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把“煤變油”視為高油價時代的“提款機”，不如看成是應對真正石油短缺時代的技術和戰略儲備更為理性

　　本刊記者 于達維/文

　　面對中國石油消費快速增長的現實，一個熱度不斷攀升的話題，是“煤變油”。

　　所謂“煤變油”，就是以煤炭為原料，通過化學加工過程，生產油品和石油化工產品。到目前為止，內蒙古、寧夏、河南、陜西、貴州、山西等地，都相繼提出了自己的煤化工項目，希望到2010年各自形成數百萬噸煤變油產能。涉足的企業，包括了中國的神華集團、兗礦集團，以及南非沙索公司(Sasol)、英荷殼牌等眾多能源“大鱷”。

　　今年4月，作為中國“煤變油”行業的領軍人物之一，45歲的中國神華煤變油公司董事長張玉卓，在北京舉行的一個國際性會議上表示：到2020年，中國煤變油產業將形成5000萬噸產能的規模，其中僅神華集團一家就將具備年產3000萬噸的能力。

　　“煤變油”中國熱

　　“煤變油”作為一項新技術，上個世紀20年代最初出現于德國，后美國、日本、南非等都開始跟進。但最新一輪熱潮，卻興起于全球油價高企的大背景下，其中尤以美國、中國這樣的能源消費大國為代表。從2005年初開始，美國蒙大拿州州長布賴恩施韋澤(Brian Schweitzer)開始到處宣講煤變油的主張。美國煤炭協會也敦促美國政府為煤轉油項目提供補貼或其他資助，爭取煤轉油產量到2025年達到每日260萬桶的目標，即實現約1.3億噸的年產量。

　　“煤變油”現有的核心專利和技術，大部分掌握在美國、英國、南非等一些國家公司手中。中國煤炭儲量高居世界首位，在一次能源供應中，煤的比重高達三分之二；加之面臨石油消費激增的現實，中國充分和深度利用煤變油技術的沖動，顯然更為迫切。

　　據《財經》記者了解，目前，神華集團在內蒙古神東煤田的直接液化項目試驗已成功，預計2008年可實現煤變油工業化生產。作為世界上首個煤直接液化項目，其一期工程生產線總投資為245億元，建成后將年產各種油品320萬噸。按照計劃，二期工程也將于2010年投產，建成后將年產各種油品280萬噸。

　　除了在建項目，神華集團還正在規劃寧夏、新疆、內蒙古呼倫貝爾的煤液化項目，油品總產能達到3000萬噸，預計投資在2000億元人民幣以上。

　　山東兗礦集團榆林煤變油項目，也計劃在今年上半年報國家發改委核準，并力爭年內開工，2010年投產。根據其規劃，將最終形成年產1000萬噸的能力，其中一期工程為500萬噸；在起步階段的產能則設定為100萬噸，總投資約109億元。

　　一些掌握煤變油核心技術的外國公司也紛至沓來，尋找中國市場潛在的巨大機遇。其中，南非的沙索公司計劃與神華集團、寧夏煤業集團合作，分別在陜西榆林、寧夏銀川建立兩個日產8萬桶煤合成油的工廠。兩個項目預計到2012年投入運營，年產共5840萬桶。

　　沙索中國公司執行副總裁陳黎明對《財經》記者表示，南非方面希望以技術等做投入，在這兩個項目中獲得50%的股份。目前，這兩個項目都已完成預可行性研究，正準備進入可行性研究階段。

　　該領域內另一家技術領先者是殼牌公司，它除了已向中國15個項目發放了技術許可，還同神華集團、寧夏煤業集團簽署了在“煤變油”方面的合作協議。

　　盈虧平衡點

　　由于技術路線的不同，“煤變油”可分為間接液化和直接液化兩大類。

　　所謂間接液化，是先把煤炭在高溫下氣化成合成氣，然后再在催化劑的作用下，將合成氣轉化為液體油品或石化產品。直接液化是把煤炭先磨成煤粉，與溶劑配成油煤漿，然后在高溫、高壓和催化劑的作用下，直接轉化成液體油品。

