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魏黎明 廣州報道

　　廣東準備對屢控難降的藥價下一劑猛藥——處方藥將全部由政府定價。

　　日前，廣東相關政府部門表示，擬將約1.2萬種處方藥全部納入政府定價目錄。此前，列入政府定價目錄的處方藥僅約1600種。

　　3月上旬，國家發改委在廣州召開醫藥領域會議，會上發改委一位副主任透露，把處方藥全部納入政府定價目錄的試點，將率先在廣東搞起來。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藥品定價機制由最初的全面管制轉向全面放開，隨后又恢復部分管制。在此前一系列“收”與“放”的過程中，醫院、藥企、經銷商以及部分政府藥監人員結成了一條灰色利益鏈，“以藥養醫”、“看病貴、看病難”問題反而日益突出。國家發改委先后22次對藥品降價，但收效并不顯著。

　　同種處方藥一口價

　　目前，我國市場流通的藥品約1.6萬種，其中處方藥1.2萬種。而列入國家醫保目錄、由政府定價的藥品2400余種，其中處方藥1600種。所謂處方藥，是指必須憑執業醫師或執業助理醫師處方才可調配、購買和使用的藥物。

　　“老百姓反映的諸多

藥價問題都是市場調節價藥品。”廣東省物價局負責人表示。

　　以阿魏酸鈉注射液為例，在日前進行的廣東藥品招投標過程中，一支5ml裝的阿魏酸鈉注射液，不同企業的報價從1元到253.1元不等。

　　廣東此次試點改革的目的旨在改變這種藥價間的“天上人間”格局。廣東省物價局局長孫慶奇承認，根據國家發改委精神，廣東將率先改革藥品定價管理體制，將所有處方藥價格納入政府定價，進而力圖統一藥價。

　　孫慶奇說，藥品行業和一般商品行業不同，它的競爭不充分，替代性不強，具有相當的壟斷性，尤其是醫生的處方也具有壟斷成分，這使得醫患之間信息嚴重不對等。

　　據悉，相關的改革試點方案已提交廣東省政府。而一系列的調研論證已經完成，具體措施有望在今年年內開始實施。

　　目前，方案詳細內容尚未向外界透露，但據知情人士介紹，具體措施將主要借鑒日本的做法：

　　首先將組織人力對藥企成本進行調查核實，對藥品流通價格進行調查，藥品在零售商店的價格將作為重要參考。

　　另外，新藥價格，將參考同類原研藥(指原創性的新藥)價格，在成本調查基礎上，經專家審核委員會審核后再確定。而仿制藥價格，在藥品采購目錄中已有該類藥的，參照最低價格確定。

　　但一種藥品價格確定之后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針對這種情況再在一定時期內進行復核，通過對該藥使用范圍、市場規模等情況的考察，對藥價再行確定。

　　通過上述措施，處方藥五花八門的市場價格將有望被政府制定的“一口價”取代。

　　而與當初政府全面管制藥價不同，政府定價僅是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前奏，其后還將制定針對醫院的補貼機制，并逐步取消醫療機構藥品銷售加價率，推動建立財政投入機制；制定公開透明的定調價辦法，建立社會公示制度。

　　據悉，這一系列的改革力爭在3年內完成，而改革的目的是，“改革‘以藥養醫’的藥價管理模式，破解群眾看病貴難題。”孫慶奇表示。

　　下一步：醫院財政補貼機制

　　“我們可以接受政府定價。”連日參加廣東藥品招投標入圍談判的揚子江藥業公司華南銷售負責人季海軍對本報直言。

　　他說，本身參加招投標的藥品價格已經降得很低，“即使是政府定價也得考慮我們的成本吧？”

