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條件下，我國的產業升級戰略應由以下幾個核心內容組成：第一，有為政府；第二，創造動態比較優勢； 第三，扶持本國的跨國公司

　　全球化下的中國產業如何升級

　　文/隆國強

　　我國正處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時期，全球產業轉移也正蘊含著深刻的變化。準確把握全球化的新機遇，在開放條件下推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圍繞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升級

　　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形成

　　過去30多年，是全球化快速推進的階段。經濟全球化與信息技術革命相結合，給世界經濟帶來了諸多深刻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變化，是全球產業價值鏈(Global Production Value China)的形成。全球價值鏈是指一個產業不同價值環節在全球范圍內的展開，這是區別于以往一個產業主要局限在一個國家之內的生產布局形態的。

　　之所以形成全球產業價值鏈，有著深刻的原因：

　　首先，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化，大大消除了跨國生產布局的制度性障礙。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內部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但在國際之間，關稅、非關稅壁壘、投資限制等各種制度性安排，成為阻礙生產要素跨境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導致企業只能局限在一國之內優化資源配置。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程不斷推進，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跨境投資的制度性障礙被大大消除，而且，在投資領域，各國從以往的限制政策轉向鼓勵政策，大大推動了跨境投資。由于貨物、服務、資本、技術、信息等產品與要素跨境流動成本的大幅下降，同時勞動力要素跨境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反而上升，跨國公司為降低成本提供競爭力，開始大規模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產業轉移，以往只在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產業內分工，越來越多地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

　　其次，信息技術革命大大推動了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形成。信息技術革命帶來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導致信息跨境流動的成本大大下降，由于信息技術革命導致跨境國際長途的費用下降為30年前的數百分之一，特別是由于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國際通訊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這就使得跨國公司總部可以像在一個國家之內甚至一個城市之內來管理其分布在全球的生產運營活動。另一個變化是信息技術推動了傳統產業的模塊化。信息技術在傳統產業的日益滲透，對傳統產業的流程、管理與運營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在大幅度提高傳統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同時，推動傳統產業的生產與服務活動的模塊化，這就使一個企業以往不可分離的生產與服務環節，完全可以在空間上分離而不影響其銜接與運作的效率，為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企業日益專注于其核心競爭力的價值活動，而盡可能地將其它價值活動外包給其他企業，特別是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第三，運輸技術的進步大大降低了貨物跨境流動的成本。以大型集裝箱船為代表的運輸技術的進步、

信息化帶來的全球物流管理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使跨境運輸成本大大降低，全球產業價值鏈帶來的成本節省可以輕易彌補運輸成本的增加，也是推動全球生產價值鏈形成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形成，發展中國家參與了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價值鏈，出現了產業內貿易的快速發展，發展中國家成為低附加價值制成品的出口大國，正在成為服務外包的重要供應國。

　　全球與國內產業價值鏈的區別

　　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產業，其價值活動均可粗略地劃分為技術與資本密集環節(如研發設計、高級原材料生產、復雜零部件生產等)、勞動密集環節(簡單零部件生產、成品組裝等)和信息與管理密集環節(如市場營銷、管理運營、品牌運作、專業服務、金融服務、物流管理等，大致可以歸為總部經濟活動和生產性服務活動兩大類)。如果一個產業的價值鏈在一國之內展開，由于資本與勞動力的可流動性，會導致產業價值鏈不同環節的資本回報率和工資水平趨同，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差異主要反映的是人力資本構成的差異。因此，其價值曲線是一條很平緩的“U”型曲線。

　　相形之下，全球產業價值鏈卻是一條深凹的“U”型曲線，原因在于，勞動力跨境流動存在諸多的障礙，導致不同國家之間勞動工資水平的巨大差異，而資本等其它生產要素卻可以自由流動，導致資本回報的平均化。這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形成在國際生產價值鏈不同環節的分工，通常勞動密集型的價值環節布局在發展中國家，這些環節的勞動生產率較低，附加價值也較低，而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技術與資本密集環節和信息與管理密集的價值環節則分布在發達國家，從而形成了一條深凹的“U”型曲線。中國臺灣企業家施振榮先生在分析IT產業價值鏈將這條曲線稱之為“微笑曲線”。(圖1)

