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30年的歲月之河中，商業流行詞如一葉葉扁舟，伴隨每一個商業流行詞的，是無數曾經的風流人物。

　　文|本刊特約記者 張小平

　　每一個年代，都有屬于自己的商業流行詞——

　　大包干、承包制、合資企業、投機倒把、倒爺、炒股、三角債、產權改革、下海經商、企業自主權、貿易摩擦、聯營、走私、共同致富、非法集資、下崗、多元化、國際化、國有壟斷、紅帽子……

　　在長達30年的歲月之河中，這些流行詞如一葉葉扁舟，在峰尖谷底起伏翻騰。

　　有些商業流行詞匯，已經慢慢駛出了我們的視線甚至記憶；有些商業流行詞還在繼續幻化演變；而更多的商業流行詞層出不窮。

　　伴隨每一個商業流行詞的，是無數曾經的風流人物。

　　如果我們眼光不夠長遠，這些詞與人物將淡出我們的視線；如果我們記憶不夠牢靠，這些詞匯與人物將模糊在我們頭腦的褶皺中；但幸運的是，還會有企業史、商業史、改革史??給這些詞匯和人物留有一席之地。

　　當今天的你和我、明天的他和她，翻開這些歷史的篇章，那些風行一時的詞匯和人物會再次奔襲而來。

　　下海經商

　　鄧小平的兩次南巡揭開了新中國公司元年的序幕。

　　中國幾次大的下海經商浪潮發生在1981年、1984年和1992年等幾個年份。

　　1981年主要兩大因素導致了社會大量剩余勞動力：一個是大批知青返鄉；一個是國企的“三產”和“停薪留職”。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講，很多人的行為還算不上經商，大多都是養雞、做家具、擺大碗茶之類的小打小鬧。“三產”本來是國企主業受阻后展開的商業自救，卻本末倒置，沒有真正解決冗員過多、效率低下的問題，反而導致人心渙散。

　　后面兩次下海經商浪潮都與鄧小平南巡緊密相關。有心栽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蔭。中央領導人寄予厚望的國企改革始終見效甚微，反而南方那片不毛之地煥發出勃勃生機。

　　1984年元旦剛過，鄧小平開始了第一次南巡，先后去了深圳和珠海，并題詞肯定兩個特區的經濟發展。隨即，中央宣布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中國出現了壯觀的“孔雀東南飛”景象，大批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熱土。燥熱的情緒迅速發酵，最終導致了“全民經商”浪潮的來臨。

　　這一年創業的人有柳傳志、王石、張瑞敏、李經緯、段永平、趙新先、李東生、潘寧、牟其中等人，后來被稱為“中國公司元年”。

　　在短暫的倒春寒后，鄧小平于1992年元旦后開始了第二次南巡。

　　與第一次的相對謹慎相比，這一次鄧公熱情洋溢地稱贊了特區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績，并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線要堅持一百年”等旗幟鮮明的觀點。

　　正如其后的兩會期間刊發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的標題所渲染的一樣，全國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經商熱。

　　這次浪潮有一個特點，就是一大批中低層官員毅然跳下了海，其中包括陳東升、郭凡生、馮侖、田源、薄熙成等人。

　　三角債

　　困擾中國經濟長達數年的魔鬼之鏈終于解開。

　　因為上一年嚴重的通貨膨脹，政府于1989年開始實施強硬的宏觀緊縮政策，商品在一夜之間從搶購變成滯銷，大多數企業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經歷了“冰火兩重天”，造成了企業大量的庫存和資金緊繃、互相之間拖欠的惡性循環。

　　據資料顯示，當年3月末，全國企業超過正常結算期的拖欠總額高達1085億元。這個叫“三角債”的難題，將在數年時間內一直困擾中國的經濟發展。

　　1991年5月，發生了一件新聞媒體替企業要債的趣聞。

　　在幾年時間內，上海寶鋼被拖欠的“三角債”已經累積達20多億元，企業和政府使用渾身解數也收效甚微，寶鋼瀕臨絕境。一不做二不休，寶鋼干脆把100多家欠債企業名單在媒體上刊登出來。于是，隨后的幾個月時間內，全國很多媒體記者掀起了一股替寶鋼去要債的熱潮，而且收效顯著。

　　也在這一年，朱镕基從上海市委書記調到北京任副總理。素以強硬和務實著稱的他，上任后啃下的第一塊硬骨頭就是“三角債”。他遠赴深受“三角債”之苦的東北三省進行坐鎮督戰，并在回京后召開了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

　　清理過程中朱镕基還邀請眾多媒體進行監督促進。到第二年5月，全國清理固定資產項目4283個，收到了注入1元資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擾中國經濟長達數年的魔鬼之鏈終于解開。

　　投機倒把/倒爺

　　有時候運氣很重要，甚至能決定人的命運，曾經的倒爺王石、柳傳志就是幸運兒。

　　1981年1月，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禁止鄉鎮社隊企業的“無序”生長，避免同國企爭奪原料。