　　從單純技術角度而言，“煤變油”應無大的障礙。但這一產業能否蓬勃成長的關鍵，在于其在成本上是否具有競爭力。

　　“煤變油”的成本主要包括煤、催化劑、水、電以及運營成本等。其中，煤的成本占到30%左右。以神華在內蒙古鄂爾多斯的神東煤礦坑口90元/噸的價格計算，4噸煤轉化為1噸油，噸油成本僅有1200元。而據兗礦公布的數據，按照150元/噸的煤炭成本計算，噸油完全成本1986元，可與每桶25美元至28美元的石油競爭。

　　但是，這樣的成本核算仍存在爭議。“以坑口煤價計算成本，并不是放之四海皆準，這種利潤是否有普遍性要打個問號。”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級顧問周鳳起對《財經》記者表示。

　　中國能源網CEO韓小平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的擔心。在他看來，中國煤炭的價格實際上被遠遠低估了，煤的價格在別的國家遠比在中國高很多。這也是煤變油難以在全球大規模推開的主要原因。

　　“如果再考慮外部環境成本等因素， 也許原油價格達到55美元時，煤變油才有可能盈利。”他補充說。

　　今年年初，張玉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語氣就已有了微妙變化——只要油價在40美元以上，煤變油項目就應有合理回報。

　　有媒體稱，沙索中國執行副總裁陳黎明曾表示，煤變油項目的盈虧平衡點，應該在40美元至45美元之間。不過他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否認了這一說法，認為該平衡點實際上取決于很多現場條件，比如開采成本、投資規模以及運輸成本等，“不能一概而論”。

　　畢竟，建設一座煤液化工廠，其投資相當于一座同等規模的煉油廠的6倍到9倍。據測算，建設一座100萬噸產能的煤液化工廠，所需投資達100億元，僅啟動資金就需要30億元。這樣龐大的投資要獲得良好的回報率，就要求原油價格必須長期保持在平衡點以上。

　　環境挑戰

　　如果說油價波動存在不確定性，那么煤變油所面臨的環境方面的挑戰，則更為切近。

　　就某些方面而言，煤變油帶來的環境效益是積極的。中國煤炭科學研究總院煤化工分院院長杜銘華認為，與直接燃燒相比，煤液化可以減少二氧化硫的排放。以2010年中國實現4000萬噸煤液化計算，可以減少650萬噸二氧化硫和800萬噸粉塵的排放，幾乎相當于目前排放量的一成左右。這對于在“十一五”期間，中國政府提出的實現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削減10%的目標，顯然是一個好消息。

　　然而，把富碳的能源轉變成另一種碳氫化合物，同時意味著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據測算，煤液化生產過程中釋放的二氧化碳，相當于傳統油品制造過程釋放量的7倍到10倍；煤炭制成的油品在使用過程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也相當于后者的兩倍。

　　在中國以及很多國家，二氧化碳并沒有被列為主要污染物，中國也沒有在這方面作出過任何國際的或者國內的承諾。但是，隨著全球變暖的影響逐漸加劇，尤其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今年以來先后發布了第四次評估報告的三個分報告，國際上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采取更強有力措施，以遏止溫室氣體排放的呼聲日益高漲。

　　因此，對于即將成為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的中國來說，在產業抉擇中，必須越來越多地考慮到這一因素。

　　另一個無法忽略的環境因素是水的問題。神華煤直接液化項目，每3噸至4噸煤可轉化為1噸油，整個生產過程需消耗8噸至9噸水。沙索公司所采用的間接液化方式，耗水量更是直接液化的1.5倍。

　　中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除云南和貴州，多數富煤地區都更是處于嚴重缺水狀態，這無疑對水資源供應提出嚴峻挑戰。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陳黎明稱，沙索和神華已聘請加拿大ERM公司和黃河水利勘測設計院對水源進行分析，結論是，無論在陜西榆林還是在寧夏銀川，當地水資源在合理調配后，都應可滿足項目需求。