　　全球化產業結構升級的新含義

　　產業結構升級通常是指高生產率產業(高附加價值產業)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因此，產業結構升級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事情，發達國家同樣存在產業結構升級的問題。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全球化程度遠遜于今天各國產業價值鏈主要是國內產業價值鏈所描述的狀況，因此，產業升級主要是推動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產業比重的提高。特別對于后起國家而言，產業升級的軌跡就是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化，進入工業化階段后，則又是從以紡織、服裝、輕工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不斷提高新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度更高的產業比重，如鋼鐵、機械、石油化工，再到電子工業、汽車工業等。東亞不少經濟體如日本、韓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均經歷了這么一個大體的過程。我國在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也基本按照這么一條軌跡來制定戰略與政策。

　　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以后，后起國家的產業構成情況迅速發展變化。以我國為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接受了大量的外商投資企業在信息產業的投資，信息產業成為我國第一大工業部門；相應的，出口產品結構中以IT產品為主的高新技術產品比重也迅速提高，2006年達到29%，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果按傳統行業分類標準來衡量我國的工業結構，我國產業結構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階段，但是，如果從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角度分析，就不難發現，其實我國只是參與了全球信息技術產業勞動密集的環節而已，我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的分工地位并不高。

　　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由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形成，后起國家產業升級變為3個方向：一是繼續像以前一樣從勞動密集產業到資本技術密集產業的產業間的升級。更重要的是，沿著全球產業價值鏈從勞動密集的價值環節向兩個方向提升，一個是向資本與技術密集的價值環節提升；另一個是向信息與管理密集的價值環節提升(圖2)。產業間的升級，大多也可以歸納到價值環節的升級。不論是在傳統產業還是在高新技術產業內，均存在著從低附加價值向高附加價值環節提升的任務。例如，在IT產業中，勞動密集的價值環節是電腦的組裝，在上游環節中，附加價值更高的是線路板、顯示卡等部件的生產，再往上游是芯片的生產、封裝，附加價值更高；往下游，則分別存在物流、營銷、品牌等多個服務環節，其附加價值也遠高于電腦的組裝環節。即使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業中，也存在著附加價值差異巨大的不同環節，成衣的生產附加價值最低，向產業上游回溯，高檔面料的生產附加價值則有所提高，設計的附加價值更高，向產業的下游推進，物流、國際營銷、品牌經營的附加價值也不斷提高。

　　因此，在全球化條件下提升產業結構，實質上就是提升一國在全球分工的地位。

　　我國產業升級面臨的3個機遇

　　過去20多年來，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已經達到7000多億美元，不僅向我國轉移了大量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產業活動，而且帶動了本土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低附加價值制成品的出口大國。展望未來，一方面，由于我國面臨巨大的人口壓力，我國需要繼續重視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另一方面，中央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外貿增長方式成為更為緊迫的任務。在全球化條件下，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要從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入手。

　　著眼于提升我國產業價值鏈環節，我國正面臨難得的國際國內的新機遇。具體而言，主要是以下3個方面：

　　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機遇

　　1.重化工業發展面臨強勁的國內需求。這一輪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其驅動力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城市化進程加快，導致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漲，引致鋼鐵、水泥、石油化工、建筑機械等重化工業的強勁需求；二是人均收入提高后消費結構升級，汽車、住房需求進入了新的階段，同樣引致對重化工業的強勁需求。專家斷言，中國已經進入了重化工業化階段，這一階段將持續數年。面對如此強勁的國內需求，國內資金大規模流入重化工業領域，跨國投資者也開始對華轉移資本于技術密集的重化工業產業。在鋼鐵、石油化工、機械、化工等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外資并購或新建投資項目。

　　2.大量出口型組裝活動對上游產業形成巨大的需求。過去20多年來，我國經歷了兩次大的國家產業轉移波，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傳統勞動密集型輕紡產業對珠三角地區的轉移；第二次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以IT產業為主導的大規模對華產業轉移，長三角地區是主要的受益者。兩次國際產業大轉移，造就了今天中國消費品和IT終端產品出口大國的地位。無論是傳統的輕紡產業，還是新興的IT產業，在華投資的主要是勞動密集的最終組裝環節和簡單零部件的生產活動，附加價值比較低。但是，由此形成的巨大組裝能力，對上游零部件產業產生了巨大的需求，出于降低成本與提高競爭力的原因，越來越多的上游零部件開始在華開展本土化生產，與下游組裝產業形成產業集群。這一趨勢已經開始，并將成為未來外資對華產業轉移的重要方向。這實際上是在開放條件下完成的“進口替代”，其結果將是加工貿易在華價值鏈的持續延伸。