　　這一年，韓慶生等四個國企的工程師利用業余時間為一家鄉鎮企業設計了兩套生產污水凈化器的圖紙，讓這家農機廠起死回生，每人也得到了600元酬勞。但后來，韓慶生卻因“技術投機倒把罪”，被判入獄300天；第二年，因小商品興起的溫州，卻爆發了“八大王事件”，包括“電機大王”胡金林等八人在內，因為“投機倒把”和“嚴重擾亂經濟秩序”被公安機關追捕；1983年，牟其中因為倒賣座鐘，被捕入獄一年……而這種利用專政力量對體制外資本進行遏制，一直將持續20余年。

　　1983年前后，“倒爺”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政策資源和錢權交易的中心，后者是因為寬松的政策環境成為“倒全國、賣全國”的“倒爺天堂”。深圳的前十年，并非是原先設想的靠吸引外資發展起來的，而是一幫“倒爺”倒出來的。

　　柳傳志剛創業的1984年，曾經頭腦發熱、拿著社科院計算機所給的20萬元開辦費加入了“倒爺”行列，但第一次倒賣彩電就給騙走了14萬元；而遠在深圳的王石遠比柳傳志幸運，他靠倒賣玉米積累了第一桶金。

　　1985年，爆發了震驚全國的海南倒賣汽車案。在那段時間內，全島陷入了瘋狂之中，人人爭跑批文、個個倒賣汽車，短短一年多時間內，通過炒賣外匯和濫借貸款先后批準進口8.9萬輛。當時的海南行政區一把手雷宇被撤職，組織部長林桃森被以“投機倒把罪”判處無期徒刑。

　　1985年初，國家宣布實行“價格雙軌制”，這直接促進了“倒爺經濟”的進一步繁榮。一方面，“投機倒把”行為擾亂了經濟秩序、滋生了官場腐敗、導致了一批灰色暴富階層的誕生；另一方面，全國無數的“倒爺”們，如白蟻般把計劃經濟的堅固堤岸啃噬得千瘡百孔，并最終崩潰。

　　1997年《刑法》修訂時，終于取消了“投機倒把”罪名，這個披著濃重計劃經濟色彩的字眼淡出了歷史。

　　股市/炒股/資本運作

　　雖然股市高低錯落，但高西慶、王波明等人卻永成為了中國證券市場的開拓者。

　　完全是一廂情愿，1988年8月，在紐約工作的律師高西慶和證券交易員王波明跑回國內，慫恿相關部門籌建中國的股票交易所。

　　在一次匯報會上，中央領導和專家們對此發表意見：一是條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而此時在上海，管金生、闞治東等人已經卷起袖子干了起來，相繼成立了申銀、海通、萬國等三家證券公司。

　　一個叫楊懷定的倉庫管理員聞到了空氣中的腥味，懷揣借來的10萬元跑遍了當時政府允許開放國庫券轉讓的7個城市。短短余月，楊懷定變成了大名鼎鼎的“楊百萬”。

　　1990年6月，35歲的上海人民銀行分行金融管理處副處長尉文淵受命籌建上海證交所。當時，可供他烹飪的只有“三把蔬菜”（萬國、申銀、海通三家證券公司）和“六塊肉”（符合上市資格的6家公司）。12月19日舉行了上海證交所開業典禮，朱镕基致辭。總裁尉文淵敲完開市鑼后便激動的暈倒在地。而在此之前的12月1日，深圳市證交所卻“未婚先孕”，在沒有中央政府批文的情況下搶先開市。

　　因為受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刺激，中國股市開始呈現出亢奮的態勢。

　　尉文淵在當年5月宣布放開股價，并發明了“大戶室”；而深圳的股票則從無人問津突然變成爭相搶購，發行新股只得實行憑身份證抽簽的辦法。于是，兩天之內深圳涌進了上百萬搶領抽簽表的人。擁擠的人群中，就有后來成為資本大鱷的唐萬新的身影。由于抽簽表發放出現了集體舞弊事件，最終導致了群體惡性事件。這一事件，也直接催生了證監會的誕生。

　　1993年，股市發生了寶延風波和蘇三山案，這奠定了中國股市的灰色基調。兩年后，“證券之父”管金生在國債期貨市場與有政府背景的中國經濟開發總公司對賭，最終爆發了“3.27事件”。管金生因此被捕，尉文淵也受牽連被免職。第二年，萬國與申銀合并為申銀萬國。

　　發育不健全的股市給了那些半死不活的國企一個全新的狩獵場，他們開始了肆無忌憚的融資圈錢游戲，并直接誕生了大批“殼資源”和以此興風作浪的莊家們。

　　1999年突然來臨的“5.19行情”，更是讓呂梁、唐萬新、劉波、宋朝弟、宋如華等莊家瘋狂起舞。“把自己變成野獸，也就擺脫了做人的痛苦”，中國股市淪落為沒有道德底線的野蠻之域。

