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為民航工作作出“保證安全第一，改善服務工作，爭取飛行正常”重要批示50周年之際，我們在中國民航報社中國民航出版社社長丁躍的帶領下，專程到上海拜訪了原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胡逸洲同志。

　　胡逸洲，1928年3月出生于上海，1946年11月進入中央航空公司當學徒，后任機械員，1949年在港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兩航起義”。新中國民航成立后，先后在民航中南管理處、天津機務隊、中蘇民航、北京民航管理處機務大隊、民航北京管理局、民航總局工程部等單位任職，1983年3月任中國民用航空局副局長，1985年3月至1991年3月任中國民用航空局局長。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我們如約來到胡局長位于上海古北的寓所。故人相見，分外親切。年近8旬的老局長身體健朗，精神矍鑠，容光煥發。他告訴我們，雖然離開工作崗位已經十多年了，但民航情結始終在胸，民航的發展變化始終是他最關注的事。作為新中國民航發展的見證人和一個時期中國民航的掌門人，胡逸洲局長對民航感情之深厚，由此可見一斑。

　　當我們提到現在全民航正準備隆重紀念

周恩來總理對民航工作重要批示50周年時，胡局長告訴了我們周總理批示產生的歷史背景。原來，1957年，民航局在中緬通航一周年時給國務院寫了一個總結報告。周總理在仔細看完這個報告后，對民航工作作出了極為重要的批示：“保證安全第一，改善服務工作，爭取飛行正常。”胡局長說，這是對民航工作的科學總結，說明周總理對民航工作的特點認識得很深刻，說到了點子上。搞

航空運輸，安全必須放在第一位，要不誰敢坐你的飛機。民航是為旅客服務的，態度要好，要文明禮貌，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服務還要不斷改善，才能更好地滿足旅客的要求，可以說，服務是沒有止境的。飛行正常帶有綜合性，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會面臨一些人們主觀克服不了的問題，如天氣、自然災害等，因此正常是需要爭取的，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

　　胡局長特別強調，新中國民航幾十年的發展印證了周總理批示的科學性。保證安全第一是個綜合性的大課題，不但要有好的飛機、好的維修設備，更要有好的管理、好的人才。在新中國民航成立之初，民航人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保證了安全、服務和航班正常，很不容易。20世紀70年代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逐步引進了世界最先進的飛機，淘汰了老舊飛機，維修也引進了外國專家和管理，成立了合資企業。但人才、人的素質更重要，只有人的素質提高了，才能真正保證安全。

　　胡局長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初民航人才緊缺，大部分民航職工在不同程度上不能完全適應現代化民航事業的要求。飛行員訓練用的是運五，維修設備大多是20世紀50年代的，飛行員、機務員不認識英語。當時我就對美國波音公司說，你們不能光賣飛機，還應該幫我們培養人才。后來波音公司在民航學院辦了幾期維修班，全部是英文教材，用英語講課，學員又被送到美國培訓，全部拿到了FAA執照。我還對當時飛行學院的院長書記說，一定要讓飛行學員認識到英語的重要性，不會英語通話的不能放單飛。為改進飛行訓練工作，胡逸洲還促使當時的南航領導決策建立了現代化的飛行模擬訓練中心。當時還有人說，那些都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胡逸洲對此不屑一顧，他深知，這些東西并沒有階級性。如果不改善管理，不學習外國先進的技術，飛行安全就得不到保證。

　　胡逸洲局長指出，改善服務工作同樣也離不開先進的設備和優秀的人才。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還沒有電腦訂座系統，在國外訂我們的一張票要等幾個小時才能確認。這種服務水平誰還來買你的票？1984年，國務院批準立項，民航自籌資金，上馬電腦訂座系統，這個問題才逐步得以解決。先進的空管系統是保證飛行正常的重要一環，上世紀80年代，我們利用日元貸款購買了大量雷達和盲降設備。當時波音747都有自動著陸系統，但由于缺少會使用的人才，因此飛機只能“暫時按I類標準起降”，這一“暫時”就暫時了5年。我們買了那么多先進設備都成了“聾子的耳朵”。1990年，首都機場才開始試行II類盲降，但一直“試行”到1994年才正式啟用。所以當時民航總局領導層有一個統一的觀點，即“現代化的航空事業，從飛機、通信導航到地面服務設施，都是現代化的。如果沒有訓練有素的人來使用、管理，就不可能發揮作用，形成現代化的生產力。”