　　開放條件下的技術創新機遇

　　1.研發的國際化及其“溢出效應”。研發的國際化已經成為跨國投資中引人注目的新形象，2005年聯合國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就是以《跨國公司與研發的國際化》為主題�？鐕�公司研發活動的國際化，一是表現為其海外研發投入的大幅度增長。1985—1995年期間，美國企業海外研發投資的增長速度是其國內研發投資增長速度的3倍，海外研發費用占全部研發支出的比例從1985年的6%上升到1995年的10%，2002年進一步增加到13.3%。歐洲跨國公司海外研發投資占其全部研發投入的比重已經超過30%。聯合國貿發會議在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對世界最大的研發投資者的調查表明，2003年平均每個跨國公司將其研發預算的28%用于海外研發活動。研發國際化第二表現是海外研發機構數量和規模的不斷擴大。2000年，全球擁有外資研發機構的國家已經從1985年的26個，增加到45個。1999年，有375家外國公司在美國設立了715家研發分支機構。1986—1990年間，日本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的數量增長了86.6%，雇員增加了121.2%。研發全球化的第三個重要表現是海外研發機構申請的專利和發明日益增長。統計顯示，1995年，世界最大跨國公司在美國申請的專利中由海外研發機構發明的占專利總數的比例已經上升至11.3%。在英國、荷蘭、比利時和瑞士等歐洲國家，50%以上的專利申請來自跨國公司的海外研發機構。

　　研發的國際化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的企業戰略的重要內容。一方面，信息技術進步及研發活動的模塊化使得跨國公司進行海外研發成為可能。另一方面，開展海外研發對跨國公司有著諸多好處：一是可以貼近東道國市場，增強企業研發的針對性，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二是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研發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大幅度降低研發的成本；三是有利于迎合東道國政策，改善企業形象及與東道國的關系。

　　中國是跨國公司設立研發機構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國累計吸收了800多家外資研發機構。這既得益于我國有著低成本、優質的研發人力資源，又得益于在華外國直接投資的巨額存量。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高速發展，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持續增加，將會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

　　一般而言，跨國公司的研發機構，對東道國存在“溢出效應”，主要包括：示范、人才與信息流動、合作、競爭等機制。溢出效應能否充分發揮，取決于東道國的戰略、體制、吸收能力。如何充分發揮外資研發機構的“溢出效應”是發展中國家提升創新能力的一個重大課題。

　　2.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自主創新提供了眾多機遇。一是可以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充分利用發達國家的研發資源；二是可以并購海外的研發機構或技術型公司，獲取知識產權與研發能力；三是可以引進海外專業人才，解決技術難題；四是利用海外風險投資基金與資本市場，實現技術創新成果的產業化。

　　服務業轉移與服務外包的機遇

　　1.服務業成為跨國投資的主要領域。20世紀70年代早期，服務業吸引外資僅占全球FDI的1/4，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比重上升到50%，2001—2003年，服務業吸收外資4610億美元，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比重達到66%。服務業外資主要集中于生產性服務業中，包括商業服務(29%)、金融服務(25%)、運輸/倉儲/通訊(16%)和貿易(11%)。另外，跨國公司開始在投資較多的發展中國家建立地區總部，也有利于東道國從事更高附加價值的服務環節。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投資，將通過示范、競爭和人員流動等機制，大大提升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的整體水平。

　　我國吸引外資一直以制造業為主，但是，隨著制造業形成大量的產能，帶動生產性服務業投資加速進入我國。2006年1—10月，在其它領域實際利用外資為負增長的形勢下，服務業吸引外資增長率達到14.6%。

　　2.服務外包方興未艾。在生產客服化、服務流程數字化和模塊化以及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等因素的推動下，跨國服務轉移成為近年引人注目的新現象，推動全球服務外包迅速發展。據Gartner Inc.預測：世界服務外包市場將以年均8.2%的速度增長，2003年世界服務外包額為2201億美元，2007年將達3063億美元。服務外包中一個突出的內容是離岸服務外包，即將服務環節外包給位于國外的第三方服務提供者。跨國服務外包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呼叫中心、后臺服務、IT、人力資源管理與培訓、采購、客戶服務、物流、研發等。

