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中國領袖企業對于中國制造的意義》研究報告發布會暨展望“中國制造”專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召開，正對中國制造話題眾位專家學者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討。以下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的演講。

　　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對今天下午大家光臨這樣一個報告會，表示衷心地感謝和熱烈的歡迎。我想我們今天探討的問題，是非常有時代意義和中國現實意義，也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論價值。

　　我想中國制造，一個很大的值得人們關注的問題，就是什么時候能夠真正地從所謂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其實我們中國人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不乏創造力和想像力。至少是歐洲中世紀和中國封建時代比較起來，中國人在那個時候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比中世紀的歐洲人豐富得多，也要有力量得多。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人們曾經對歐洲中世紀幾千年的經濟增長做過一個描述，大概它每年的經濟增長率是在0.04%左右，幾乎是不變。而中國早在宋代的時候，就有紙幣了。我們有四大發明，還有更多更燦爛的，難以想象的東西。

　　那么人們就要提一個問題，為什么，李約瑟的科學史也提出了所謂的“東方之謎”。為什么在近現代文明，中國和其他國家，特別是和歐美國家比較起來，我們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顯然要遜色得多。我們甚至不要說和歐美比，就和我們歷史上比，我們在近現代史上，中國人做出的讓人矚目的成就，比古代人，比我們的祖先對文明史做出的貢獻，恐怕也要遜色得多，我想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里的核心一點，就是確實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性不如人家，不僅不如人家，也不如我們的祖宗。那么我們今天當我們中國的產業革命興起的時候，當中國制造作為世界矚目的時候，人們就要想，你的可持續發展，是不是能從中國制造真正歷史性的轉變為中國創造，恐怕也是一個最根本的，所謂核心競爭力。那么創造就要創新。我理解創新無外乎兩個方面，一個是技術創新，一個是制度創新。

　　我認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應當是企業，領袖企業。為什么？大企業才有信譽，才有足夠的信譽融資，抵抗高科技、高風險創新所帶來的成本，大企業才能夠把巨額的創新風險成本在單位產品里攤薄，所以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或者是帶有連鎖效應的技術創新基本上都是在現代化的大企業里發生的。所以我們說中國要技術創新，就要呼吁領袖企業。沒有這樣的領袖企業，那么一個國家的經濟要有足夠的技術創新動力，是難以想象的。所以我想這種領袖企業，在由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的過程中，在技術創新的環節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歷史作用和價值。

　　那么其他方面，我認為我們要為我們的企業有效地培育和形成技術創新能力，提供各種各樣的幫助和服務，包括政府、社會，包括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這是我想技術創新。

　　要把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的另一個方面的創新，我想就是制度創新。我們經常說制度重于技術，所以我們現在要改革，要技術和制度創新。我認為制度創新的主體，至少在現在的中國主要是政府。因為政府是主要的制度供給者。所以如果說中國30年前提出改革的時候，我們講經濟改革的核心是企業改革，經過30年，如果再說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恐怕核心是政府。我們想如果有領袖企業大批涌現，領袖企業來領袖市場，來培育中國的技術創新的核心，同時又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的深化改革，那么有制度創新，我想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在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這兩個車輪的承載下，一定能夠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歷史跨越。我在這拋磚引玉，談一點看法，交換一下意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