　　江蘇恒瑞醫藥公司副總經理劉江也表示接受。但他呼吁政府在定價之前應做詳盡的市場調查。

　　國家發改委近年連續22次降低藥價，并開展部分藥品從出廠環節制定價格的試點。事實上，藥品從藥企出去的這個環節的價格已經降到相當低的水平。

　　但就在藥企利潤不斷下降的這幾年，

衛生部門所屬綜合醫院人門診費用年均上漲8.2%，人均住院費用人均上漲8.6%。在廣東，今年1月份，醫療保健個人用品類價格上漲0.4%。

　　事實是藥品大幅度降價并未使患者直接受益。據廣州市衛生局統計，2006年廣州地區各大醫院平均每一診療人次醫療費用中，藥費占51.72%。

　　在醫療市場日益市場化的趨勢下，醫院天然有著創收的沖動，而醫患之間的種種不對等關系又極易促成藥費的居高不下。

　　中山大學公共衛生管理學院副教授胡正路分析表示，在藥費收入方面，大醫院和基層醫院情況又有不同。大醫院藥費收入占40%-50%，而基層醫院由于醫療設備較少，藥費收入占其總收入的80%左右。

　　由于以往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價往往偏高，醫院的獲利空間較大，反而在這個環節上縱容了“以藥養醫”模式的存在和泛濫。

　　在胡正路看來，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因為一旦切斷醫院的藥費收入來源，特別是基層醫院將難以繼續生存下去，最終對患者不利。

　　“政府補貼長期不到位，醫院不得不自己掙錢自己花，只好以藥來養醫。”胡正路說。

　　針對醫院的財政補貼體制成為試點改革的關鍵一環。

　　當前，我國財政對公共衛生投入不足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在廣東也是如此。“非典”之后的2004年，廣東醫療衛生支出僅占所有支出的3.94%。盡管近年來財政投入力度越來越大，但依然是杯水車薪。

　　廣東省人民醫院院長林曙光所說，每年財政補貼的錢還不夠支付醫院退休人員的工資。

　　而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長王深明則干脆表示，“我們醫院根本就沒有補貼。”該院由于隸屬中山大學，屬于(教育)部管醫院，地方政府并不負責補貼，而教育部經費劃撥到中大后卻并未再轉到醫院。

　　相對于大醫院，數量更多的基層醫院補貼更是有限，因此對藥費的依賴性也就更大。

　　與簡單的降價相比，這是政府在此次改革中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事實上，難題遠不止這一個。

　　試點改革面臨的三個難題

　　對于政府來說，處方藥定價的以往做法，難以收到實效，然而一旦實實在在地降價，對醫院特別是基層醫院而言，如何運轉也是此次試點改革的問題。

　　盡管在廣東省物價局的方案中，建立合理的補貼機制已明確作為處方藥政府定價的配套措施，但能不能在處方藥降價措施之前落實還沒有清晰。

　　王深明還有另外一種擔心：藥企是要追求利潤的，藥價降了，可能一粒藥丸中的有效成分就減少了，用藥數量也就必然增加，最后患者花的錢也不少。

　　“自己出錢，一塊錢都貴；不是自己出錢，一百萬也不貴！”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堅持認為，要解決看病貴難題，最終還是要建立第三方支付制度。

　　日本的版本是，實行處方藥政府定價的同時，還實行醫院補貼機制以及全民強制性

醫療保險。日本衛生總費用中，公共支出占81%，私人支出僅占19%。

　　近年來，我國政府對公共衛生的財政投入已經在不斷增加，相對而言，包括商業保險在內的第三方支付制度的建立依然沒有很好地跟上來。人口眾多、基礎薄弱，使得全民醫保在我國短期內幾乎難以實現。

　　除了財政補貼體制和第三方制度之外，決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另一大難點，還有政府多頭管理關系的理順。

　　在日本，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執行部門僅厚生勞動省一個。而這一職能，在我國分散到衛生部、藥監局、發改委、勞動保障部、民政部等多個部門。

　　即使由發改委出面主導此次處方藥政府定價改革，還要涉及到在短期內如何統籌協調這么多部門統一行動。

　　上述三個難題，“都不是一個部門所能解決的。”廖新波表示，而王深明和胡正路也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同一個意思：處方藥政府定價是好事，但不能指望它解決所有問題，目前政府只能先把事情一步步做起來。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