　　降低成本是跨國公司開展離岸外包的主要驅動力。1999—2002年期間美國銀行業通過將部分業務外包到印度，節省了80億美元的成本。而歐洲的具有外包經驗的跨國公司認為離岸外包可以節省20%—39%的成本。

　　3.發展中國家承接服務外包業務，從而得以參與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服務環節。離岸外包向本地服務業的溢出效應，可以大幅度提升本地服務業的水平。中國作為一個人力資源十分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具有發展跨國服務外包的基礎條件，不少國家知名的咨詢機構看好中國作為未來新興的服務外包市場的前景，有些甚至認為中國可能超越印度成為最大的服務外包市場。

　　我國產業升級的戰略與對策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后起國家采取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戰略。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實行了“進口替代”發展戰略，通過對新興產業實行貿易保護，發展本國的戰略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這一發展戰略在早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的爆發，引爆了這一發展戰略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在高保護條件下發展的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而經濟規模擴大帶來進口需求的持續增長，最終難以支撐，從而頻繁出現以貨幣貶值為突出特征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經濟發展陷入了困境。

　　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部分經濟體則采取了“出口導向”發展戰略，政府通過采用產業政策的手段，提升本國產業的出口競爭力，面向國際市場開展生產活動。這一戰略造就了日本這一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以及東亞“四小龍、“四小虎”的快速發展，被世界銀行譽為“東亞奇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采取了“進口替代”戰略，利用計劃經濟體制，推進戰略實施，初步建立了較完善的工業體系。但是，到上世紀70年代末，國民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這既是計劃體制的失敗，也是“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人們大多看到了計劃體制的失敗，所以贊同體制改革和向市場體制轉軌，但很少看到“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因此，迄今在很多產業中我國仍實行“進口替代”戰略。但是，中國政府自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通過吸收出口導向型的外國直接投資，融入了世界經濟，成為低端制成品世界性的出口基地。出口部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在其它部門實行的“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

　　經濟全球化的迅猛推進，對“進口替代”戰略和“出口導向”戰略均提出了挑戰。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要求，令“進口替代”戰略所必需的貿易保護難以繼續維持。公平貿易、反補貼等一系列國家規則的制定與實施，大大制約了“出口導向”戰略所需的產業政策的空間。在這一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必須探索出一條在開放條件下推動產業升級的新的發展戰略，才能抓住全球化帶來的重大機遇，實現和平崛起。

　　根據上面對全球化分工趨勢的分析，我國應該采取“提升全球價值鏈戰略”，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在開放條件下推進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由當前的低附加價值環節為主，向上下游高附加價值環節提升。這一戰略由以下幾個核心內容組成：

　　第一，有為政府。從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看，后起國家必須集政府之力與市場之力，才能追趕上先行國家。強調有為政府，不是主張搞管制經濟，而是要求政府準確把握全球產業分工的趨勢，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按照戰略目標，通過體制創新，引導市場力量來實施戰略。

　　第二，創造動態比較優勢。全球化發展到今天，除勞動力之外的生產要素可以自由跨境流動，資源稟賦不再成為決定一國的國際分工地位的關鍵。決定一國分工地位的是戰略、體制和人力資源。后起國家必須圍繞這幾個基本要點，創造動態的比較優勢，從而引導全球的生產要素向本國匯聚，實現產業升級的目標。

　　第三，扶持本國的跨國公司。企業永遠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全球化條件下，跨國公司是配置資源的主體。必須擁有一大批本國的跨國公司，才能在全球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強調本國跨國公司的重要性，并不是主張排斥外國的跨國公司，而是要在開放中、在與其它國家企業的競爭與合作中發展本國的跨國公司。

　　戰略重點與政策

　　1.在開放中推進自主創新。

　　后起國家的技術進步有兩個來源，即外源式和內源式。外源式是指通過投資、貿易、模仿等方式從國際市場獲取技術，內源式則是通過自主創新獲取技術。針對具體的技術，究竟是外源式獲取還是內源式獲取，應該是由企業通盤比較收益、成本與風險，來做出決定。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正面臨日益嚴峻的知識產權約束，因此，在國家層面上大力推動自主創新戰略十分必要。自主創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進的技術進步戰略，需要在開放的條件下，用開放的思維來指導創新，因此，在開放中推進自主創新，需要堅持以下原則：