　　在采訪時記者談到，近幾年航班正常成為社會十分關注的問題，而如何做好航班延誤后的服務也成為民航工作的一項重要課題。胡局長認為，做好不正常情況下的服務，關鍵因素還是一線人員的素質和責任心。遇到航班延誤，一是要快速處理，二是要依法處理，對擾亂公共秩序的必須依法辦事。關于前者，他講述了自己在北京管理局任職時親身經歷的一個例子。一次，航班抵達首都機場后，因機械原因，行李一時從飛機上取不下來，旅客等得有點著急。情況報到正在值班的胡逸洲那里，他當機立斷，先給旅客供應餐食，同時加緊修理故障。等旅客用完餐，行李也出來了，旅客很滿意。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一線人員在遇到意外情況時要有隨機應變的快速反應能力。

　　胡局長告訴我們，周總理對民航的批示在“文革”中也曾受到過沖擊。“文革”剛開始時強調“政治掛帥”，一些人跳出來貼大字報，批判“三句話十八個字”，說“把保證安全放在第一，把政治放到什么位置上了？！”1975年7月，執行鄧小平同志關于整頓的指示，民航總局再次提出貫徹落實周總理重要批示。

　　然而好景不長，1976年“四人幫”在民航的代理人又跳出來批判說這是“搞唯生產力論”，不講路線，只講業務，“走資派仍在走”，在民航又一次造成了思想混亂。但民航幾十年的發展事實充分證明了周總理的批示是完全正確的，是深得人心的，抓住了民航發展的“牛鼻子”。

　　胡局長還回憶起幾次跟隨周總理飛行的難忘經歷。作為一個出色的機務人員，胡逸洲曾作為隨機機務跟隨總理專機去過非洲和朝鮮、越南、緬甸等國家。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時，總理就親切地問：“你是兩航起義的吧？”我感到總理非常平易近人，沒有一點架子。周總理是從戰略上考慮民航發展的，因此他出國訪問都堅持坐民航飛機。他很關心機組成員的學習，有一次周總理問乘務員CAAC是什么意思，乘務員答不上來，周總理語重心長地說，你們還是要好好學習英語，現在我們還沒有飛出去，但將來總是要飛國際航線的，不學好英語是不行的。

　　展望民航未來，胡局長充滿信心。他說，國家經濟要發展，離不開民航的高速發展，國家對民航寄予厚望，民航的發展前途無限。但中國要從民航大國變成民航強國的關鍵還是人才，高、中、低端的人才都需要，要重視職工的外語問題，多進行國際交流；技術人員要多派出去學習，開闊眼界。

　　胡局長認為民航要發展，還需要建立健全規章制度，要與國際接軌首先要完善符合國際慣例的規章制度。“1984年我和美國有關方面談中美航空技術交流，了解了美方齊全的各種規章條例。1986年簽訂了中美航空技術協作備忘錄。后來我們對規章制度更重視了，一系列運輸規則、適航條例、暫行規定陸續頒布。隨著形勢的發展，過去的條例要修訂，新的規章要制定。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另外，基礎設施要跟上，胡局長強調說，現在各地建機場的積極性都很高，說明大家認識到了投資民航對拉動地方經濟的重要性，但注意不要盲目，現在號稱“樞紐機場”的太多了。都要建樞紐機場就都不是樞紐了。機場建得再大沒飛機來也白搭，只要有航線飛，能讓客人方便進出就可以了。只要引進最先進的設施設備，建立健全并真正認真執行各項規章制度，特別是有了能夠獨當一面的人才，民航的未來一定會更美好！

　　胡局長告訴我們，他1991年從總局局長位置退下來后，先當了三年民航局的顧問，又在全國政協工作了幾年。去年6月正式回到上海定居。我們問胡局長的養生之道，他說也沒有別的，就是要多活動，加強鍛煉。年近八旬的他，現在每天上午還堅持騎自行車，圍著居住的小區跑幾圈。另外就是要心胸豁達，淡泊名利，清廉自守。胡局長是一個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家里的

客廳里和陽臺上擺滿了花草植物，而且長得非常茂盛，從中不難看到老人對生活和大自然的熱愛。除了活動，老人喜歡讀報看書。他告訴我們，他現在每天只看四張報紙，《人民日報》讓他掌握全國的大政方針、《參考消息》讓他了解國際大事、《新民晚報》讓他知道上海的信息、《中國民航報》讓他了解民航的最新動態。

　　他還談到，華東管理局對老干部照顧得很好，老同志經常能一起活動。家中的《中國民航報》就是管理局老干部處給訂的。他平時了解民航信息和各地民航的動態主要就靠民航報。他覺得現在民航報辦得生動活潑，可讀性很強。希望民航報越辦越好，成為民航與旅客聯系的紐帶。胡局長希望通過民航報向民航廣大干部職工致以問候，祝大家身體健康、事業有成，共同開創中國民航發展的新局面！

　　采訪結束，胡逸洲局長欣然為本報題詞：“毫不動搖地執行保證安全第一改善服務工作爭取飛行正常的方針”，道出了老局長對民航人堅決貫徹周總理重要批示精神的殷殷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