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軻

　　在陜西省政協一位退休干部的家中，至今珍藏著一個書本大小的冊子。冊子黑色封皮已經破損，內頁也已發黃，不過，扉頁可以清晰地辨認出“柯達上海辦事處”的字樣。這是一本中文版攝影教材，印刷時間是“1925年”，表明當時柯達不僅進入了中國，而且還在普及攝影知識。

　　這證明伊士曼·柯達公司比自己公布進入中國的時間還早了2年，而當初進入中國市場的“灘頭陣地”就是上海。

　　時隔近60年后，柯達再次從上海進入中國市場，促成此事的是現任柯達公司全球副總裁、北亞區主席兼總裁葉鶯。

　　“我小的時候就對上海非常向往，聽大人說那里是十里洋場。我對于上海的認識主要是來自于小說和電影。”葉鶯對《第一財經日報》說，“如今，不僅柯達中國總部和研發基地在上海，一系列重大決策也都是在上海作出的。”

　　從上海出發緣于“上海情緣”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感光行業的7家主要企業整體陷入困境，累計近百億元的虧損和負債使政府下決心對整個感光行業進行整合。

　　1994年初，柯達高層向中國政府表達了全行業收購中國感光材料工廠，在中國建立世界一流感光工業的意圖。經過近4年70多輪的談判，涉及5省2市7家企業的“全行業”合資終于在1998年3月以“9·8協議”的面目呈現：

　　1998年3月23日，柯達公司總部向全世界宣布，出資3.75億美元收購汕頭公元、廈門福達和無錫阿爾梅三家中國感光領域的公司。

　　當年3月25日，由柯達、福達和公元三家公司聯合組建的柯達(中國)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中柯達占80%的股份，公元、福達各占10%的股份。

　　上海感光、天津感光、遼源膠片三家企業不與柯達公司簽訂合資合作協議，只建立松散的經濟合作關系。但國家明確規定這三家企業不與其他外商合資或合作，柯達為此承諾分別給予上海感光、天津感光、遼源膠片3100萬、800萬、200萬美元的經濟補償，用于這三家企業的關停并轉，還承諾在今后十年內投資10億美元用于改造中國的感光材料工業。

　　在中國感光行業中，只有河北保定的樂凱一家沒有參與收購計劃。

　　“柯達決定投資中國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葉鶯對記者說，很多跨國公司紛紛從中國撤資。柯達反而決定投資12億美元，在廈門建設亞洲最大的感光材料生產基地。

　　是上海的浪漫和上海人的務實感動了柯達。

　　葉鶯第一次到上海是1979年，中美剛建交。她當時走到黃浦江堤，看見江邊一對對的情侶在纏綿，肩并肩。“當時的感覺是上海人竟是如此浪漫。”葉鶯說，在以后的接觸中，她發現上海人是現實的——具有商業頭腦，看事情比較現實，總是能用事實和數字來說話。

　　“選擇上海作為柯達在中國的業務中心，是不需要太費腦筋的事。”葉鶯說，從世界各地到上海都比較便利。很多外國人都愿意到中國來，特別是到上海來。“西方人對上海有一種‘上海情緣’。”

　　隨著總部的落戶，柯達在新加坡、中國香港的許多業務也大量移到上海。對于上海在柯達業務中的定位，柯達方面認為，不僅是總部和財務運作的樞紐，也是產品研發、采購、行政事務的中心。柯達在上海成立了控股公司，把整個中國業務都納入其中。柯達的生產基地在廈門，但整個業務的龍頭卻在上海。

　　失去的也正是曾經得到的

　　海邊的風浪是多變的。柯達的中國之夢也在短短的幾年中風云突變。

　　從2000年起，柯達傳統影像業務開始滑坡。2000~2003年柯達各部門銷售報告顯示，傳統影像部門的銷售額已經從2000年的143億美元銳減至2003年的41.8億美元。

　　2003年9月，柯達宣布“全力進軍數碼領域”，實施重大戰略轉型。時任柯達全球總裁的鄧凱達正是在黃浦江邊宣布這一重大決定的。

　　此后，柯達進入了持續4年的業務轉型期。葉鶯稱，在柯達的數碼轉型過程中，也是把上海作為基地。這其中，上海的團隊對新概念、新思路的接受能力超過其他地方，也先于亞太區其他國家。柯達幾乎把所有與數碼有關的業務都放在上海，在香港也只是“蜻蜓點水”。

　　2004年，柯達虧損1.13億美元。2005年虧損7.99億美元。2006年虧損3.46億美元。

　　在柯達近些年的報表中，曾經有8個季度是虧損的。上個季度才剛剛扭虧為盈。葉鶯打了一個比方，“這就好比在過去的兩年半中，柯達一直是被淹在水里的，剛剛冒出頭來喘口氣。但這只是鼻子在水面上，整個脖子仍然在水下。這的確不是一個好的成績單。”

