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至今已逾20年的三九集團，其興衰均與趙新先密切相關

　　本刊記者 季敏華/文

　　歷經一年零四個月的牢獄生活，原三九集團董事長趙新先正在等候宣判。

　　這位現年66歲的三九創始人于今年2月14日受審，與他同時走上深圳羅湖區法院被告席的，還有原三九集團的三位高管——陳達成、張戎欣和榮龍章。

　　深圳市檢察院指控趙新先等四人的罪名是“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陳、張、榮三人還被控“騙購外匯”罪。四人均作無罪辯護。

　　案件由三九健康城項目而起。檢方指控趙新先等未經董事會程序，偽造董事會文件，擅自完成對三九健康城的收購。之后，又于2004年三九集團清產核資期間，對上述高達4.7億元的股權投資作損失核銷處理，令三九集團遭受巨大損失。

　　“健康城案”耗時年余，幾經反復，最終悄然開庭。案情本身并不復雜，卻可管窺三九集團的種種積弊。創辦至今已逾20年的三九，其興衰均與趙新先密切相關。這家有著鮮明創辦人色彩的央企巨頭，如今業已易主。

　　接近趙新先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趙在獄中狀況尚好，心態樂觀。當然，無論獲刑與否，“趙新先的三九”已然翻過。

　　健康城案

　　三九健康城項目位于深圳龍崗區坪山鎮馬巒村，占地8.5平方公里，于2001年8月動工。其早期項目公司為深圳金萬利高爾夫度假村有限公司，由香港金萬利公司和坪山鎮政府在1994年合資設立。

　　1995年底，香港昌騰公司董事長林清渠收購了金萬利高爾夫度假村有限公司，更名為深圳海景高爾夫度假村有限公司；不久，相繼獲得項目開發、經營計劃等審批文件。然而，之后林氏亦無財力啟動項目建設，度假村一直爛尾。

　　四年后的1999年，林與時任香港三九汽車有限公司(下稱三九汽車)總經理的陳達成相識，將項目公司80%股權轉讓給三九集團，作價4.7億港元。

　　趙案起訴書稱，2000年2月，在未經正式評估，未經三九集團黨委研究，也未按規定上報國家有關部門審批的情況下，趙新先擅自代表香港三九公司與外方簽訂股權收購協議，收購額為4.7億港元。事后，趙等人偽造香港三九公司董事會2月16日的會議記錄，虛構董事會討論通過了此項收購。

　　涉案的另外兩名被告，張欣戎原為深圳三九藥業有限公司(下稱三九藥業)總會計師，曾任趙新先秘書；榮龍章原為三九集團總會計師。

　　由于香港三九公司并無支付股權款的能力，陳達成等三人協商后，提出以申請銀行貸款及虛構股東分紅的形式來支付這筆款項，獲趙新先批準。

　　4.7億港元收購款分兩批完成。首先。以三九藥業在深圳中信銀行的2.3億元人民幣存款作質押，三九汽車在香港中信嘉華銀行取得2億港元貸款，轉而支付給林清渠。這筆貸款到期后，三九藥業以上述2.3億元人民幣存款，抵償了三九汽車對中信嘉華的2億港元債務。

　　三個月后，趙新先指示陳達成等三人采取虛增分紅數額的手段，并偽造《深圳三九藥業有限公司董事會關于1999年滾存利潤分配的決議》，向香港三九公司支付2.926億元人民幣，并為此向國家外匯管理機構及銀行騙購外匯3530萬美元(折2.7498億港元)。此后，這筆外匯被匯至香港三九公司，后者從中抽取2.7億港元交付林清渠，至此全部付清股權交易款。

　　收購完成后，項目變更為“三九大龍健康城”。趙新先曾對外宣稱將投資43億元，用五年時間打造“亞太地區最大的國際性健康、休閑和文化藝術中心”。但健康城因所征土地手續不齊，至今仍處停滯狀態。

　　庭審當日，為趙新先等四人辯護的共有來自北京、深圳等地的八名律師，頗有聲勢。北京律師田文昌、朱勇輝為趙新先作無罪辯護。田文昌表示，三九集團雖未就收購健康城項目作正式決議，但領導班子均知曉此事，因此并非趙濫用職權的行為；并認為健康城項目如今已經升值，因此并未造成嚴重后果。

　　問題三九

　　縱觀三九歷史，單獨一個“健康城案”遠不足以置評趙新先的功過得失。

　　趙新先在1985年創辦了三九集團的前身深圳南方制藥廠，初始資金來自部隊醫院——廣州第一軍醫大學的500萬元出資。1991年，蒸蒸日上的南方制藥廠直接掛靠解放軍總后勤部，后者再將下屬新興企業集團在深圳的酒店、貿易公司等資產劃撥，與南方制藥廠資產一起，共同注入新成立的深圳三九實業總公司，后變更為三九集團。

　　1998年末，在“軍企脫鉤”的大背景下，三九集團脫離總后勤部，轉而掛靠國家經貿委，并在2002年機構改革后最終由國務院國資委管理，在身份上由“軍企”變身“央企”。

　　但是，三九多年發展則主要是“內部人掌控”的創業型企業軌跡，以企業家創業、累積而發家，趙新先本人直接握有經營自主權，一度在三九集團身兼黨委書記、董事長、總裁和首席執行官四職。自1992年以來，三九歷經并購擴張，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中成藥制造商，是連續多年的中國“500強企業”。然而，繁榮景象難掩問題叢生。因擴張過速，公司治理漸漸失控，集團高管屢有假公濟私之舉，下屬企業也多有侵占挪用之事，日后的危機已經埋下。

　　盛極而衰的時刻在2001年到來。三九集團因占用下屬上市公司資金高達25億元，遭中國證監會通報批評并立案稽查，三九危機隨即曝光，問題接踵而來，并購擴張的步伐戛然而止。僅在當年審計署對三九集團作審計時，其銀行負債初估已高達50億元。

　　時至2003年，三九集團在債務泥潭越陷越深，21家債權銀行集中追債并紛紛起訴，“三九系”整體銀行債務被曝超過100億元。

　　此時，距離趙新先謝幕的時間已不遠。

　　公私之惑

　　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趙新先在談及三九腐敗問題時黯然表示，他是一個人對一群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無奈自有緣由。在外界看來，正是趙新先在企業內部的“家長作風”，導致三九多年來近乎個人集權的企業文化。表面上是國家全盤持股，趙新先掌控公司大局，細處卻是一盤散沙，腐敗叢生因之難避。

　　一家以企業家創業為特征發展起來的企業始終國有股一股獨大，創業回報無從體現，負激勵隨之而來。為此，趙新先曾試圖理順三九產權，為自己和創業團隊安排股權回報。其中包括1998年啟動的“勞動持股方案”，也包括2003年前后的MBO方案，但此時三九危機已爆發，厘清創業者產權的最后一次努力隨之流產。

　　同樣，2003年前后，趙新先還曾啟動三九引資計劃，多方接觸境內外戰略投資人，并一度欲將集團核心控股母公司三九藥業的61%股權，作價17億元轉讓給印尼力寶集團。然而，同樣因為當年爆發的債務危機，重組未竟。

　　“趙新先為三九的重組轉制拼了老命，但就是回天無力。”知情人稱。

　　2004年5月，63歲的趙新先超齡離任，由他啟動的重組無疾而終。三九集團也從此告別早年的創業者時代，轉由國有出資人主導其未來的命運。

　　一年半后的2005年11月，趙新先在北京被拘，隨即押送深圳，自此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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