　　但一些環保人士還是對《財經》記者表示了自己的憂慮。在他們看來，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水資源的需求不斷上升將是無法回避的趨勢；而無論是地下水資源還是黃河水資源的供應，都有著很大的局限性以及不穩定性。一旦出現水資源緊張狀況，如果政府優先保證這種重大項目的用水，普通民眾乃至當地的整體生態環境，都可能成為“犧牲品”。

　　誰決定未來？

　　長期以來，除了南非因資源稟賦和特殊的歷史背景，大規模進行了煤變油商業化，掌握煤變油技術的美、日、德三國只限于研究、示范和試驗階段，始終沒有真正投入商業運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大規模推進煤變油項目格外引人關注。

　　原因很簡單——從實驗室到真正的大規模產業化，可能遭遇的挑戰或者說困難很可能無法預測。

　　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員、國家煤轉化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兼首席專家李永旺告訴《財經》記者，神華在上海進行的直接液化裝置中試結束后，發現直接液化工藝要求反應條件過高，對裝備上要求太嚴，在安全性上有隱患。

　　因而，中國能否在這一過程中真正為世界各國提供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無論在技術路線選擇上還是在產業政策上，都還是未知數。

　　原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國家能源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之一周大地，是最為審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財經》記者表示：“從世界范圍內看，很長一段時間內，以煤炭為原料制油沒有任何優勢，不是新能源發展的趨勢。以一種稀缺資源去替代另一種稀缺資源，是要付出代價的。”

　　畢竟，到2002年底，中國探明可開采的煤炭資源也僅為1886億噸。依照目前的產能和利用方式看，中國可直接利用的煤炭資源也僅能維持30年時間。

　　隨著國內眾多煤變油項目紛紛上馬，中國政府似乎感到了降溫的必要。畢竟，其龐大的投資規模以及潛在風險，都是不能不面對的。

　　2006年6月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參觀了神華內蒙古直接液化項目現場，表示“神華集團煤變油項目是國家能源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次重大的科技探索”；但他同時也提醒，“要尊重科學規律和經濟規律，先行試點，不可一哄而起。”

　　當年7月14日，國家發改委正式發布通知，要求各級主管部門暫停煤變油項目核準，一般不批準年產規模在300萬噸以下的煤變油項目。迄今，發改委僅核準了神華集團內蒙古直接液化項目，并允許神華三個合資項目以及兗礦集團榆林100萬噸示范項目進行前期準備工作。

　　僅兩個月后，發改委又表示，鑒于煤炭液化項目技術和經濟風險大、裝置間技術關聯復雜、投資高，經濟效益受項目規模及原油價格波動影響非常顯著，且需水資源條件保障， 在國家煤炭液化發展規劃編制完成前，暫停煤炭液化項目核準。在神華在建項目建成前，非經許可，暫不批準其他企業引進煤炭液化技術和項目。

　　也許正是出于對盈利能力的擔憂，正準備整體上市的神華集團，也并不準備將煤變油項目包括在內。神華能源董事會秘書黃清告訴《財經》記者，在盈利能力得到保證后，上市公司將對煤變油項目享有“優先購買權”。

　　對中國政府的調控政策，陳黎明對《財經》記者表示，沙索公司并不認為煤變油要在中國“遍地開花”，應控制在一定規模內，第一是作為戰略儲備，第二是作為替代能源的重要途徑之一，“要所有汽車都燒煤變油，也是不現實的。”

　　“煤液化技術，對美國和中國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續性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戰略儲備。”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煤炭與能源研究中心主任麥克爾卡米斯(Michael Karmis)告訴《財經》記者，“中國在煤變油項目上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決定。”

　　很顯然，這一切并非簡單的博弈。地方政府的投資熱情，國內煤炭企業的“突圍”沖動，都將持續地考驗決策者的整體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