　　第一，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機遇，避免走關起門來搞創新的路子。

　　第二，自主創新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創造具有市場價值的知識產權，而不是為自主而自主，或者為創新而創新。

　　第三，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企業，政府的責任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對技術創新活動的財政投入，而是通過體制創新來激發企業開展自主創新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例如，要通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來保護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積極性。

　　基于以上原則，當前推進自主創新，重點要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第一，繼續鼓勵跨國公司在華開展更高水平的研發活動，重點擴大跨國公司研發的“溢出效應”，通過制定合適的政策，鼓勵人員的合理流動、信息交流、與本土企業或機構的合作。

　　第二，完善創新的金融制度。結合本國國情，完善風險投資、證券市場等一系列推動創新成果產業化的金融制度。

　　第三，加強人才培養，引進高級人才。一方面，要按照市場對人才的要求，推進大學教育改革，完善人才培訓。另一方面，要大力引進海外高級專才，在稅收、跨境流動、工作許可、居留、生活條件和家庭人員的就業、就學方面改善政策與條件。

　　第四，支持本國企業在海外設立或并購研發機構、收購知識產權以及與國外合作開展創新活動，提供政策扶持與便利。

　　第五，打破壟斷，鼓勵競爭。市場競爭是創新與技術進步最大的動力。

　　第六，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在國有企業內部建立起自主創新的長效機制。經過多年改革，現有的國有企業主要是大中型企業，是我國企業中具有較強研發能力的企業群體，理應成為自主創新重要的一支生力軍。但是國有企業現行各種制度，導致國有企業領導人一怕擔風險，二是行為短期化，嚴重阻礙了國有企業開展研發創新的積極性。

　　第七，大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2.大力發展服務出口。

　　我國服務貿易多年來逆差持續擴大，2005年逆差為94億美元，表明我國服務業總體國際競爭力較弱。發展服務貿易出口有利于充分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優勢，也有利于提升我國服務業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我國經濟結構升級。在推動傳統服務業繼續擴大出口的同時，當前我國應該抓住服務外包的重大機遇，以服務外包作為擴大服務貿易出口的突破點。

　　我國發展服務外包具有諸多優勢，但也存在不少約束。一是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不足，缺乏有國際聲譽的服務類大公司。二是人力資源產業鏈存在欠缺，高中低人才不配套，高端人才不足；人力資源數量與質量不匹配；外語水平普遍不高，國際交流能力有待提高；教育培訓體系不完善。三是商業運作環境有待完善。四是基礎設施有待進一步完善，網絡支持、水電、辦公環境、交通存在一些約束；大城市房屋成本上漲過高。五是政策與法制環境有待改善，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六是缺乏對信息技術支撐的服務(ITES)的支持政策。

　　要使服務外包得到大的發展，必須揚長避短，采取強有力的措施：

　　第一，按照服務外包要求，建立或完善服務外包的特殊經濟園區：軟件園、科技研發園區、國際物流園區等，培育產業集群。

　　第二，要改善運作的軟環境，包括：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與可預見性；規范政府職能與行為；簡化審批程序，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杜絕政府工作人員的腐敗行為。

　　第三，加快服務領域的改革開放。加快壟斷性服務行業的重組與改革，引入競爭；加快服務行業對國內民營資本的開放；加快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提高服務業競爭力；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增強專業服務活力。

　　第四，培育服務業出口龍頭企業。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改善龍頭企業的公司治理；改善龍頭企業融資環境，加快境內外上市、發債、信用貸款，發揮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龍頭企業跨境并購與投資；在外匯管理、人員出入境上，創造適應企業跨國經營的體制環境。

　　3.提升技術資本密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發展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一直是我國產業政策的目標。但是，以往對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戰略，通過保護來發展，這種戰略指導下發展起來的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最大的不足是國際競爭力低下，只能滿足國內低端需求，連進入國內加工貿易價值鏈的機會都不大，更不用說直接開拓國際市場了。

　　“提升全球價值鏈戰略”所要發展的，是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因此，需要探索在開放條件下發展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新路。近年來，我國企業已經進行了不少探索，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例如，在電信設備產業，華為、中興公司走出了一條利用國際國內資源，通過參與國際競爭發展

