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
仰融 在美國造車
仰融有個老朋友去美國看他,告訴他說,人家說你背駝了,戴著工人帽,牽著一條狗,在路邊喝咖啡,仰融開玩笑說,“這肯定是階級敵人說的。”
跟《英才》記者通電話的那天,仰融剛從滑雪場回來。三年前,他學會了滑雪,此后,每年滑兩次雪,這一次,他在滑雪場呆了六天五夜。
別以為他很閑,他說自己忙得不可開交。仰融在美國重新注冊了一家公司,仍舊做汽車,還是請意大利人設計,不過做的是節能和環保的非傳統汽車,明年,這家公司可能會在美國和亞洲建兩個工廠。仰融還有兩個基金會,其中的一個,柏格理基金會,是他2002年到美國以后成立的,主要做慈善教育。
他的目標是:用十年的時間,建一個100萬輛的汽車工廠以及100所希望小學。
對于華晨,仰融顯然無法忘卻,兩個半小時的對話里,他談了自己對華晨過去的反思和對華晨現狀的忠告。
華晨救不活?
《英才》:兩年前你說救活華晨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現在呢?
仰融:還是這樣。而且越來越惡化,這個汽車滑鐵盧以后要想止住慣性,很難。
《英才》:怎么辦呢?
仰融:有人說,祁玉民的目標是汽車,資本是手段,我呢,目標是資本,汽車是載體,看起來就是翻了個個兒,但是本質不同。成型的國際汽車公司必須目標是汽車,資本是手段,但今天困境下的華晨必須面對的是資本。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華晨應該認清形勢,以資本為目標,等到你像國際汽車公司那樣,每年有龐大盈余的時候,才能轉變為目標是汽車、資本是手段。
當然他應該兩手抓。一手抓資本運作,實際上它有兩家,一個是沈陽金杯,一個是上海申華,兩家對它基本沒有發揮資本市場的功能。另一只手抓汽車,讓它盈利。
《英才》:你覺得你給華晨留下了什么?
仰融:從海獅車出土動工那一日起,沈陽就是想搞轎車,歷經幾任領導,實現了沈陽的轎車夢。我是沈陽從沒有轎車到擁有轎車的一個推手,或者說是一個馬前卒,沈陽的轎車工業,由我而開,寶馬落戶沈陽,沒有我的策劃和推動,應該是到不了沈陽的。但是,能持久否?不知道。
不后悔當初
《英才》:你當時為什么非要把項目放到寧波呢?
仰融:應該講是鬼迷心竅。寧波的有關官員,給我講了寧波到上海的跨海大橋,把跨海大橋拿下來以后,上海到寧波就是兩個小時,縮短了一個半到兩個小時,這個橋兩頭收錢,也是很賺錢的,我說把這個橋拿過來。當時我還在收購上海金茂大廈51.3%的股權。那么我想,擁有中國最高大樓,擁有世界最長大橋,這個概念很好啊,如果擁有這個概念,起碼是中國之最啊。我就跟寧波談這個大橋的方案,結果是,大橋可以給你,但你得在寧波搞個汽車工程,在這個背景下,我就上了這個汽車項目,如果我當時羅孚放到大連去,我一點兒事都沒有。
《英才》:你現在想起這些事情后悔嗎?
仰融:世界上如果有后悔藥吃,那就什么問題都沒有了。這是命。也是上帝給我的考驗。當然,上帝要求我不要消沉,你還可以做事。不出五年,又有一個汽車集團要產生。
《英才》:你怪蘇強他們嗎?
仰融:我當然不怪他。蘇強實質上是個很聰明的小伙子,理解、執行我的意圖是最強的,最有出息的一個,當然是政府背后拆臺,他也沒招,如果是企業要來挖蘇強,那我想他不會為任何人所動。那年輕人有點兒冒失,總想十年磨一劍,跟了我十年,想下山磨一劍,結果練一劍沒練成而已,教訓也是很深刻的。
《英才》:他后來聯系過你嗎?
仰融:不聯系。我也不跟他們聯系。他跟我怎么說呢?我對不起你,還是我這樣做是迫于無奈,還是我這樣做是維護國家利益。嚴格上講,他也是一個犧牲品,但是他真的很可憐。我只把這個過程看成是我人生的一個曲折而已,對他來講,對他的心靈深處打擊太大。但是蘇強有一條,他高估了他管理的能力,他認為這個汽車公司,賬上有幾十億存款,寶馬又合資,中華目錄又批到手了,產品又下線了,這么好的工廠,上萬職工,應該問題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