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菁瑩

　　高海濤不愿意接受記者采訪，在記者的竭力勸說下，他才答應和記者見面。

　　采訪中，高海濤的心情一直是復雜和矛盾的。他一面滔滔不絕地訴說，一面又多次要求記者不要報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和公司的關系已經變得越來越微妙了，如果報道出去，自己恐怕沒法在公司待下去了。

　　訴說中，我能感覺到，這位80后的外資企業工會主席，正承受著與年齡不相符的壓力。這種壓力來自沃爾瑪，來自工會，更來自他的內心。

　　在沃爾瑪，工會雖然建立了，但面對公司文化已經相當成熟的跨國公司，工會的力量顯得單薄得多。雖然囿于中國國情，沃爾瑪最終認可了工會的建立，但高海濤認為，對于維權型工會，沃爾瑪這個超市航母一直是敏感和排斥的。身為公司的員工，卻干著公司并不認可甚至反感的事，這個壓力對高海濤來說相當之大。

　　公司也伸出過“橄欖枝”，人力資源部門找他談過幾次，告訴他：你學歷背景都很好，可以借助工會主席的平臺獲得在公司的發展，也可以考慮轉到人力資源等行政部門工作。高海濤沒有接受。

　　“在強資本弱員工的外資企業，工會應該大有作為，平衡雙方的利益，就是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維權觀。維護職工權益就是維護社會穩定，發展和諧的勞動關系！”高海濤是這樣理解的，可為什么每次都變成和公司之間的“較量”？

　　“小伙子工作熱情很高，但有時工作方式方法欠妥！”南昌市總工會一位負責人這樣評價高海濤。

　　這可能和自己學法律專業有關，什么事情都喜歡用法律來衡量是非曲直。但一遇上事，在別人眼里可以將就和妥協的，高海濤就過不了自己這一關。

　　“工會成立一年了，幾乎沒有休息一天，近兩年也沒回家，瞞著父母做工會主席，天天堅守原則，據理力爭，可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如果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誰會站出來為自己維權？”高海濤有時也會懷疑自己的選擇。

　　很多朋友都勸高海濤盡快離開沃爾瑪。高海濤也很想向自己喜歡的公益法律事業方向發展，“但現在不能，員工需要工會，更需要有為的工會。我要對500多名會員負責！”高海濤認為，這些員工是沖著他進工會的，他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人。

　　在接受采訪后的一個星期，記者接到高海濤的電話：“寫好了稿件，你就發吧，只要在離開沃爾瑪之前通過一定方式讓社會關注工會，關注外資企業的工會建設，促進工會自身體制創新，也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