　　2006年6月6日，中國股市跌入冰點。欲哭無淚的股民們終于等來了股權分置改革，這給死氣沉沉的股市帶來了新的生機。一年后，終于迎來了全民狂歡的股市盛景。但在狂熱之中，灰色操縱和投機色彩卻愈發濃烈。

　　好景不長，2008年的股市又高位跳水，跌去了近六成。中國股民們在奧運會的全國歡慶熱浪中繼續苦苦支撐。

　　產權改革

　　產權問題可以說是中國企業家最為致命的生死坎。

　　在計劃體制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中國企業家，在上世紀80年代逐漸有了產權意識的覺醒，開始了一輪持續20多年的艱苦卓絕、跌宕起伏的追求資本人格獨立的斗爭。

　　1988年，當絕大數人還在承包制的圈子里折騰的時候，柳傳志卻跑到香港成立了合資的貿易公司，而王石正在和公司的大股東進行堅決的抗爭，魯冠球則通過“花錢買不管”界定了產權。他們都為以后的產權改革留下了極為隱晦的伏筆。

　　國企改革一直是一個讓各級政府領導人頭痛的難題。在失去耐心后，有些地方開始主張國企“安樂死”，希望達到“死一塊活一片”的目的。有經濟學家據此提出了“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方針。

　　于是，一場浩大的資本盛宴開始了。其中最為冒進的是諸城市市長陳光，因為將全市所有272家國營或集體企業全部出售給了個人，因此被稱為“陳賣光”。

　　出售國企的出路之一是由讓經營不錯的國企兼并虧損的國企。比如宗慶后的校辦工廠兼并了當地的大型國企——杭州罐頭廠；出路之二是向外資出售。最離奇的是中策并購案。一個叫黃鴻年的印尼籍華人，在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先后收購了全國各地幾百家國企。這引發了其他國外企業的爭相效仿；出路之三是出售給國內民營資本。集體企業活躍的浙江，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權變革，稱為“量化改革”。

　　到1996年前后，浙江80%的中小集體企業都完成了產權量化改造，催生了一大批億萬富翁。

　　1998年，政府針對國企開始了新一輪更為猛烈的產權改革，那就是“國退民進”。

　　這場運動從1997年開始試點，到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徹底改變了國企所有制格局，也導致了地方政府、國有資本、國外資本、民營資本等幾方的一場利益大博弈。

　　產權問題可以說是中國企業家最為致命的生死坎。圍繞這個難題，釀造了眾多企業家無盡的悲喜劇：沉淪的有李經緯、鄭俊懷、仰融、潘寧等人；飆升的有柳傳志、王石、魯冠球等人；而海爾的張瑞敏、長虹的趙勇、海信的周厚健等人一直在岸邊謹慎地觀望并伺機而動。

　　多元化/國際化

　　如果說多元化讓史玉柱吃一塹長一智，國際化卻讓李東生吞下了難咽的苦果。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多元化思想開始在中國企業家腦海中瘋長。

　　最典型的是首鋼。除了鋼鐵的主業以外，它涉及的領域有自行車、醫院、杠鈴、大衣、家具、房地產、飯店、機器、計算機、銀行、面條等，幾乎是全面出擊、四處開花，從事產業之多、之雜讓人瞠目結舌。

　　三九集團的趙新先也不甘人后。乘著“抓大放小”的政策東風，趙新先成立了三九投資管理公司，委派60多名干部浩浩蕩蕩開往全國進行企業收購。從1996年到2001年之間，一共收購了140多家地方企業。

　　前來中國考察的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憂心忡忡地提出：“我認為中國人有點兒急躁。中國的機會太多，以至于中國企業家很難專注于某個領域。”但他的聲音沒有幾個人會聽進去。不久，就有一些企業開始為無節制的多元化付出代價，其中的典型是太陽神、巨人集團、三九集團等。

　　伴隨多元化而來的是國際化沖動。從1999年開始，雄心勃勃的李東生便開始了一系列的國際化擴張。讓“多元化大師”韋爾奇都備感棘手的法國湯姆遜彩電，卻被李東生信心百倍地收至麾下。但20多年來一直順風順水的李東生，最終卻栽在了這個國際化收購上面。

　　但國際化似乎是愈發壯大的中國企業不可回避的出路。

　　在國內價格戰的廝殺中，中國家電的利潤已經“薄得像刀片一樣”，張瑞敏覺得，唯一的出路便是實現全球化布局，實現高增值下的高增長。在這種思想下，聯想、海爾、華為、萬向等國內優秀企業，都開始前赴后繼地踏上了國際化的征途。

　　對中國企業而言，國際化是一個必然趨勢，問題是：誰將是不慎犧牲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