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蕾 陳達

　　在微觀層面，民營企業則是海外采礦趨勢最早的捕捉和實踐者。

　　在蒙古已擁有34個探礦和采礦權的寶貝國際投資集團是一家動手較早、經營已具規模的民營企業，董事長卞洪登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稱，他們在海外投資方面醒悟較早，在90年代末就開始預測到這是一個有巨大潛力的市場。

　　但在談及民營企業在海外生存條件時，卞洪登顯得激動。他認為，與普通行業不同，海外尋礦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一樁生意，也關乎國家的利益。但是一直以來，民營企業單打獨斗，在國外遭遇了貸款難、信息服務環境差等情況。加之海外政治、法律環境的陌生，他呼吁使館對于涌入的挖礦企業，提供主動和細致的服務工作。

　　卞洪登認為，為國家尋找礦藏理應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早在世紀之初，以蒙古開發為例，那里富含稀土等戰略性礦山。他一度寄希望直接與政府或國有企業合作，迅速以充裕資金占領市場，但國有企業相對決策較慢，公文層層審批，溝通成本太大。

　　卞洪登說，早在2001年，中央政府就提出了礦業“走出去”戰略，但國有企業的啟動較為緩慢，事隔幾年之后，投資成本已被市場抬高，“他們(指國有企業)不缺開發的資金，現在也可以用高價買，但這都是國家的錢啊！”與此同時，民營企業的老板們眼看著機遇的流失。

　　前文所述有色建股份的一位高層領導也坦言，民營企業靈活、敏感，比國有企業先看到了機會，在近兩年的漲價潮中賺得豐厚的利潤。相比之下，國有企業因為體制的限制流失了多個項目。1996年，應當時的外交需求，有色建股份在贊比亞投資1.6億美元進行銅礦開發。該礦近年來為有色建股份帶來厚利。

　　但是當時中國在贊比亞的投資與大國相比仍是小頭。“其實還有更大的礦，我們當時沒有拿，沒有人預計到現在的狀況。”這位高層言語中透出惋惜。當時作為外交手段的項目，無人遠見到7~8年后的巨大經濟價值。

　　“如果我們再慢的話，礦源就會被老外搶走！”卞洪登說。他手中34個礦權正尋找采礦投資合作。“從內心講，我十分希望與中國企業合作，但是如果他們決策慢的話，

　　但與此同時，類似寶貝集團在海外投資多個礦源，再進行礦權交易的行為，也被業內議論為海外“礦權”在高利驅動下難以避免地炒賣，引發國際形象等方面的爭論。有多方消息披露，寧波、溫州等地的商人瞄準了這個領域，成規模帶著資金集體進入。但卞洪登直接回應說，這不是“炒作”，在當地合理合法范圍內，礦權可以交易，“說我們炒礦是計劃經濟的腦袋說的話”。

　　但事實上，民營企業確實也缺乏大規模開采的資金和實力，更為關鍵的是，與一般海外投資項目不同，礦業是專業性強、風險高的行業，在有色建股份的那位高層看來，國有企業可以提供專業評估與勘探隊伍，在與使館的溝通上也有先天優勢，容易應對國外的政治、經濟環境帶來的風險。

　　“一些民營企業在非洲剛果開礦，按照一般方式做，投個十幾萬美元買開挖機在那里挖，這個還不叫開礦，還用的是我們國內的那種煤礦小作坊的方式。”顧衛平則認為大部分民營企業現在還停留在零星、散亂的階段，不成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