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筑作為禮頌生命的形式

　　秋實

　　無論是萬科對于當代建筑之于人類生活的價值探尋；還是俞孔堅為傳統力量在今日建筑規劃界的消泯而奔走疾呼；抑或是數十年前梁思成即對建筑之于民族性的斷語，我們都能從中意會出他們對于建筑人文的一種深刻體察，而獨立于人之價值以外的建筑是從來沒有的。相信這就是萬科將建筑作為禮頌生命的形式而加以堅持的根本理由

　　“基于對生命的洞察，我們看到為人而存在的建筑本質，所以讓人成為唯一的尺度；我們敬畏生命的不屈，所以在生態異常脆弱的今天，讓建筑順應自然共同成長；我們珍視生命的可持續，所以保留更多的生活記憶，讓建筑獲得人文的滋養。萬科，以建筑的形式，向生命致敬�！�

　　這是萬科對建筑生命的贊頌，它充分表達了萬科對于人乃至對人自身價值的終極認同與追索。而在數年之前，與之相類似的討論已經在建筑規劃界廣泛展開。

　　

北京大學教授俞孔堅自回國以后，就一直致力于對復興中國城市文明的宣講。在他看來，中國的景觀與建筑設計必須懷抱兩大危機意識：民族身份危機和人地關系危機�，F代設計學必須抱有“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的新的社會和土地的倫理，設計和創造白話的城市和白話的景觀。這種新倫理體現在尊重平常與平民，回到人性與公民性，回到土地與地方性，以獲得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重建人地關系的和諧。

　　同時，從規劃角度而言，

城市規劃的首要目標是城市活力，城市規劃必須圍繞促進和保持活力來做文章：

　　為了城市活力，規劃必須最大限度地催生和促進大城市的不同地區中的人及其使用功能的多樣性；而要實現城區功用的多樣性，必須同時滿足四個條件：必須有兩種以上主要使用功能、小街區、不同年代的舊建筑的同時存在、足夠的人口密度。

　　為了城市活力，規劃必須促進連續的街道鄰里網絡的形成，它是城市孩子們可以安全健康地成長、大人們可以交流的公共空間，是

和諧社會的基礎空間結構。

　　為了城市活力，規劃必須打破對城市物質和社會結構有破壞作用的真空邊緣帶，它們往往由功能單一的設施和機構所造成。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市民對大城市和城市分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為了城市活力，規劃必須通過為原居民的就地脫貧和發展創造條件，來實現城市貧民區的脫貧，而不是靠“閹割手術”式的、集中安置和大規模拆遷來解決，那樣只能使貧民區從城市的一個地方擴散或移植到另一個地方，治標不治本。

　　為了城市活力，規劃必須珍惜和呵護已經形成的基于功用多樣性的城市區域，避免某種強勢功能排斥其他有共生關系的弱勢功能，導致其向功能的單一化趨勢演化。

　　為了城市活力，規劃必須彰顯反映城市功用的城市視覺秩序，而不是形式主義的、與功能不符或者有礙功能的城市化妝。

　　正如今天的馬克思故居中依舊生活著燕妮的后人一樣，中國當代建筑是否能夠同樣承載傳統的精神力量并延及后人，始終是影響我們這一代建筑領域的根本性話題。

　　而早在四十年前，梁思成就在《中國建筑史》一書中寫到：中國建筑之個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許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園，都是我們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們重新剖視。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筑。

　　建筑既是承載我們生活的外衣，同時也是我們加諸精神與道德印記的地方。無論是萬科對于當代建筑之于人類生活的價值探尋；還是俞孔堅為傳統力量在今日建筑規劃界的消泯而奔走疾呼；抑或是數十年前梁思成即對建筑之于民族性的斷語，我們都能從中意會出他們對于建筑人文的一種深刻體察，而獨立于人之價值以外的建筑是從來沒有的。相信這就是萬科將建筑作為禮頌生命的形式而加以堅持的根本理由。

　　當我們看到“驚世之作傳世大宅”之類的推廣口號，可以發現其與人的關聯度是微弱的，與物質的關聯卻被異乎尋常地凸顯出來。然而遺憾的是，今天類似的口號充斥于整個住宅開發業。我們所創造的居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人的需求——無論是物質還是心靈的，卻少人問津。或者說，這些口號迎合的社會趣味已不再是我們曾經秉持的建筑道統，而是在另一個維度上將中國當代居所的意義與價值發散得愈加稀薄。這樣的住宅或許能以“價格”驚世，卻終究難以品質乃至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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