　　但葉鶯說，對這樣的成績單要客觀地看，如果柯達不是因為轉型，不是因為購并企業、裁員等許多方面的開銷，可以說柯達還是非常風光。

　　柯達公司的統計表明，戰略和結構轉型的支出是財務虧損主因。2007年柯達支付的重組費用在5.75億~6.25億美元，重組總費用將達到36億~38億美元。

　　“這些年大家都在講轉型，但真正轉型，像柯達這樣義無反顧的公司很少，柯達絕對是一家有可能轉型成功的案例。”葉鶯認為，柯達之所以能撐下來，與傳統業務上的霸主地位有關系。正是傳統業務提供大量的資金，才得以支撐相當“血腥”、昂貴的數碼影像轉型。

　　這一時期，柯達的老對手日本富士公司也在轉型。今年10月，富士宣稱自己的數碼轉型已經成功。不過，柯達不敢貿然宣稱轉型成功，外界甚至批評“上世紀90年代柯達公司在中國氣勢逼人的全行業收購基本上是在浪費時間和資源”。

　　現實的情況是，與柯達合資合作的那些中國企業，早已都不復存在。就連一度受到媒體熱捧的柯達與樂凱的合資，也被認為是一場“動機不純的失敗婚姻”。

　　2003年10月，樂凱與柯達達成一項為期20年的合作協議，柯達將以總額約為1億美元的現金和其他資產換取樂凱膠片20%的股份。然而，此后數字影像興起，傳統膠片產業落寞，雙方合作的動力大大減弱。在柯達(中國)以4500萬美元獲得13%樂凱股份后，剩下7%股份轉讓雙方遲遲未能如約履行。

　　2007年11月12日，柯達以低價將其所持樂凱股權全部出售給廣州誠信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徹底退出樂凱。針對外界的非議，葉鶯的回應是：“一攬子合資合作計劃本身，是絕對正確的。”

　　她解釋說，現在回過頭來看，不是投資太多的問題。如果不投這么多，要達到柯達需要的世界級標準是做不到的。“在這10年中，柯達當初沒有巨額投資進來，今天的柯達還有什么？又哪里有今天向數碼轉型的基礎？”

　　“我們所失去的，也正是我們曾經所得到的。”葉鶯承認，在一攬子收購的“全行業合資計劃”中，柯達幾乎把中國傳統影像領域除樂凱之外的所有行業精英都吸收進來，這是柯達絕對的成功和收獲。而今天柯達失去的也正是這些。

　　至于市場份額、顧客和聲譽，這是需要柯達自己掙來的，原本不屬于柯達，所以也談不上失去。葉鶯認為，大量行業精英流到各個領域，整個社會還是受益的。從整體來講，也算不上什么損失。

　　《反壟斷法》對國企挑戰更大

　　有人認為，在推行“全行業合資計劃”時，柯達試圖通過政府的力量實現對市場的支配地位，但沒有成功。在轉型之后，柯達通過市場的力量爭取掌控市場也不見得會成功。

　　但葉鶯表示，柯達在“全行業合資計劃”中，不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來控制市場。

　　“沒錯，政府給了我們機會，但如何開發和培育市場，還是要靠柯達自己的力量。”葉鶯說，現在向數碼影像轉型，企業的真正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怎樣更好地為消費者提供服務，這是擺在柯達面前嚴峻的課題，誰都幫不了。

　　按照轉型目標，柯達將成為一家專注于商業印刷、消費數碼和專業攝影、電影產品的公司。

　　為此，2006年8月，柯達將數碼相機的生產、物流等制造環節分拆出售給偉創力國際有限公司；2007年1月10日，柯達將旗下醫療影像集團以25.5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Onex公司；2007年5月，柯達關閉其在中國廈門海滄工廠的膠卷生產線，并將廠房土地、廠區公用設施等資產轉讓給廈門市土地開發總公司，再以回租的方式，將這個傳統膠卷工廠改造成為數碼圖文影像業務工廠。

　　4年中，柯達裁員人數約3萬人，總共耗資36億至38億美元。

　　柯達出現今天這樣的窘況不能怪別人。柯達前任CEO鄧凱達曾坦承：“我的失誤在于對民用膠片業務的下降之快沒有作出準確預期，導致柯達出現今年的艱難局面。”

　　“的確，在涂布技術上，10多年前，柯達是走錯了一步。”葉鶯承認，“當時，在業內其他公司開發液晶顯示屏里的隱藏膜業務的時候，柯達也可以走這條路。但當時柯達這個‘大爺’忙著做膠卷都來不及，懶得理那回事。”

　　而柯達在中國數碼業務的發展模式，葉鶯覺得照搬以前并購的方式顯然不合適，明年8月1日就要實施《反壟斷法》，今后在中國的外資并購中，外資企業要想以并購的方式，獨攬整個行業的可能性很小。

　　“在我們看來，《反壟斷法》對中國那些真正具有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反而有約束，給他們的發展帶來了挑戰，對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影響不大。”葉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