憂，并不僅僅是針對嘉吉一個公司的。之所以國內的少數企業會有這樣的擔憂，我認為是因為他們還不甚了解：如今的大豆以及其他糧食貿易是基于一個國際市場的基礎之上的，發生在歐洲或者南美市場的變化可能立刻會影響到芝加哥交易所或者大連交易所大豆的價格，而國內少數企業由于種種局限，還對全球的糧食貿易市場缺乏一個清楚的了解。基于此，國內企業在很多方面肯定競爭不過外資公司，產生很多誤會或者其他的敵意也在所難免。我要強調的一點是，全球的農業市場是一個極其開放的市場，例如在美國，最大的糧食收購公司是來自日本的企業伊藤忠和三菱，而在巴西最活躍的收購企業則是阿根廷的企業。

　　《商務周刊》：出于對中國糧食安全的考慮，很多人認為一個重要的缺憾是中國沒有發展出類似嘉吉這樣的農業集團。中儲糧有糧源，但卻沒有糧食加工業務，中糧有糧食加工業務，但卻沒有糧源。在您看來，結合美國的經驗，類似中儲糧和中糧這類大型企業的合并是否是一個可取之策？

　　葛諾仁：從上一個問題可以引申出，我覺得中國農業公司最需要的不是別的，而是一個國際化的視野。他們需要走出去，更多地了解全球大豆、玉米市場的波動和變化。與此同時，任何一個國家的土地資源都是有限的，要實現糧食安全供應，就要在提高國內土地生產率的同時利用國外資源。我認為，中國政府很明智，在最新發布的《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中，政府明確提到了利用國外農業資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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