自主品牌、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技術產業的新路子。在數控機床產業，我國企業走出了一條通過跨國并購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新路子。

　　(1)打破壟斷，放松準入，引入競爭。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大多被長期視為戰略性產業，在這些本應是競爭性的領域，卻存在著過度保護和競爭不足的問題，一些行業甚至存著行政性壟斷的問題。當務之急，是要打破壟斷，對內資和外資開放，實現公平競爭。

　　(2)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由于歷史原因，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有著技術、資本、人才等方面的優勢，但受制于傳統國企管理機制，導致其競爭力低下。必須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健全其治理結構，改革其管理機制，增強企業競爭力。

　　(3)擴大引進外資，健全外資并購法律。技術與資本密集產業中，我國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明顯差距，引進外資，有利于引入資本、技術、管理和新的機制，對于提升我國在這些領域的國際競爭力有著積極的作用。目前，我國正面臨著外資對技術資本密集產業大規模投資的重大機遇，但是，這些產業長期被視為戰略性行業，人們擔心外資控制可能帶來產業安全、經濟安全問題，因此，外資進入存在著種種障礙。我國應該對產業安全有一個明確的界定，片面擴大產業安全的范疇，只會導致我們喪失利用外部資源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機遇。并購是外資進入這些領域的重要方式，健全并購法規有利于創造更好的法制環境。

　　(4)支持龍頭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聯合、合作等活動，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提升其競爭力。目前，我國支持企業跨國經營的政策體系不完善，企業國家化運作非但得到的支持不足，而且存在很多障礙，急需梳理政策，完善支持企業跨國經營的政策體系。

　　4.培育自主品牌。

　　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了品牌競爭的時代，擁有國際品牌企業比生產制造企業分享了更多的附加價值。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我國總體上處于分工的低端，存在著國際名牌少、品牌價值低的問題。在國家市場上開展品牌經營，是我國提升價值鏈的重要內容。

　　5.培育本國的跨國公司。

　　從本質上講，經濟全球化是跨國公司的時代，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全球資源配置的主導者，也是全球化不斷深化的最大推動者。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對于我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但發展很快，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為572億美元，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已遍布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

　　我國對外投資的政策也還處于起步階段，從以往長期限制對外投資的政策轉向放松限制和有限支持政策，這些政策對于培育中國的跨國公司是遠遠不夠的。韓國跨國公司發展的經驗表明，后起國家發展自己的跨國公司，有必要結合政府之力與企業之力，才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實效。鑒于我國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目前比較可行的政策是選擇一批治理結構好、國際競爭力強的企業作為培育跨國公司的試點，為他們開展國際化經營創造一個適宜的環境。

　　適當放松外匯管制，滿足試點企業更靈活地在全球調配資金的要求。建議允許中資跨國公司總部(或其財務公司)統一管理與使用境內外成員公司的外匯資金，放寬母公司對境外子公司放款限制，允許外匯資金在核定額度內跨境調配，事后向外匯局報備。

　　對試點企業境內外融資給予支持。國家對境外帶料加工貿易帶動國內產品出口，給予貸款貼息支持，但存在諸多限制，政策效力沒得到充分發揮。建議對開展跨國經營后切實帶動大量出口的試點企業，應該允許企業在比較融資成本后自主決定融資渠道，放松在貸款銀行(可以是外資銀行)、貸款主體(可以為境外子公司)、幣種和用途方面的限制，享受境外帶料加工貿易的貼息支持。同時，還應對企業境內外上市或發行企業債券放松限制，使試點企業充分利用海內外資本市場的融資工具。支持企業建立財務公司，從而有利于集團統一調配金融資源，加強對海外企業的財務控制。

　　支持試點企業的研發活動。支持企業的研發活動是目前發達國家扶持企業的主要手段，為使我國企業在與其國外競爭對手的競爭中取得平等的地位，要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科技創新計劃，在不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前提下，對試點企業的研發活動給予盡可能的扶持。

　　便利商務人員的出入境。外事管理部門和其它相關部門在企業商務人員申領護照給予更多的便利，通過與有關國家政府及駐華使領館協調，為試點企業商務人員辦理簽證創造更加便捷的條件。

　　(本報告源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跨國產業轉移與產業結構升級”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