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東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呂梁失蹤了，唐家兄弟的德隆轟塌了，葛政入獄了，孫田志被判刑了，徐衛國精神失常了��這些風云人物的悲劇也當然都不僅是個人悲劇

　　其實，剎那間痛不欲生的經歷，許多人都有過。比如大醉后幾乎膽汁都吐出來時的煎熬，再比如在海拔5000米高山上因嚴寒和高山反應整宿整宿難以入眠時的躁郁——我以為深度抑郁癥最終的自我解脫一定是欣悅的。但生不如死的決定畢竟極難做出，因而也是極其罕見的。

　　魏東的所謂因抑郁癥自棄是一個理由，卻絕不是全部的理由。在他棄世前三周他還跟上海的一些朋友討論大小非解禁的實際影響。從網上公布的遺書看，他也強調了“新的外部壓力”。關鍵是這個“新的外部壓力”！

　　在有關部門沒有公布有關魏東和涌金集團的結論之前，筆者多方了解的一些“內情”也無法見諸文字。但他選擇一個下午從十幾層樓縱身一躍，卻是異乎尋常的。有心理專家講過，深陷抑郁癥不能自拔者多是選擇夜深人靜時自棄，而在光天化日之下自棄，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顯然是“新的外部壓力”逼到門口��

　　我想說，魏東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呂梁失蹤了，唐家兄弟的德隆轟塌了，葛政入獄了，孫田志被判刑了，徐衛國精神失常了��這些風云人物的悲劇也當然都不僅是個人悲劇。

　　上文我討論的“第一桶金”問題，雖未明言魏東“第一桶金”的曲直，但相信看官多數能心領神會。我是說，一代資本梟雄的“第一桶金”都脫不了“原罪”的陰影。因而也總有如影隨形的“外部壓力”。特別是“第一桶金”撈到后又抑制不住地“做大”，而“做大”的過程也十有八九是胡雪巖式的借勢模式。借勢當然借來的是雙刃劍，因為“錢不壓勢”，更因為“勢變無常”！回頭數數這三十年的富豪，幾乎絕大多數都是靠占有壟斷性資源迅速膨脹起來的。房地產是資源，礦產和其他有色金屬是資源，金融機構牌照是資源，甚至通訊服務領域一些產品環節也是資源��這些資源原都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因而獲取這類資源必須要“政府公關”，因而這些富豪“做大”的模式十有八九離不開“借勢”——你看那些大貪官的背后有多少是房地產商？是礦主？是體制含糊的金融機構？

　　富豪們這樣“做大”的過程，當然擺脫不了深夜捫心時的戰戰兢兢，其中善良而脆弱者自會有我們常人難以理解的“富貴病”。“做大”的過程中你囂張也好，低調也罷，“原罪”與“借勢”的陰影都無以化解。

　　但這畢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是轉軌經濟的悲劇，甚至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悲劇。一方面企業家的創富熱情與能力必須得到保護和鼓勵，因為全球化下國與國的競爭本質上是企業家的競爭，放眼世界，國家的崛起一定是以企業和企業家群體崛起為代表的；但另一方面，多數脫不掉“原罪”與“借勢”陰影的企業家們，必須要時時保有敬畏與感恩之心，必須以常態的方式和特殊的方式回饋社會，積善救贖——因為這首先是自我救贖！就像深圳那位中國最大的慈善家，他真誠的傾盡所能的善舉完成之后，沒人再追究他的“原罪”與“借勢”。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這次賑災捐助中，房地產界和礦產界富豪的整體表現是讓全社會失望的。特別是我敬重的登山界前輩王石的初始表現，實在是太自以為與眾不同因而下意識到做出了與眾不同的反應了。

　　魏東以消極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贖，他的悲劇或許正在成為一個標志性事件，是否是改革開放前30年創富模式的終結？是否是一代富豪或企業家正視和提升自我救贖方式的開始？

　　胡錦濤總書記在博鰲論壇上講解放思想，汪洋在廣東講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一個重要內容便是法無禁止即可行。今年底中央將隆重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是否意味著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性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